一、成因与定义
魏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扫坟，起兵控制京都。曹魏军权政权从此落入司马氏手中，史称高平陵之变或正始之变。司马懿事后背信弃义，不但夷曹爽三族，连其党羽何晏等人，也遭遇同样命运。借机铲除忠魏者，恐怕还不止本纪所云的：“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
王凌欲起兵讨司马懿，其子王广反对，《汉晋春秋》记录了他除赞司马懿“擢用贤能”、“修先朝之政令”外，但也沒否定过司马懿“同日斩戮，名士减半”的屠杀，王广这时人的口供，可信程度非常高。被杀的名士，当然是立场倾向魏室者。
怪不得日后司马绍问王导，己先祖当初是怎样得国，王导从正始之变说至高贵乡公被弑，听罢后他便以面覆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干宝《晋纪总论》（见《文选》卷49或《晋书》卷5）也称：“宣、景遭多难之时，诛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
蜀汉朝野议论正始之变，认为曹爽根本是罪不至死，即压根不同意司马懿说其谋逆之说法。费祎说：“若懿以爽奢僭，废之刑之可也，灭其尺口，被以不义，绝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亲甥，亦与同戮，为僭滥不当矣。”这些局外时人的看法，当属公允。
司马懿这样做的目的，正如夏侯霸所言的“自当作家门”、“营立家门”（见《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世语》及《汉晋春秋》）。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札记．曹氏司马氏之斗争》就解释：“并非谋求发家致富，而是谋求取代曹氏，篡夺政权，司马氏之心固不待司马昭而路人皆知矣。”因此房玄龄等在夷曹爽等人三族后，以“既而竟迁魏鼎云”作总结。
司马懿政变成功后的所作所为，完全印证周一良先生的解释：邑二万戶、奏事不名、朝会不拜、增官骑及鼓吹、立祖庙于京师洛阳。当中犹以立祖庙于洛阳，尽显其野心。正如柳春新先生在《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下篇第五章第一节分析：“司马懿立祖庙与蜀汉为诸葛亮立庙还有所不同，其事类似于古代诸侯立庙，有象征家族基业的意味，但古代诸侯都是立宗庙于自己的封邑，然则司马懿立祖庙于京师洛阳，其逼宗庙之嫌岂非更甚？司马氏代魏之心，信然昭著矣。”
司马懿家乡是在河內而不是河南；其封地是在颍川，显然不能用家乡或封地来解释祖庙选址。退一步，立祖庙于京师意味著甚么？就算是曹芳真心，政治智慧奇高的司马懿怎可能不多次辞让，一如辞让丞相、九钖般？
王导所述就包括平淮南三叛，他们忠与叛的对象分別是魏及晋，司马昭诛王经时就明说：“经正直，不忠于我，故诛之。”（见《世说新语．贤缓》“王经少贫苦”条注引干宝《晋纪》）
《晋纪总论》云：“二祖逼禅代之期”，当朝人评当朝事，这个“逼”字，把司马师兄弟觊觎帝位的野心和行动，生动地描绘出来。故三叛的成因相对容易解释，就是魏扬州都督（荊豫、雍凉因为司马懿曾长期留镇，旧部下不少，继任者或多或少与司马氏有渊緣），眼见司马懿父子的所作所为，从朝中复兴魏室无望，便打著讨伐主政的司马氏的旗号，对抗魏中央。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不是叛臣，只是想以外藩武力，击败已架空曹魏皇室的司马氏。但三人是否皆位一体，可称作魏忠臣呢？还是要看其实际行动，来细分当中的区別。
毌丘俭（可包括文钦）根本不用多作解释，不但郑樵、王应麟、何焯、卢弼等人沒怀疑，就算是姜宸英也沒否定过（他只否定王凌与诸葛诞）。
蔡邕被杀之后，不可能指望身在西晋的陈寿，能如何无所顾忌的直书这些反对司马氏的[叛臣]，再看看日后崔浩，原因不言而喻。本传虽云因夏侯玄、李丰被杀而不安，但沒有把紧接著的司马师废张皇后（三月）、曹芳（九月）一事写进本传內，明年正月毌丘俭、文钦等就起兵了。《世语》记录毌丘甸劝其父起兵时就说：“大人居方岳重任，国倾覆而晏然自守，将受四海之责”， 毌丘俭同意；再参照一下他的《罪状司马师表》，毌丘俭真正起兵之因就是表中所述的罪状之一：废帝。忠魏与否立场明显，故习凿齿也称：“毌丘俭感明帝之顾命，故为此役。”
杜恕是在嘉平元年（249年）或以前出任幽州刺史，那毌丘俭也只能是在该年或以前，从幽州刺史迁左将军、假节监豫州军事、领豫州刺史。淮南第一叛时，有沒有追随司马懿讨伐王凌呢？尽管本传不载，但这问题不如反过来问，司马懿容不容许战场前线的毌丘俭，拥兵自守事后还不被追究吧？要知道连亲戚满伟平第三叛时，称疾不进，结果换来免为庶人、伟子长武死在杖下的下场。毌丘俭几可肯定从征了，因为司马昭时已留镇许昌。不过当时的他，恐怕也不见得抗拒从征。
正始之变时，不是司马懿党羽的蒋济（事后坚决推辞封赏，与高柔、王观等形成鲜明对比，更欲誓保曹爽性命，因司马懿沒有遵守承诺，夷灭已投降的曹爽，当初作担保的他，自觉愧对曹爽，不久发病亡），身为太尉的他，当时可是把托孤大臣司马懿视为拨乱反正，参与其中也只是为魏社禝。当年能看出孙权不欲关羽得志，可以与吴结盟讨羽的他，战略眼光甚高的元老尚如此，何况毌丘俭呢？
另一方面，王凌谋立曹彪是其败笔，曹彪乃曹操之子，当年曹睿幼弱，谣传死讯，议曾有望得太子之机的叔父曹植继位，暂且可行。但以曹芳（哪怕身世可疑，政治合法性低）之叔祖辈曹彪替代，甚为不伦，本就无继承大统的资格。被看成有私心的异志者，王凌怪不得谁了。

那毌丘俭与诸葛诞又有甚么不同？分別还真的很大。毌丘俭起兵时曾欲邀其参战，但与司马氏有姻亲关系的诸葛诞（司马伷娶诸葛太妃），却是选择斩掉使者，更从讨淮南。他的反叛，只是司马昭见疑，欲在禅代过程中，扫除一个不稳定因素。故借征其入朝为名的迫反，并不是因为司马氏干了废帝等挑战魏忠臣底线的大事而反。
早有王凌拜为司空后，留督扬州之先例；诸葛诞借口吴军来犯，索十万大军防卫寿春，自找讨伐。司马昭让其只身来朝罢兵权，事前早为贾充、钟会看透，不会成功。身为八达之一、曾是青龙浮华案的核心之一，本与夏侯玄、邓飏相善的他，都督豫州时不惧，毌丘俭败亡后才惧不自安，继而阴养死士？还不如说其自恃与司马氏有姻亲，骑墻派的作风，正如仇鹿鸣先生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第二章第三节所述：“保全自己一方诸侯的地位可能才是其现实的选择。”
最有意思的是，诸葛诞会面使者贾充时就说过，王昶比自己更有资格当司空，司马昭在讨灭诸葛诞后，果以其为司空，但仍留镇新野。因为王昶曾受司马懿提携，非诸葛诞可比。因此诸葛诞就算沒有如《魏末传》那般正气，直斥贾逵之子的一番严正言辞，司马昭大军还是会至扬州的。他这番话，是否就可视其为魏之忠臣呢？
心不自安、垂死挣扎的人，也可在死前说些装正直的大话。退一步，诸葛诞犹疑再三，终选择当魏忠臣，但他可不像毌丘俭那般决断，司马师废后废帝就起义兵。他不合扬、豫之力图司马氏，反是从讨毌丘俭，是铁一般的事实。他们起事的决心，更加是云泥之別，毌丘俭是率众渡淮水，西至项，有救帝之企图；诸葛诞却是闭城自守，更遣使至吴称臣求援，有想过曹髦吗？文钦投吴是因兵败无路可逃，实属无奈之举。
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十曰：“魏而亡，亡于司马，亡于吴，无以异也，吴岂为魏惜君臣之义，诛权奸以安其宗社者哉？诞遣其子靓称臣于吴以起兵，则昭未篡而己先叛；以叛临篡，篡者未形而叛者已著；其志悖，其名逆，授司马昭以讨叛之名，而恶得不败邪？”确实，诸葛诞的行为，和薛安都因沈攸之大军将至，以彭城降北魏，又相差多少呢？
或有人问：《晋书．景帝纪》不也记录毌丘俭和文钦“各遣子四人质于吴以请救”的吗？那就要回到这条记录的最早出处：《世语》的身上了。首先，裴松之对其“大将军奉天子征俭，至项；俭既破，天子先还”一句，批评曰：“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干宝、孙盛等多采其言以为晋书，其中虚错如此者，往往而有之。”那在可信性方面，少不免要打点折扣了。
更直接的问题是，当中虽确实有“遣子宗四人入吴”一句，但并沒有“质”或“请救”二字；那吴方的态度呢？《三国志．孙亮传》和《三国志．孙峻传》一致是说吴军“袭寿春”，“袭”和“救”完全是两回事，当中更沒有提及毌丘俭请救一事。这不单单是出现在《吴书》身上，《三国志．毌丘俭传》正文也是只字不提，《三国志．高贵乡公纪》只云孙峻的号十万大军至寿春，从沒提及他们欲救毌丘俭。这和诸葛诞的称臣和吴的救援，形成鲜明的对比。陈寿写史严谨，宁愿放弃可靠性存疑的史料，也不愿写进书內。由此可见，《晋书》把《世语》演译成救援，是完全有问题的。
那《晋书》有沒有把他国欲侵略之军，本传专美的情况下，歪曲成援军呢？答案还真的是有，其父本纪就有先例：公孙渊曾吞拼孙权的赠礼并攻杀其使节团，让孙权大怒，还欲亲征，他还巴不得公孙渊早日归天，出兵只因羊衜建议不如坐收渔人之利。但在《宣帝纪》中，居然变成“权亦出兵遥为之声援”。
《资治通鉴》根本沒有採纳《晋书》所述；《建康实录．废帝》也只云：“吕据袭寿春，魏将文钦降。”若可以把魏忠臣的角色，改变成勾结外敌的乱臣，正正是司马氏所乐意可见的记录。同是司马氏的叛臣，诸葛诞有记录，毌丘俭却偏偏沒有，岂不更反证毌丘俭真的沒有连援东吴的举动？毌丘俭可不像诸葛诞，有诸葛太妃这样在朝廷有点影响力的女儿啊。因此，《景帝纪》所记，恐怕不可信，至少吴根本沒有救援毌丘俭的企图。文钦倒是有，但那也是战败后的事了。

那王凌呢？当年袁绍谋立刘虞为帝抗衡董卓，曹操不从只因刘协无过，但不是代表曹操视刘协有多神圣。王凌谋立曹彪于许昌，正如前述是其败笔，更因此被赵昆生先生在《三国政治与社会》第二章第五节推论：“即同朝为臣，都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条件，不愿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同僚俯首帖耳。”
这不是无的放矢，南朝宋沈攸之欲起兵讨伐弑帝的萧道成，对儿子沈元琰曰：“吾宁为王凌死，不为贾充生。”但《资治通鉴》卷134宋顺帝升明元年，却多了一句《南史》所沒有的句子：“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专制朝权，心不平。”由此可见，视王凌、沈攸之因不服当权者而起兵的史家，为数也不少。而事实又是否这样呢？
虽然是密泄才招致司马懿进讨，但王凌是在高平陵之变后，已开始与其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筹划，鉴于帝幼为强臣所制，以“长以才”的曹彪代替（令狐愚闻曹彪有智勇，可能亦是原因之一）。这点看来就是衡量其有沒有私心的考虑因素了，若不过是想取代司马懿的执政地位，另立幼帝不是更便于控制吗？曹彪这五十多岁的老头子（朱建平相其五十七岁时，有刀兵之灾，结果因王凌而被赐死），不太好驾御吧？
再以吴丞相濮阳兴为例，“是时蜀初亡，而交阯携叛，国内震惧，贪得长君”，孙休崩欲立孙皓，真的是沒有个人私心，恐怕正因如此，朱太后才沒多大异议。无奈其识人眼光简直糟糕，误信万彧（与孙皓善）这有私心的进言，结果比孙峻、孙綝主政（幼主孙亮被架空）更恶劣，这就始料不及了。
还有，《（萧常）续后汉书．魏载纪一》云：“王凌愤司马懿专国，欲起兵诛之，不克。”同书其本传则云：“曹芳拥虚器而已，凌每切齿，且谓芳昏弱，故受制於懿。”如上述所言属实，那可以几可肯定，王凌只是智短而非有私心，可称魏的忠臣。与诸葛诞的迫反，不可同日而语。
干宝《晋纪总论》虽云：“初，凌以魏主非明帝亲生，且不明也，谋更立楚王彪。”但也沒有证据显示，王凌只是欲立一傀儡。
最后用一个反司马氏的时人看法做总结：嵇康。他不但是生于曹魏皇室的故乡谯郡，更重要的是他娶了曹氏之女长乐亭主（注1）。友人山涛举康自代，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公开表示“非汤武而薄周孔”一句，拒不仕晋，惹怒了司马氏，终为司马昭借故杀掉。
嵇康的《管蔡论》，反对以往看法，认为他们是忠臣，其实就是借古讽今（司马昭自诩为周公），《嵇康集校注》引张采评语：“周公摄政，管蔡流言；司马执权，淮南三叛。其事正对。叔夜盛称管蔡，所以讥切司马也。”
《三国志．王粲传附嵇康传》注引《世语》云：“毌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是否沿自钟会之谮，不得而知；其在《晋书》的本传，也有相似的记录；但正如景蜀慧女士的《魏晋诗人与政治》第三章所料：“但就嵇康平素之为人和政治情感来说，此事却并非无可能。”
嵇康慷慨就义时，曾在刑场弹《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一曲，亦让此曲名颂千古；韩皋曾叹此曲：“妙哉！嵇康此曲，其音主商，商为秋声。秋者，天将摇落肃杀，其岁之晏乎！又晋乘金运，商、金声，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晋将代也。慢其商弦，与宫同音，是臣夺君之义也，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司马懿受明帝托孤，反有篡夺之心，自诛曹爽，逆节弥露。王凌、毌丘俭、文钦、诸葛诞相继为扬州都督，咸有匡复魏室之谋，皆为懿父子所杀。叔夜以扬州故广陵之地，四位魏臣全败散于广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广陵始也。《止息》言晋虽兴，终止息。其哀愤躁蹙，憯痛迫胁之旨，在永嘉之乱应验了！”（详见其在新、旧两唐书的附传）韩皋所言若属实，那表示嵇康视四人皆为魏之忠臣。
顺道说说文钦，“及爽诛，钦已内惧，又好增虏级以邀功赏，司马师常抑之，由是怨望。”《资治通鉴》卷76是这样总结文钦起兵之因，坏就坏在这记录是一定有水分，因为是司马氏的政敌，陈寿等史家大多不敢明写他们的事跡，早有公论。司马师虽比不过刘义隆，开先杀人后定罪的先河，但对政敌罗致罪名，是少不了的。性质接近全琮父子争功，以“诈增其伐”为由，诬告张休、顾承和陈恂一事。真正主因还是二宫之争，为鲁王党的全家父子借机打击太子派（注2）。
注1．《三国志．沛穆王林传》注引《嵇氏谱》说嵇康妻是林子之女也，即孙女；《文选》卷16江淹《恨赋》注引王隐《晋书》说她是林之女。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德行》“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条认为，当从《嵇氏谱》。
2．为鲁王霸友党所谮，与顾谭、承俱以芍陂论功事，休、承与典军陈恂通情，诈增其伐，并徙交州。《三国志．张昭传附子休传》
时论功行赏，以为驻敌之功大，退敌之功小，休、承并为杂号将军，绪、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构会谭，谭坐徙交州。《三国志．顾雍传附孙谭传》
全琮父子屡言芍陂之役为典军陈恂诈增张休、顾承之功，而休、承与恂通情。《顾谭传》注引《吴录》

二、王凌的自裁
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涂不过七日；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肥之固。龙泉之陂，良畴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薮泽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产草滋之实，荒年之所取给。此则系乎地利乎也。其俗尚气力而多勇悍，其人习战争而贵诈伪，豪右并兼之门，十室而七；藏甲挟剑之家，比屋而发。《晋书．伏滔传》
东晋桓温参军伏滔的《正淮论》，主要有三点：一、位于淮水中游的寿春，地理位置重要，南北双方的共同门戶，正如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南直三．寿州条》所讲：“州控扼淮颍，襟带江沱，为西北之要枢，东南之屏蔽”、“自魏晋用兵，与江东争雄长，尝不先事寿春。”再加上八公山、肥水等山水之险，对防守方很有利；
二、寿春位于颍口、涡口之间，以水路可达徐泗、中原、合肥。《水经注．肥水》生动的描述了：“肥水自黎浆北迳寿春县故城东为长濑津，津侧有谢堂北亭，迎送所薄，水陆舟车，是焉萃止”；
三、芍陵等水利开发，《晋书．食货志》记录了司马懿纳邓艾计后，淮南的盛况：“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顾祖禹因此评价：“夫芍陂，淮南田赋之本也，曹公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而军用饶给。齐、梁间，皆于芍陂屯田，而转输无扰。”
所以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都在反复接据寿春、合肥一段，吴最后也参一脚，实因淮南“得之者安，是称要害。”（见《陈书．吴明彻传》）、“寿春失，则出合肥扰历阳，建康不得安枕也。”（见吕祉《东南防守利便》）“
王凌出自太原王氏这大族，司徒王允是其叔父。与常林同为梁习所荐的他，先后历任兖、青、扬、豫四州州刺史，有治绩甚得民心。满宠离任扬州都督后，王凌继任，因为当时魏国实在沒有人比他更熟悉淮南事务了。其甥令狐愚又是兖州刺史，史称“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
王凌不但有《孙子兵法集解》一卷（见《隋书．经籍志》），也曾在洞浦口之战从讨吕范有功、石亭之战救曹休、芍陵之战败全琮，算是甚有军事才能的宿将一名，所以在正始之变前，已是司空。祝总斌先生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六章第二节，便以王凌、王昶、邓艾和钟会四人为例，认为魏后期的三公：“既然管事有限，作为荣誉头衔，用以尊崇外地功臣。”
个人人脉方面，如果策略得宜的话，或可至少让荊豫、雍凉两大都督区抱观望态度：
太原郭淮这雍凉都督虽是司马懿旧部，但其妻却更是王凌之妹。王凌被夷族时，她也在名单之內，结果郭淮其督将及羌、胡渠帅数千人叩头请淮表留妻，郭淮五个儿子更是叩首至流血。郭淮被迫抗命，遣人追回妻子，以及上书向司马懿求情。《世说新语．方正》“郭淮作关中都督”条更是夸张至：“州府文武及百姓劝淮举兵……百姓号泣追呼者数万人。”所以郭淮借故中立，不是全无可能。
荊豫都督王昶与王凌俱是太原人，这个同乡年少时，因王凌较年长，王昶以兄事之。王凌不但与王昶有旧，连荊州刺史王基也有点渊缘，王凌当年为青州刺史时，请其为別驾，可说是有提拔之恩。司徒王朗辟王基，王凌也抗命不遣，结果弄至王朗上书弹劾，可见王基深得王凌器重，他们之间的私交大概也不浅。豫州刺史更是魏忠臣毌丘俭，因此若王凌高举的旗号得当，荊豫都督区真有可能持中立态度。

拥立身在扬州的曹彪，加上妖马传言（注3），是其优势。但正如前述，这个当时魏唯一有声望、人脉、实力与司马懿叫板的都督，曹彪确实不是最合适的人选，沒办法，魏扬州仅有三郡国，但庐江和安丰又不太富裕，不可能立国，王凌根本別无选择。如欲另觅人选，应从曹丕一脉中找个曹芳同辈，又不是曹赞这些身在冀州河间国这么远的，人选也不算是沒有：与扬州仅一郡之隔的梁国，梁王曹悌。
当然，与曹彪相比，在文书內往的机密性方面，风险是大大提高，但合法性却又大幅度上升。清君侧其实也是另一可行方案，可惜王凌从沒考虑过。
可惜的是，王凌既谋非常事，就应该拿出圆滑的外交手腕，来联结曹魏其他掌兵者。他除了外甥令狐愚外，还能联络谁？魏忠臣毌丘俭？甚至连自己的亲家、扬州刺史诸葛诞（见《世说新语．贤缓》“王公渊娶诸葛诞女”条）也不能拉拢，那失败看来是早已注定了。
反观司马懿，再一次展现出他的灵活手段：文钦之父文稷，建安中时已为曹操骑将，魏讽谋反案时，文钦本连坐当铢，曹操因文稷之故赥；文钦为庐江太守时，王凌奏其贪残，不宜抚边，求免官治罪。但曹爽以文钦为同乡，厚养待之，不但不治，还遣还庐江，加冠军将军，贵宠逾前。
文家可谓深受魏恩，但司马懿就是能因王凌与文钦有隙，迁其为前将军而成功拉扰，进一步孤立王凌，或称初步插足扬州都督区。文钦尽管事后曾致书予郭淮，称：“王太尉嫌其（司马懿）专朝，潜欲举兵，事竟不捷，复受诛夷，害及楚王，想甚追恨。”但他当时的立场、起兵响应与否，俱只字不提。如有参与，司马懿不追究已属万幸，还会升迁？可见文钦实已被拉拢。文钦尚如此，那同是司马亲家的诸葛诞，也投向司马氏，就一点都不奇怪了。这与司马懿掌权后，立即召回夏侯玄，并以郭淮继任雍凉都督，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实儿子王广（注4），也说出了时人的心声：“凡举大事，应顺应民心。今曹爽以骄奢失民心，何晏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而且他们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人民习惯旧制，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沒多少人哀伤，皆因失民心之故也。今司马懿情虽难量，未有逆心，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故人心所归。凡爽之所以被憎恶的地方，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
如儿子之言不能尽信，那忠臣文钦则可信可信多了，日后其予郭淮的信中称：“大将军昭伯与太傅俱受顾命，登床把臂，讬付天下，此远近所知。后以势利，乃绝其祀，及其亲党，皆一时之俊，可为痛心，奈何奈何！”
若司马懿这托孤大臣，沒干出无故废立幼君这等大事的话，王凌其实恐怕也无法成功拉扰多少掌兵者。只能静待转机吗？无奈王凌自己也不年轻，近八十岁了，结果其甥令狐愚，还在嘉平元年十一月，先一步死了。不但严重打乱王凌的图谋，而且还引发尽知內情、兖州治中从事杨康的告密（令狐愚病重时，杨康已至洛阳，告密应发生于其病故后不久）。
蒋济曾向司马懿赞王凌：“文武俱赡，当今无双。儿子王广等志力，有美於父。”其后后悔所言，并称：“吾此言，灭人门宗矣。”因为蒋济深知司马懿事后，一定会加倍提防王凌。若有机会，有可能被借故或连坐，夷族铲除。
嘉平元年十二月，无功劳的司空王凌平白迁为太尉、假节钺，以暂安抚其心，这是司马懿的第一步。青徐都督胡质于嘉平二年死后，万斯同在《魏方镇年表》认为，由司马懿旧部胡遵继任（注5），此乃第二步。慢慢拉拢诸葛诞、文钦等扬州将领，至少让他们不会与王凌同谋，分化扬州武力是第三步。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以安东将军司马昭，持节，镇魏五都之一的许昌。许昌的重要性如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河南二．许州条》所言：“自天下而言，河南为适中之地。自河南而言，许州又适中之地也。北限大河，鲁无溃溢之患；西控虎牢，不乏山溪之阻；南通蔡、邓，实包淮、汉之防。许亦形胜之区矣。岂惟土田沃衍，人民殷阜，足称地利乎？”
同时许宫犹有武库（见《晋书．地理志上》），至西晋末年，王祢仍能取器杖。装备也是战略资源之一，双方必争。
以绝对不会叛变的儿子，统为数应不少的兵力，控制许下屯田区这一经济命脉（具体可参考邓艾的水利成果），以及封堵王凌欲迎曹彪于许昌的企图。正如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76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所说：“魏受汉禅，以许昌为别宫，屯重兵，以为东、南二方根本。”

王凌除了不知道诸葛诞等被阴诱外，自身兵力未必能应付胡遵、司马昭，以及其后的司马懿大军，这是显而易见的。碰巧二宫之争后，元气大伤的吴，老主孙权遣十万兵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为其提供集结兵力的口实：
召回散在淮南及淮北各地的士家屯田，诸葛诞反时就敛出十余万兵；把轮休之兵全调回府，例子见于全琮进犯时，史称“时州兵休使，在者无几”（见《三国志．孙礼传》）。扬州刺史孙礼的兵力总不会太少吧？轮休制下居然导致“在者无几”，那为数可不算少了。具体的比例，可参照邓艾建议淮南屯田的“十二分休”、诸葛亮重信用，让士兵继续休假的“十二更下”，两者皆是十分之二。
碰巧这时出现“荧惑守南斗”，浩详忽悠：“淮南楚分也，今吴、楚同占，当有王者兴。”
时人挺看重这一天文异象，南朝梁的陈伯之也是因为这样而起兵。尽管晋人在欲把此解释为孙权去世（见《晋书．天文志下》），来否定王凌出兵的合法性。但实际上孙权是两年后才去世，解释显得颇为勉强。
明年（嘉平三年，251年）春，上表欲讨吴。如果沒有杨康的密告，司马懿应不会增兵，但应会如去年王昶攻江陵那般，同意其伐吴计划。因为涂塘也算是有战略价值之地：陈金凤先生在《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第三章第一节，引用《晋书．祖约传》中，石聰曾以兵逼寿阳，“朝议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一事，认为“就是为了助寿春抵御后赵的进攻。”
所谋不果，王凌居然铤而走险，无把握不会泄密的情况下，遣杨弘以废立事，告知继任的兖州刺史黄华。黄华应是如令狐愚一样，屯在楚国平阿县，协守扬州，若一旦起兵，黄华不可能全然不知。但他又不是你的外甥，也不是忠臣李丰之弟李翼，结果他与杨弘一起向司马懿禀报。
为甚么司马懿不在杨康告密时发兵呢？观其日后审讯单固，单固矢口不认，若有文书在手，司马懿只需示之，根本不用杨康这证人的片面之词。这或能侧证，杨康手头上根本沒有王凌或令狐愚谋废立的文书，这与杨弘及黄华不同。王凌正如前述，乃魏之重臣，司马懿根本不可能仅凭一面之词，就发兵攻伐。
四月，司马懿遂率洛阳中军，经河水、渠水、蒗荡渠，潜军东伐，仅九天至颍水旁的甘城。又行对曹爽的旧智，先赦免其罪，又以其任尚书之子王广持书，书中称大军已至百尺（沙水与颍水的交汇口，为洛阳至寿春水路的必经之路，在项城附近），赞其有功于魏，把责任推在已死的令狐愚身上，麻痺王凌让其有一絲希望（內容详见《魏略》）。
王凌自知不敌，既蒙赦又自恃与其有旧，居然信以为真，忘记曹爽的前车之鉴，或者说较易中伪降计，以前已中孙布的（见《三国志．满宠传》）。遣王彧谢罪，送印绶、节钺以示投降。司马军到丘头（注6），王凌更面缚水次。
陈寿其后记录：“宣王承诏遣主簿解缚反服，见凌，慰劳之，还印绶、节钺，遣步骑六百人送还京都。凌至项，饮药死。”上述文字完全看不出司马懿之诈，以及王凌的真正死因。盖因陈寿仕于西晋，被迫回护，曹髦之死更看不出与司马昭的关系，可见一斑。真实情况当如以魏臣自居的鱼豢的《魏略》所载：王凌乘小船至司马懿，为其命人所止。同为三公却遭礼薄的王凌，此时已心知不妙，难得司马懿还严正的说：“我宁负卿，不负国家。”王凌自知难逃一死，索求棺钉，司马懿果然给予，意图已很明显。
五月，王凌被押至项时，服毒自杀。《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世语》曾云：“修与贾逵、王凌并为主簿，而为植所友。”王凌大概也与贾逵友好，故途经豫州刺史贾逵庙时（卢弼考证魏明帝时豫州治项），王凌有感而发，大呼：“贾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尔有神知之。”韩慕庐评曰：“八十老翁，尚复何求？水侧之呼，故是肝鬲语，堪愧死贾充辈。”
大军至寿春，张式等自首。曹彪不论是否真心参与，死是无可避免。像曹爽般的夷三族，不但包括令狐家，“彪之官属以下及监国谒者，坐知情无辅导之义，皆伏诛。”连曾为令狐愚的州別驾单固，也难逃一死。与单固对质的杨康，“后以辞颇参错，亦并斩。”封侯不成的杨康，结果与单固无异，当真讽刺，还不如俱行刑时的单固，这么有气节。王凌之妹，也就是郭淮之妻，其后被司马懿赦免，换取郭淮的死心塌地。
曹芳使韦诞劳军于五池口，又欲封司马懿为相国、郡公，司马懿推辞，但儿孙辈的封赏却老实不客气：是役司马昭督淮北诸军（豫、徐皆属淮北，尽管可能包括胡遵，但时间太短，司马昭应只来得及至邻郡，州治汝南郡安城的毌丘俭），会师于项，因功增邑三百戶，假金印紫绶；时任洛阳典农中郎将的司马望（有否率屯田兵从征，则不可考），封永安亭侯；连五岁左右的孙儿司马攸（已过继予司马师），也以从征为名，封长乐亭侯（注7）。
朝议咸以为《春秋》之义，齐崔杼、郑归生皆加追戮，陈尸斫棺，王凌、令狐愚罪宜如旧典。结果发二人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烧其印绶、朝服后埋之。对比两汉，魏较少用《春秋》决狱，此案只因沒有律令可依，只好引用《春秋》，日后这个典故也应用于谋反不成的王敦身上。令狐愚有客以私财更殡葬，行服三年，种植松柏，让一州之士愧之。这哥是谁？日后讨平凉州的名将马隆是也。
淮南第一叛，就这样沒声沒息的悄悄落幕。其后二叛，司马师兄弟沿用其父故智，先屯兵于陈国、颍川一带，静待大军集结，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河南二．陈州条》总结：“州控蔡、颍之郊，绾汴、宋之道。淮、泗有事，顺流东指，此其经营之所也。汉贾谊欲以淮阳禁吴楚。魏司马懿以陈、许图东南。”

司马懿顺理成章，以亲家扬州刺史诸葛诞迁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由看似已被收为己用的猛将、庐江太守文钦填补其空缺。胡三省评曰：“王淩死而用诸葛诞，诞亦终於为魏以司马懿之明达，岂不知诞之乃心魏氏哉！大敌在境，帅难其才也。”其实这也是说出了司马氏在淮南势力的单薄，稳定为先的妥协人事安排。
王凌一事牵涉至楚王曹彪，让司马氏有借口，把曹丕对诸王的限制政策，从置监国谒者这个专负监视诸侯封国的监察官员，进一步扩大，宗室之权与地位降至“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日后更有监守邺的司马伷、督邺城守诸军事的司马遂）此事也进一步显示出宗正之权，相对西汉的，进一步被削弱：宗室的司法权。此案司马懿不是交予宗正，而是廷尉这正常的司法机关。此例可算宗正由位显职重的诸卿，降至闲职的理据之一。
《晋书．乐志下》载晋鼙舞歌五篇中的《天命篇》中，最后就以这句结尾：“黄华应福始，王淩为祸先。”可见是役对司马氏夺权的地位，杨弘和黄华因此封为乡侯。
六月，司马懿病中梦见贾逵和王凌。七月，以其弟司马孚迁为太尉，填补王凌的空缺。八月，司马懿病故，诏以其子司马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曹丕当年以司马懿为顾命大臣时正好也是任此职，老父示以让司马师继嗣之意甚明。
魏忠臣、中领军许允闻司马懿死讯后，对夏侯玄说：“无复忧矣。”夏侯玄却叹曰：“士宗，卿何不见事乎？司马懿犹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司马师兄弟不容吾。”他们的对答，正正预视魏忠臣的逆袭，正慢慢蘊酿中。同时，夏侯玄这宗室也洞察出，威望远远比不上乃父的司马师兄弟，宁斩草除根，也不安朝臣之心，把魏忠臣夷三族。但他想不到，司马师是连不尽心尽力者也杀的（注8），德薄与否已不太理会。
3．愚闻楚王彪有智勇。初东郡有讹言云：“白马河出妖马，夜过官牧边鸣呼，众马皆应，明日见其迹，大如斛，行数里，还入河中。”又有谣言：“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楚王小字朱虎，故愚与王凌阴谋立楚王。《三国志．王凌传》注引《魏略》
曹彪既称楚王，且本传云太和六年，他又从白马县改封回楚国。嘉平元年他仍身在淮南，理应毫无疑问，但从兖州刺史令狐愚，遣张式找他一事来看，曹彪又似仍在白马县。故卢弼也说：“彦云都督扬州，屯兵寿春，与楚王近在咫尺，何事不可协商，乃必遣将远至东郡之白马，事之离奇，无过于此。”
诸书纪传皆言楚王，曹彪在王凌起兵前应仍在淮南，也许是陈寿误书令狐愚遣使，实为王凌，至少关键人张式，是在寿春投降，他应是扬州将领。柳春藩先生在《正说司马懿》第十讲中，也认为会面地点应在淮南。
4．王广主张才性离论，见《世说新语．文学》“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与主张才性异的李丰接近，与主张才性同的傅嘏、主张才性合的钟会大相径庭。他们的主张不但涉及选举办法，更提升至思想、党派之分。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初编．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认为，主张才性不必结合者，即支持曹操求才三令之重才不重德的宗旨，属于曹党，反之即为司马党。
5．我认为这推论是正确的，因为毋丘俭反时，胡遵能督青、徐诸军。他既非刺史，却在《景帝纪》中与王昶等都督、监、刺史并称“都督四方”，只能认为他至少是监；徐州刺史石苞和青州乐安太守桓嘉也参与了东关之役，可侧面显示胡遵至少此时已为青徐都督。
《高贵乡公纪》注引《世语》虽云石苞为青州刺史，但时间段不明确。相反，《水经注．泗水》说下邳大城內，有大司马石苞碑，若石苞沒在徐州任职，当地民众不可能替这不是当地人立碑，所以应该是《世语》误记。退一步，就算战后监青州的他同时兼任刺史（本传却沒记载），东关之战时石苞的职位还是徐州刺史。
下邳令武周亲自到徐州刺史臧霸的令舍；督青徐的桓笵，治下邳，并与徐州刺史争屋；司马伷代卫瓘督徐州，镇下邳。可知魏及晋初的徐州州治为下邳；谭其骧也认同。
6．大将军亲总六戎，营据丘头，内夷群凶，外殄寇虏，功济兆民，声振四海。克敌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头为武丘，明以武平乱，后世不忘，亦京观二邑之义也。《高贵乡公纪》
《王凌传》和《宣帝纪》所载的丘头和武丘，实同为一地。司马昭斩诸葛诞后，改名彰显其武功。
7．《晋书．齐王攸传》时间次序和年岁交代上，恐怕也排除了误字或错句的可能性：从征王凌－＞景帝崩，年十岁－＞时年十八，恐怕真的只能理解为祖父带孙儿从征了，像曹丕十一岁时，从征宛城一样。
8．毌丘俭之起也，大将军（司马师）以问陶，陶答依违。大将军怒曰："卿平生与吾论天下事，至于今日而更不尽乎？"乃出为平原太守，又追杀之。《三国志．刘晔传》注引干宝《晋纪》

三、司马师的移鼎
嘉平三年十一月，司马懿不但从祀于祖庙，更以功高爵尊为由，变成从祀者之首。这其实是为司马师继续当政找法理依据，因为是权臣家族的內部权力转移，尽管他以“伊陟代伊尹”的典故开脫，但合法性大不如有魏明帝遗命辅政的老父。
故司马师一边通过姻亲，进一步强化与郭太后的同盟；另一方面奉三祖典制（曹操三祖孙），非军事不得妄改，即不变法以免损害魏官僚既得利益者。四年正月，迁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能集中于一人的权力，基本都已尽揽。
此时吴托孤大臣诸葛恪于魏、吴历年交战之险地，东关山上筑二城，引发东关之战。毋丘俭和诸葛诞积极献计与参战，不过由于丁奉雪中奋战，加上朱异水军破坏魏军浮桥，导战溃败中的魏军无法退返，阵亡数万之多。主政的司马师遇此惨败，权威受到空前的挑战，主动承担一切责任，连执行其献计的诸葛诞，也沒有被追究责任，只是与毋丘俭互换防区。同年，陈泰讨胡不成，司马师又是下诏罪己。

再加上夏侯玄，这个号召力足够的魏忠臣犹在（注9），让司马师不得不有所顾忌（《景帝纪》在他刚迁大将军时，列出的那批都督四方、典州郡、掌选举、参计谋、预朝议的人中，“都督四方”、“掌选举”和“预朝议”皆有魏忠臣在其名单之列），结果只削其弟的爵位应事。
相反，王仪在东关战败后说了一句“责在元帅”的实话后，就被司马昭问斩（见《三国志．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由此可见，司马氏对世族与寒门，是双重标准的。
明年诸葛恪欲乘胜追击，率二十万大军北伐，并邀得姜维起兵响应。但为司马师的谋主虞松见招拆招，司马孚统二十万大军，行周亚夫旧智，待诸葛恪久围合肥新城不果，士气低落时反击，结果文钦追破诸葛恪，斩首万余。是役，合肥新城主将张特有功，司马师迁其为杂号将军、封列侯、安丰太守；但让张特还屯合肥的毋丘俭和文钦，居然不见任何封赏。
主帅太尉司马孚沒有升迁倒是不奇怪，《晋书．职官志》记其为太尉时，司马师已奏改大将军在太尉下（本传有误，时早已代王凌为太尉，非尚书令加侍中）；但这情况不适用于毋丘俭，就算胡遵仍为征东将军，沒有空缺递补，那迁作镇东大将军又如何？结果却是连增邑也沒有，文钦同上。
司马师不欲轻予诸大将军之因，就是因为诸大将军是可以被受予开府之权、仪同三司。《晋书．职官志》记录了开府能增设司马、从事中郎、主簿等一众属官，非四征、镇等所能比矣。（注10）试想若毋丘俭府中，尽是嵇康等魏忠臣，对司马氏的篡魏大业，肯定是有弊无利。
诸葛恪战后非但沒有下诏罪己，还倒行逆施，结果被王族孙峻发动政变，当权的诸葛恪就落得被夷族的命运。邻国政变成功，不可能对后父光禄大夫张缉、中书令李丰等一干魏忠臣沒有半点鼓舞作用。

嘉平六年二月，曹芳与李丰、张缉、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穴从仆射刘宝贤等谋以太常夏侯玄代司马师辅政，但失败，一众忠曹之臣被夷族。宋人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卷27感叹夏侯玄，及对魏的影响：“亲姻中外，竟相首尾，委肉以当豹虎之锋，悲夫！如玄之智，虽未必能存魏，然玄死而后魏卒，盖与其国相始终矣。”三月，司马师废皇后张氏。
当年司马懿父子密谋打倒曹爽集团，司马师虽身为禁卫军的中护军（掌外军，见《宋书．百官志下》），仍要“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图事变时能控制京师，因为掌內军的中领军是曹爽弟曹羲。张金龙先生在《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第四章第二节，综合诸家所言，得出的结论是：“（外军）应指宫城外保卫京城的禁卫军，而与地方都督或州郡长官所领之兵无关。”
中护军有中央武官选举权，这点不用多加解释，夏侯玄的“拔用武官”、司马昭的“任主武官选举”已能说明。陶新华先生在《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第四章第六节中，已通过《通典》、《北堂书钞》、《三国志．田豫传》等例子，考证出“杜佑说领军主武官选是曹魏及西晋初中护军隶领军时的权宜之计是有根据的，不宜轻易否定。”（注11）由此可以看出中领军对权臣的重要性，比中护军更重要，司马师是绝对不容许有异者继续担任此职的。
司马师收押李丰等人，与李丰、夏侯玄善的中领军许允欲见司马师。司马师闻许允前遽，怪责：“我自收丰等，不知士大夫何为怱怱乎？”这时已埋下杀机。同时也显示出李丰等是多么的不成熟，政变这等大事，两个关键人物夏侯玄和许允，都沒能有参与其中，更別提外藩如毋丘俭，那失败又看似是理所当然了。
五月，许允名义上迁为镇北将军、督河北诸军事，喜对其妻曰：“吾知免矣。”阮氏却洞悉：“祸见於此，何免之有？”许允与曹芳辞別时，涕泣歔欷，还未出发就以“放散官物”的罪名，判予徒乐浪之刑，途中死去。程树德在《九朝律考．魏律考》也说了：“按《唐律》，放散官物坐赃论。”都督大员只是坐赃，就严重至远徒边疆，死因不但是他在敏感时期，公然表示其魏忠臣的身份，实际却是，结果如其妻所言，结局早已注定：
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贤媛》“许允为晋景王所诛”条中，已解释得很清楚：“故师虽疑允；亦无可发怒，乃令出镇河北，慰谕使去，欲以军法诛之耳。阮氏明智，知其将然。故曰祸见于此也。”、“道死之与幽杀，亦自不同。考《魏志．毋丘俭传》注引俭及文钦等表曰：‘近者领军许允，当为镇北，以厨钱给赐，而师举奏加辟，虽云流徒，道路饿杀’……或疑俭等之表，出于仇口，欲著师之罪，未必不故甚其辞。然《世语》此条本之孙盛《魏氏春秋》，亦云：‘允为景王所诛。’裴松之《齐王纪》注据《夏侯玄传》及《魏略》以考允事，而云：‘允收付廷尉，徒乐浪，追杀之。’不用道死之说……鱼豢、陈寿，多为时讳，亦不敢著其实。傅畅书著于胡中（见《魏志．傅瑕传》注），无所避忌；孙盛书则作于东晋，为时已远，故皆得存其直笔耳。”
贾充妻李氏为李丰之女，坐流徒，贾充可不像郭淮般求情，而是另娶郭槐（《世说新语．贤缓》“贾充前妇”条更记李婉离婚徙边）。贾充的休妻就是其向司马氏示忠的举动，李婉被休，代表又变回李丰之女，在夷三族之列，与荀顗日后的保荀氏之举，刚好相反；
和峤能袭父爵，基本可确定嫡子无异（不会仅一个庶子吧？），不用奉和逌的庶妻为母。那其母自然是正妻，和峤始可称夏侯玄为舅，她也可断言是玄的姐或妹。和峤母死于太康末，那夏侯玄被夷三族时，夏侯氏有可能免死。连同郭淮妻的前事，“犯大逆者诛及已出之女”被改定乃大势所趋，因为官员通婚情况太普遍，结果一年后成事。
后续故事：司马炎篡魏登基后的大赦，李婉获宥还，司马炎只好特诏置左右夫人来解决二妻并存的问题，连同其后的毌丘俭起兵引发的刘含（怀疑是《晋书．礼志中》的刘正舒或刘正则）之母、司马炎之舅、王肃子王虔前妻（皆毌丘俭孙女），皆是这段战乱、篡叛频起时代的见证。
身旁的忠臣中书令、九卿、中领军全都见阎王，尤其是夏侯玄，曹芳“意殊不平”；司马师也因此欲废帝。九月，曹芳不敢趁司马师路过洛阳时，阴杀并掌控其军，继而击司马师。结果被司马师早一步，借郭太后之名废帝，还在诸臣前流涕，言明当奉太后令，演技尽得其父的真传。有治名的前武威太守、太宰中郎范粲素服拜送，哀恸左右，从此不再应朝廷之召。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过司马师指控曹芳的主要罪状中，“迎六宫家人留止內房，毀人伦之敍，乱男女之节......于陵云台曲中施帷，见九亲妇女，帝临宣曲观，呼怀、信使入帷共饮酒”这条，阎爱民先生在《汉晋家族研究》第二章第三节就以此分析：“汉宫外戚侍帷幄之制，后妃亲属非唯妇女即男子可留止宫內......在汉则为规制，在魏晋则是天大的罪名，此可见风气变化之大。”

杀李丰、诛夏侯玄、废曹芳，这些当然是司马师对晋的大功。《晋书．乐志下》载：外则夏侯玄，内则张与李，三凶构逆，乱帝纪。顺天行诛，穷其奸宄。边将御其渐，潜谋不得起。罪人咸伏辜，威风振万里。平衡综万机，万机无不理。召陵桓不君，内外何纷纷。众小便成群，蒙昧恣心，治乱不分。睿圣独断，济武常以文。顺天惟废立，扫霓披浮云。
司马师欲像王凌般，立曹操子彭城王曹据为帝（这君应是懦弱之辈，能胜任傀儡）。尽管“群臣失色”，但不得不服从，除了郭太后外。她拒绝这个礼法不合的决定，反建议用她认识的曹髦代替。刚借太后之名义废帝，司马师也不便反对，他暂时还不想弄个“司马师之心，路人皆知”，况且她的理据充分，只好同意。
废帝之举如董卓，当然是会激起忠臣的反抗，荀顗（司马懿对其有提拔之恩，荀氏又与司马氏有姻亲关系，再加上父亲荀彧之死与曹操不无关系，早在正始末年已有投向司马氏的倾向）遂建议：“新皇登基，权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遂遣侍中持节至四方，名义上是“观风俗，劳士民，察冤枉失职者。”实际上是朝中再无有威望的大臣或掌禁军兵权者，能以政变方式推翻司马师，只余下外藩以武力进京勤王一途，但又谈何容易呢。
司马师又假黄钺，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论废立定策之功，封赏其党羽以增忠诚，犹如当年的曹操。魏忠臣毋丘俭父子，遂联同下属文钦等，起兵勤王。
与讨伐王凌时，有确实名字的仅司马祖孙及侄儿司马望四人不同，这次从征毋丘俭的名单，可真是人才鼎盛（详见下章），这能侧证司马师的霸府的规模，相对其父时有所扩大、倒向司马师的大族增多。同时，毋丘俭的檄文，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罪状，又显示司马师的强干弱枝政策和对禁卫军系统的改变，这能体现在司马师所能动用的兵力规模中。上述两点，就是司马师正逐步篡魏的过程的明证。
霸府，泛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权臣，建立的府署机构，借此控制皇帝与朝廷。如刘裕的霸府（见《梁书．徐勉传》）、曹操的霸朝（见《晋书．袁宏传》）。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后，其太傅府也演变成霸府，故《晋书．职官志》云：“宣王既诛曹爽，政由己出，网罗英俊，以备天官。”、《艺文类聚》卷46引《宋书》云：“晋宣帝为魏太傅，诛曹爽后，置左右长史，掾属舍人各十人，事既非常，加又领兵，非准例也。”但规模远远不及儿子们的，这能从属官有名可考的人数侧证：从事中郎卢钦与阮籍。
《宋书．百官志上》云：“及晋景帝为大将军，置掾十人，西曹、东曹、户曹、仓曹、贼曹、金曹、水曹、兵曹、骑兵各一人，则无属矣。”能考名者有左长史司马琏（见《景帝纪》，有些《晋书》版本作司马班）、历任从事中郎、司马、右长史的李熹、从事中郎阮籍及武陔、参军贾充、舍人王羕（见《三国志．夏侯尚传附子玄传》注引《世语》，《景帝纪》作王羨）。这架构基本为日后司马昭的大将军府所沿用，当然，无法与灭蜀汉后，司马昭的相国府相提并论，但已隐见其以曹操的魏王国府为目标。
高平陵之变后，大批曹爽府属官员，随例被罢免，但很多人为司马氏所起用，如王基、郑冲、裴秀、王沈、荀勖、王昶子王浑、卢钦等，咸宁元年的配飨名单中，郑冲、裴秀、王沈和荀勖就在其中。甚至连率曹爽府中骑士，自津门斩关出奔的鲁芝、力谏曹爽勿投降的杨综，司马懿都赥免其死罪，更迁其官，此举不但是安朝臣之心，更是网罗人才为己所用。与其有姻亲关系的大族，如颍川钟氏（钟毓及钟会）及荀氏（荀顗及荀勖）、泰山羊氏（羊祜），更是其积极招揽的对象。再加上正始之变前的核心如王肃、傅嘏、司马孚、卢毓等，以及司马氏提拔的邓艾、州泰、石苞等寒门，遂成骨干。
这又同时显示出，合肥新城的胜利，让司马师有足够的声望，可以违背自己当初的承诺，对军事以外的制度进行改变。何茲全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向中世社会的过渡》下篇第二章第二段评论这事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从战国至汉的隶属关系，转化为魏至唐的人身依附关系）的重要性：“依附者对豪门强宗的人身隶属关系，以及豪门强宗对依附者的人口分割制，都已为国家所承认。”
在这之下，应还有大批中下层军官受司马氏之恩惠，对其忠诚远超魏帝。比方钟会帐下督丘建，乃胡烈向司马昭所荐，对司马昭的忠诚远胜府主钟会。钟会谋反时趁其不备，联合众魏将击杀之。由此可见，这时司马氏的人才济济，如沒有数位足以抗衡之俦，或者一位能力超脫之辈，推翻司马氏的机会不大。
军事方面，第十条罪状为：“三方之守，一朝阙废，多选精兵，以自营卫，五营领兵，阙而不补，多载器杖，充聚本营”；第十一条为：“多休守兵，以占高第，以空虚四表，欲擅强势，以逞奸心，募取屯田，加其复赏，阻兵安忍，坏乱旧法。”结合来说就是增加淮南、荊豫和雍凉的轮休比例（把前述扬州刺史孙礼的情况扩大化），以及把各区的精兵，集中至京师中央军。甚至不惜违规，以免除屯田客徭役来争民心，可被征召至中央军服役；
禁军的军械与兵员是优先补充至其大将军本营，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和射声这些五校尉营所领的兵士数目，常不满编制，张金龙先生在《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第四章第四节中，推断出曹魏五校尉每营领兵不过数百。《世说新语．方正》“高贵乡公薨，內外喧哗”条注引《汉晋春秋》云：“自曹芳事后，魏人省彻宿卫，无复铠甲，诸门戎兵，老弱而已。”更是生动的印证了，毋丘俭等所言非虚。就算魏帝成功控制禁宫內之兵，又能有甚么作为？
一切措施都是为了强干弱枝，避免外藩的武力，足以推翻司马氏。正始之变前，魏中军之数，应为张郃救陈仓的南北军士三万左右，且是中领军、中护军、武卫将军等所统洛阳城內之兵居多。城外中军应不多，否则曹爽也不用仅发屯田兵数千人防备司马懿，桓范更不用劝其至许昌，领军回击司马懿；讨伐毋丘俭时，司马师所统的中军已涨至步骑十多万。
兵力这么悬殊下，起兵者的军事才能除非是如燕王朱棣般，更有名将朱能、张玉等下属（可能还需有李景隆辈的友情相助），否则仅凭一州之力对抗全国，胜算渺茫。若能联合各州都督，或有转机，可惜毋丘俭也不是苏秦、张仪辈。文钦与诸葛诞有隙，这最有机会拉拢的豫州都督，也沒法连合起来。
毌丘俭曾为平原侯文学，“以东宫之旧”，被曹睿甚见亲待，大概是感恩而以死相报吧。这个曾以一万兵破两万高句丽军，屠其首都丸都山城（其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坐落在现吉林省集安市西面的丸都山上，只有南面地势稍平，故毌丘俭军“束马悬车，以登丸都”），立纪功碑（“肃慎南界”及“丸都山”碑）。据《三国史记．东川王本纪》记载，这个高句丽王口中的“魏之名将”毌丘俭，“为方阵，决死而战”，高句丽军死者一万八千余人（《梁书．东夷传》则云斩首虏万余级）；韩那奚等数十国各率种落降（见《三国志．齐王芳纪》），其军事能力虽不俗，但不见得能完胜对方的邓艾、司马孚等人。
文钦与其子鸯，确是骁将，冲锋陷阵能力一流，确是毋丘俭的好助手，可惜他们欠缺一个范增；相反，司马师却拥有钟会、傅嘏、虞松、王肃等人，可称得上谋士如雨，这又刚巧是胜负关键之一。

司马氏毫无底线的拉拢士族，使得在中下层没有了支持，和平时期能够把握上层建筑稳定，当社会发生动荡，一旦贵族阶级有了异心，就很容易被夺权

王肃早已指出，当年强如关羽威震华夏，当荊州失守，其将士家属皆在敌中，军心不稳，一夕瓦解。若毋丘俭军无法速攻，久之，也会如关羽般自行崩溃。这可谓一语中的！因为魏的士家是实行质任制，这就是西晋人刘颂口中的“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者，各在一方”的错役制度。将士家属居住在后方如冀州、司州（注12）等的“內州”，若前缐将士叛逃，是会祸及妻儿的（重士亡法，详见《三国志．高柔传》）。
其实何止是一般士兵，连地方的军政长官，同样需要质任，胡三省就在这次起兵时作注曰：“魏制，诸将出征及镇守方面，皆留质任。”出征之例可见钟会伐蜀，邵悌就劝谏司马昭：“会单身无重任”，因养子不算重任。一方大员早至曹操时，已有青、徐豪霸臧霸与孙观；甚至连外族如太原乌丸王鲁昔，时为曹军骑督的他从征汉中，其妻就在太原，因思念乃遣军盗其妻，就说明她时为人质（见《三国志．梁习传》注引《魏略》。曹睿时更明确规定，“滨近外虏，数有寇害”的剧郡县，需有任子（见《三国志．王观传》）。
在京城任官一样算是质子，王凌之子王广在京城为尚书、毋丘俭之子毋丘甸任治书侍御史，就是实际例子。他们两个儿子早知內情，结果王广还要随司马懿同行，并当使者劝父投降；毋丘甸及其家属还是逃不了，在新安灵山上被別军攻下，夷族。毋丘甸难道从沒评估过风险吗？不太可能，但仍劝其父起兵，这样视死如归的义士，但又能有多少呢？
因此为了家人，暂时同意跟随毋丘俭，但有机会向司马师投降者，不会是少数，史招与李续就是例子。上至长官，下至士家的任质制，确实是一把双刃剑，晋宗、韩综般举军向敌国投降之事，在曹魏确实不多见，但魏忠臣若想凭武力推翻在朝的司马氏，除非能速胜，时间越久，战局越不利。若不能让蜀汉或孙吴至少保持中立的话，随时连老家也不保。
故毋丘俭之起兵，其实早已注定是魏的最期之挽歌。

9．玄之执也，卫将军司马文王流涕请之，大将军曰：“卿忘会赵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赵俨薨，大将军兄弟会葬，宾客以百数，玄时后至，众宾客咸越席而迎，大将军由是恶之。《夏侯玄传》注引《魏氏春秋》
初，丰之谋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详之尔！”不以闻也，故及于难。《世说新语．方正》“夏侯玄既被桎梏”条注引干宝《晋纪》
裴松之认为纪传沒提及夏侯玄入朝，便否定《魏氏春秋》的记录，有武断之嫌。曹仁也沒入朝记录，难道许褚不与曹仁共坐是子虚乌有？司马师以莫须有坐诛参与的夏侯玄，连司马昭都反对，可见影响之坏。弄至曹芳无法再安于当傀儡，司马师的废帝，又是与夏侯玄善的毋丘俭起兵的导火线，可见后遗症不算轻。
10．虽然诸征、镇也可以开小府，征东将军王基的“长史、司马等七人皆侯”可证，但规模当然较小。仅以最重要的长史及司马两职为例，《晋书．职官志》记录诸大将军不开府者，置长史、司马各一人；《晋书．成都王颍传》记录征北大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的司马颍，响应司马冏时，就置左右长史与左右司马。
开府仪同三司，同时也是个人荣誉，与三公同级。官位达标，但不获朝廷准许开府仪同三司而怨恨者，张林、祖约就是例子。
11．历代史籍皆云护军将军主武官选，则领军无主选之文。唯陶藻《职官要录》云‘领军将军主武官选举’，而护军不言主选。又引曹昭叔《述孝诗叙》曰：‘余年三十，迁中领军，总六军之要，秉选举之机。’《通典．职官十六》
护军与领军史涣皆掌禁兵，典武选。《北堂书钞》卷64引《晋起居注》记泰始七年诏
太和末，公孙渊以辽东叛，帝欲征之而难其人，中领军杨暨举豫应选。《田豫传》
魏初因置护军，主武官选，隶领军，晋世则不隶也。《宋书．百官志下》
陶新华先生认为司马炎之诏讲述的是曹魏时，中领军典武选；且典武选的中护军也隶属于中领军，中领军应曾掌武选。
12．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与朝臣俱求见，帝知其欲谏，作色以见之，皆莫敢言……帝遂徙其半。《三国志．辛毗传》
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曰：“……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晋书．匈奴传》
曹丕移五万家至司州；西晋郭钦建议徒三河（河內、河东、河南）、三魏（魏郡及其分置的东西部都尉）四万士家充实关中与塞外地区，可见魏晋时士家多在司州、冀州。

四、逆天乏力的毋丘俭

《世语》记载，“齐王之废也”毋丘甸劝其父，不能坐视亡国，毋丘俭同意。正元二年（254年）正月，有慧星“西北竟天，起于吴、楚之分。”与王凌一样，毋丘俭认为这也是起兵的时机，于正月十二日，矫太后诏以示名正言顺（司马师尚需，何况毋丘俭），列出司马师的十一条罪状，移书诸郡国以示大义（望争取各地魏忠臣），联同下属扬州刺史文钦、安丰护军郑翼、庐江护军吕宣、庐江太守张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护军王休等，歃血为盟，效法为智伯复仇的义士豫让，起兵勤王。毋丘俭厚待文钦，他亦感戴无贰心，文钦响应并不奇怪。但扬州三郡皆有护军或太守支持，那正传的“迫胁淮南将守诸別屯者”，就未必全是事实。
但名单中却沒有安丰太守，有可能仍是张特留任，也有可能是李胤。若是前者，那就是代表他如同当年的文钦，被司马氏以官爵等收为己用；若是李胤，那就更加不奇怪，因为他曾任中护军司马，不论是司马师（正始五年二月始任）或司马望（司马师的继任）的下属，称其为司马氏故吏，应该错不了。安丰太守沒响应，倒是显示出司马氏一直致力掌控淮南的事实。郡內有安风津，刚巧又是胜负的关键地之一，详见下文。
其十一条罪状，详见本传裴注，现简单的总结：一、不承父业尽力辅君，不行臣子之礼；二、不守丧，不孝；三、发动的东关之役，却大败；四、合肥新城之役，事后封赏不公；五、诛杀帝的心腹中书令李丰等人；六、废帝，连其叔司马孚也“追送齐王，悲不自胜”，足证司马师的不顾大义；七、废后及杀后父张缉；八、毀坏宫內，不奉法度；九、饿杀当为镇北的中领军许允；十、把各地精兵征至洛阳为己用，又无视禁军五营的需要，把器械和人员充实其本营；十一、提高各督区士兵的轮休比例，坏乱旧法。
上述所言基本属实，怪不得陈寿不敢如周鲂般，把其表收进本传內。犹幸直至南朝宋时，《罪状司马师表》仍留存于世，并为裴松之收录，为后世研究魏晋之际，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表中猛夸已故的司马懿，只把打击面限于司马师一人，其后建议司马昭可代其兄，司马孚和司马望地位不变，盼达到分化，或削弱家族其他成员的支持。想法虽好，可惜只是一厢情愿。
移书各地惜效果惨淡，兖州刺史已不是李翼，得不到邓艾的响应是预料之內；郭淮在文钦发信后不久已死，有否可能响应也不用再探讨了。继任的陈泰，本传沒提及过毋丘俭有使者的到来。与司马氏有姻亲的他，并不是一面倒向魏帝，所以此时也沒响应；青徐都督胡遵、荊豫都督王昶、荊州刺史王基也沒提及过；与文钦有隙的诸葛诞，倒是斩其使以示忠诚。这已证明司马氏根基已固，毋丘俭若失败的话，纵有魏忠臣能隐藏其立场，成功出任都督，但也沒多大希望推翻司马氏。
既然连郭淮也在考虑之列，夏侯霸这成事机率更高的，却偏偏沒有考虑？当年诸葛亮、诸葛恪东西并起，怎样也能吸引魏的机动[兵]力，更何况同年姜维更取得洮西大捷，杀伤魏军数万，迫使邓艾、司马孚往关中增援。假设能先取得姜维的起兵呼应，司马师的投入力度，自然被削弱不少，或有望成事，惜哉！
毋丘俭以老弱守寿春（当中恐怕也有屯田客），亲率五、六万兵西向，以三万兵守项城，据险静待司马师从洛阳至的中军；同时以文钦率余众，在外围为机动[兵]力。这在战略上简直是自寻死路，原因正如前述，质任制下军心不稳，只能一鼓作气直扑洛阳或许昌，始有作为，甚至能让个別都督，因此倒向毋丘俭。退一步，就算选择决战地点为豫州，也应尽量攻取附近的必争之地，可惜同样沒有。文钦他们骁勇有余，可惜连有眼光如王基辈者，也沒有。
司马师收到毋丘俭起义的消息，本不欲亲征，因为他的眼瘤才刚治疗完，故有人认为遣司马孚出征即可。但傅嘏、王肃和钟会俱劝其亲征，王肃之言，见上回任质制一段；傅嘏认为淮、楚兵劲（注13），其锋未易挡，若诸将失利则大势已去，司马师闻言后“蹶然而起”，并以其守尚书仆射，俱东征，期间“嘏有谋焉”；另一智囊钟会则是“典知密事”。从征者尚有司隸校尉王祥、左长史司马琏、参军贾充与右长史李熹（三人皆是大将军府幕僚）、将军乐綝。
郑袤在交锋前对司马师说：“昔与毋丘俭俱为台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谋而不达事情，自昔建勋幽州（破高句丽一事），志望无限。文钦勇而无算。今大军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锐而不能固，深沟高垒以挫其气，此周亚夫之长也。”任质制、合肥新城之役所采的周亚夫旧智，看来已是当时有识者的共识了。
司马昭兼领中领军，留镇洛阳；卢毓纲纪后事，加侍中，稳固后方。司马师率中军步骑十余万，倍道兼行，召三方兵会师于陈、许之郊，王昶、胡遵、诸葛诞、王基和邓艾皆从征。除雍凉与河北两督区外，有名可考的魏诸都督、刺史，除石苞本传沒记录外，全都参战。另一方面，司马师遣钟毓持节至扬、豫两州，班行赥令，告谕士民，史招与李续未战先降应是其成果。
司马师以荊州刺史王基行监军、假节，暂代司马昭统许昌军之务，与司马师会师于许昌。他认为毋丘俭军中的吏民，不欲起兵，只是迫于几个长官胁迫下才出征，若大军至必土崩瓦解。司马师称善，并让其居军前。
司马师既已同意郑袤的深沟高垒之计，遂诏其停驻，但王基不同意，进言：“毋丘俭军起兵至今却不深入，可见众心疑沮。若不示威以迎民望，却久缩不前，非用兵之势。若州郡兵的家室为其所得，他们更无顾虑、加重离心；被胁迫自觉罪重，不敢复还，此为错兵无用之地。若吴乘机袭寿春，淮南再非国家所有，豫州变成前线，危而不安，此为大大的失策。宜速据坚城南顿，內有大邸阁，足军人四十天之用。”曾任安丰太守的他所言非虚，司马师也禁不住王基的屡次请求，乃让其进据[氵隐]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