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魏晋的影响：
魏晋之际的门阀政治虽不如东晋时的严重，但他们的势力已不能为统治者所忽视。除此之外，还有：
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晋书．卫瓘传》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冑，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冑，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新唐书．柳冲传》
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傥或道义亏阙，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通典．选举二》
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品格，登用皆由中正考之簿册，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214引《晋阳秋》
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晋书．石季龙载记上》
正始初……玄议以为：“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铨衡专於台阁，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审选，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过其分，则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势驰骛之路开；下逾其叙，则恐天爵之外通，而机权之门多矣……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岂非分叙参错，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伦辈，伦辈当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门，岂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称於九族，岂不达於为政乎？义断行於乡党，岂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类，取於中正，虽不处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夏侯玄传》
初，（晋武）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晋书．郑袤传附子默传》
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历给事中……太熙元年……帝崩于含章殿，时年五十五。《晋书．武帝纪》
干宝称，晋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通典．职官十四．中正》注引
上述各条史料说明的情况是：魏立九品时，初期选举犹有汉乡议遗风，选材标准以德、才、家世为标准，家世仅是其中一项，每三年作一次调整；但日后因为州中正等职为世族掌控，已渐渐沦为其维护门阀统治的工具。但直至魏正始初年，夏侯玄与司马懿讨论时弊时，也只是认为中正不应侵吞台阁选拔之权，应各司其职，但并沒有提及西晋般的积弊（刘毅所陈的八损、段灼上疏，各详见其本传）。那弊端开始见于何时呢？下限是司马炎“以贵公子当品”之时；司马炎死于公元290年，时年五十五岁，其弱冠当品之年，正好是曹芳嘉平年间的事。夏侯玄在正始五年迁雍凉都督，故州中正的设立应是司马懿辅政期间，即正始元年至四年。
正始之变后，司马懿可能已在实行九品中正制的改变，拉拢世族，如同早年置大中正，满足少数大族之欲。改变晚至其子司马师，已告完成。正如沈约在《宋书．恩幸传》的总结：“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辩。”《晋书．苻坚载记》记：“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指的就是这些有特权的世族。
魏晋士族如何拢断入仕权？汪征鲁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第五章中，统计了入仕之正史传主中出身寒门的数数与比率：魏的247人中，寒门占102人，比率为41.3%；西晋的234人中，寒门仅59人，比例急剧下降至25.2%。更可怕的是，正史传主中为寒门而终任中高官的比率，魏为74.7%，而西晋降至59.5%；魏中高官数量居然还比两晋总和还要高。魏与西晋本传人数相近的情况下，寒门下降近半，若考虑曹操三祖孙沒有如司马氏般与各世族妥协，寒门比例只会更高。
张旭华先生也在《九品中正制研究》第三章第六节中，列举了诸多魏晋高门权贵子弟由清官仕进，来证明其结论：“自魏末司马氏执掌政柄之后，一种以优宠高门子弟为主旨，以任职清官为特征的清官起家迁转之途就已逐渐兴起。”
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卷十》“先请”条评：“汉无八议之文，而有先请之律，先郑所举三者，即《唐律》八议之议亲、议贤、议贵也。”故八议这刑法辖免权，虽入律于魏（见《唐六典》卷六），但实本自于汉。《后汉书．应奉传附子劭传》云：“陈忠不详制刑之本，而信一时之仁，遂广引八议求生之端。”
在日后仍然适用于门阀贵族，杜预就是典型例子（注32）。这特权还能荫及子孙，徐允对袁侃说：“卿，功臣之子。法应八议，不忧死也。”（见《夏侯玄传》）就是最好的说明，其对后世影响之坏，当如傅玄所批：“纵封豕于境內，放长蛇于左右。”（见《太平御览》卷652引《傅子》）
除了八议，《晋律》还把“除名比三岁刑”、“免官比四岁刑”（见《太平御览》卷651）这些可以官爵抵罪的条文写进法律规定內，此也是对为官袭爵的世族较有利之举。
刘颂说得更直白，从曹操如何拨乱反正至“吏清下顺，法始大行”，敍述至司马懿三父子为拉拢士族投己，如何宽纵门阀官僚，“易朝之为，未可一旦直绳御下”，最后欲已平吴的司马炎，纠正法治已衰的状况。但司马炎根本无意改变现状：李熹弹劾山涛等人占官田，司马炎对违反占田法者，只杀个县令刘友了事，山涛、司马睦、武陔竟下诏“皆勿有所问”。因为司马炎回答胡威时就明言：“尚书郎（六品）以下，吾无所假借。”只能罚六品以下？怪不得司马光愤慨评曰：“避贵施贱，可谓政乎！”（见《资治通鉴》卷79泰始三年）
灭诸葛诞后，司马昭便马上奏录先世名臣元功大勋之子孙，随才叙用；司马氏三次也只诛元兇，因还想拉拢他们，司马炎日后用牵强的理由，赦免太原王氏；灭吴后给诸葛靓找个下台阶。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就总结了：“人所共知，当时高踞于政权上层的是门阀贵族，西晋政权结构是以皇室司马氏为首的门阀贵族联合统治。”
魏晋之际的门阀政治虽不如东晋时的严重，但他们的势力已不能为统治者所忽视。除此之外，还有：
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晋书．卫瓘传》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冑，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冑，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新唐书．柳冲传》
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傥或道义亏阙，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通典．选举二》
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品格，登用皆由中正考之簿册，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214引《晋阳秋》
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晋书．石季龙载记上》
正始初……玄议以为：“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铨衡专於台阁，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审选，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过其分，则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势驰骛之路开；下逾其叙，则恐天爵之外通，而机权之门多矣……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岂非分叙参错，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伦辈，伦辈当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门，岂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称於九族，岂不达於为政乎？义断行於乡党，岂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类，取於中正，虽不处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夏侯玄传》
初，（晋武）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晋书．郑袤传附子默传》
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历给事中……太熙元年……帝崩于含章殿，时年五十五。《晋书．武帝纪》
干宝称，晋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通典．职官十四．中正》注引
上述各条史料说明的情况是：魏立九品时，初期选举犹有汉乡议遗风，选材标准以德、才、家世为标准，家世仅是其中一项，每三年作一次调整；但日后因为州中正等职为世族掌控，已渐渐沦为其维护门阀统治的工具。但直至魏正始初年，夏侯玄与司马懿讨论时弊时，也只是认为中正不应侵吞台阁选拔之权，应各司其职，但并沒有提及西晋般的积弊（刘毅所陈的八损、段灼上疏，各详见其本传）。那弊端开始见于何时呢？下限是司马炎“以贵公子当品”之时；司马炎死于公元290年，时年五十五岁，其弱冠当品之年，正好是曹芳嘉平年间的事。夏侯玄在正始五年迁雍凉都督，故州中正的设立应是司马懿辅政期间，即正始元年至四年。
正始之变后，司马懿可能已在实行九品中正制的改变，拉拢世族，如同早年置大中正，满足少数大族之欲。改变晚至其子司马师，已告完成。正如沈约在《宋书．恩幸传》的总结：“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辩。”《晋书．苻坚载记》记：“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指的就是这些有特权的世族。
魏晋士族如何拢断入仕权？汪征鲁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第五章中，统计了入仕之正史传主中出身寒门的数数与比率：魏的247人中，寒门占102人，比率为41.3%；西晋的234人中，寒门仅59人，比例急剧下降至25.2%。更可怕的是，正史传主中为寒门而终任中高官的比率，魏为74.7%，而西晋降至59.5%；魏中高官数量居然还比两晋总和还要高。魏与西晋本传人数相近的情况下，寒门下降近半，若考虑曹操三祖孙沒有如司马氏般与各世族妥协，寒门比例只会更高。
张旭华先生也在《九品中正制研究》第三章第六节中，列举了诸多魏晋高门权贵子弟由清官仕进，来证明其结论：“自魏末司马氏执掌政柄之后，一种以优宠高门子弟为主旨，以任职清官为特征的清官起家迁转之途就已逐渐兴起。”
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卷十》“先请”条评：“汉无八议之文，而有先请之律，先郑所举三者，即《唐律》八议之议亲、议贤、议贵也。”故八议这刑法辖免权，虽入律于魏（见《唐六典》卷六），但实本自于汉。《后汉书．应奉传附子劭传》云：“陈忠不详制刑之本，而信一时之仁，遂广引八议求生之端。”
在日后仍然适用于门阀贵族，杜预就是典型例子（注32）。这特权还能荫及子孙，徐允对袁侃说：“卿，功臣之子。法应八议，不忧死也。”（见《夏侯玄传》）就是最好的说明，其对后世影响之坏，当如傅玄所批：“纵封豕于境內，放长蛇于左右。”（见《太平御览》卷652引《傅子》）
除了八议，《晋律》还把“除名比三岁刑”、“免官比四岁刑”（见《太平御览》卷651）这些可以官爵抵罪的条文写进法律规定內，此也是对为官袭爵的世族较有利之举。
刘颂说得更直白，从曹操如何拨乱反正至“吏清下顺，法始大行”，敍述至司马懿三父子为拉拢士族投己，如何宽纵门阀官僚，“易朝之为，未可一旦直绳御下”，最后欲已平吴的司马炎，纠正法治已衰的状况。但司马炎根本无意改变现状：李熹弹劾山涛等人占官田，司马炎对违反占田法者，只杀个县令刘友了事，山涛、司马睦、武陔竟下诏“皆勿有所问”。因为司马炎回答胡威时就明言：“尚书郎（六品）以下，吾无所假借。”只能罚六品以下？怪不得司马光愤慨评曰：“避贵施贱，可谓政乎！”（见《资治通鉴》卷79泰始三年）
灭诸葛诞后，司马昭便马上奏录先世名臣元功大勋之子孙，随才叙用；司马氏三次也只诛元兇，因还想拉拢他们，司马炎日后用牵强的理由，赦免太原王氏；灭吴后给诸葛靓找个下台阶。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就总结了：“人所共知，当时高踞于政权上层的是门阀贵族，西晋政权结构是以皇室司马氏为首的门阀贵族联合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