闰正月初一（注14），司马师次于[氵隐]桥，史招与李续投降。王基既至，复言：“外有强敌，內有叛臣，若不马上下决定，事态发展很难预期。议者认为将军应持重，但持重不等同不进军。据有粮的坚城，上计也。”但司马昭欲让诸军至，犹未许，王基以“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为由，进占南顿。大粮仓对战争的影响，以敖仓最为有名，楚汉双方谁丟了就出现乏食，继而撤兵和求和。
故毋丘俭军终于决定应抢占这争地，行至十余里却闻已为王基所占，复还项城。《景帝纪》虽云：“遣荊州刺史王基进据南顿以逼俭”，但观其本传，可见王基抢占南顿，实是他本人之谋，与司马师的关系真的不大。故《资治通鉴》也从《三国志．王基传》。
其他将领也欲攻项城，但本欲高垒深壁的司马师，却向他们分析：“淮南将士本无反意，惟毋丘俭、文钦诈称会得四方响应，结果连淮北也无人呼应，更有史招、李续投降。内乖外叛，自知必败，困兽思斗，速战更合其志。虽云必克，死伤亦多。稍作对峙，谎言自破，此不战而克之计也。”
话虽如此，但此战的时间差要掌握得非常准确，因为吴的当权者孙峻，也于同月率吕据、留赞、丁奉等，号十万，袭寿春（见《孙亮传》）。司马师若不想失淮南，其实也沒多少久拖的本钱，从这角度来看，王基方向正确。
诸军集结完毕（《钦与郭淮书》称：“复遇王基等十二军”，可作参考），司马师乃遣诸葛诞督豫州诸军自安风津向寿春，胡遵督青、徐诸军出谯、宋之间，绝其归路。自率大军屯汝阳，遣兖州刺史邓艾督泰山诸军（注15）进屯乐嘉，作浮桥，示弱诱敌，来个最后了断。毋丘俭军进不得斗，退恐寿春见袭，“不得归，计穷不知所为”。家在北方的淮南将士，士气开始崩溃，陆续出现投降者，毋丘俭惟淮南新附农民能为己所用。能与邓艾交锋，恐怕明知是计，也会被迫出迎，总比继续坐以待弊为好。
文钦出击，司马师军衔枚潜兵至乐嘉（《太平御览》卷357引王隐《晋书》，记载是文钦军衔枚，与《景帝纪》异），文钦猝见大军，不知所措之际，幸其十八岁之子文鸯，勇力绝人，建议趁其未立稳之时逆击。结果文钦把军队分作两队，乘夜色夹击。文鸯率士先至，司马师一军震扰，碰巧司马师此时再次病发，又不欲众人知其病危，只好咬被不作声，哪怕被也破损。
文鸯叫阵三次至天明，文钦也不能如期到达，文鸯见司马师军数目众多，只好退兵。司马师认为如曹刿所言，“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歇”，趁文鸯军士气下降时追击。文鸯本引军往东，见追兵只好先挫其锐，与骁骑十余摧锋陷阵，所向皆披靡而还。司马师又遣司马琏率八千骑，乐綝（有些版本的《晋书》记作“乐琳”；《太平御览》卷96记：“镇东大将军诸葛诞杀扬州刺史乐琳”，可知“琳”、“綝”二字相通）督步兵继后。
《资治通鉴》此时多出了一句《景帝纪》所沒有的句子：“鸯以匹马入数千骑中，辄杀伤百余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骑莫敢迫。”情况犹如《晋书．食货志》引录邓艾淮南屯田之计，比《三国志．邓艾传》还多出了数句一样，但从沒有人怀疑《晋书》所记有误。文鸯杀数百人一段，说录的是交战情况，并沒有加插个人推断，应只是引录，可能北宋时的《晋书》有这一句，又或者有其他资料。其冲阵之猛，怪不得后人评价“攻垒若文鸯”（见《陈书．蔡景历传》）、也把“弓马便捷，膂力过人”的李庠，“时论方之文鸯”。
殿中校尉尹大目，小为曹氏家奴，是役随司马师从征。他知其一目已突出（离死不远），心在曹氏的他，想找机会把这珍贵消息告知予毋丘俭军，乃对司马师说：“文钦本是明公腹心，但为人所误，又天子乡里。大目昔为文钦所信，乞得追解释，令其还与公复好。”
司马师中计，让其追文钦，遥相与语。尹人目本欲其再坚守数天至司马师去世，司马师军或会大乱。可惜文钦听不懂“君侯何苦若不可复忍数日中也”这一句的真正意思，大骂他不念先帝之恩，作司马氏的帮兇，张弓欲射，尹大目只好泣叹：“世事败矣，善自努力！”
文钦军最终还是在沙阳，不断被冲击，“弩矢雨下”，文钦蒙盾而驰，败后余众投降。文钦父子还保项城，毋丘俭闻知乘夜弃众欲回寿春，（寿春的老弱之众，其实又能有甚么作为呢？）群龙无首，在项城之众当然崩溃。毋丘俭个人同样糟糕，至慎县时已有逃兵，毋丘俭与小弟毋丘秀、孙毋丘重藏身水边草中，被安风津都尉（注16）部民张属所射杀，传其首。张属当然封侯，毋丘秀叔侄和文钦父子只好逃往吴。
诸葛诞先至寿春，城中十余万口，闻毋丘俭败，恐诛，悉破城门出，流进山泽或散走入吴。魏廷只好特赦为毋丘俭所误的淮南士民，避免进一步的人口流失，但《孙亮传》记有数万口来奔。司马氏以诸葛诞久在淮南，迁其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

毋丘俭虽已在闰正月二十一日败亡，但司马氏的战斗还未结束，因为号十万的吴军仍在。邓艾追败军至丘头，孙峻军将渡江，见魏诸军已至，城不可攻，退兵。只好迎接文钦，并以其为都护、假节、镇北大将军、幽州牧、谯侯；文钦也上表予吴，不但吹嘘郭淮也受其号召而起兵（夸示其人脉），且奉上所受的魏节、前将军及山桑侯印绶，以示忠诚。
二月，新任扬州都督诸葛诞遣邓艾据肥阳，但邓艾认为当地与吴军远，非要害之地，自率军改屯附亭（卢弼所引的清诸史家，皆认为即黎浆亭），遣泰山太守诸葛绪等于黎浆拒战。
七十三岁的吴左将军留赞，是役路中发病，在菰陂正好遇上诸葛诞別将蒋班所率的四千兵，病困的他已不能整阵，知必败，乃解曲盖印绶付弟子以归。陈亡吴将还有孙楞、蒋修，留赞首级及其印节（《孙峻传》注引《吴书》虽言，留赞已交付印绶予弟子，但他们仍有可能为魏军所获，故《三国志．诸葛诞传》所言，未必是误记），则为蒋班传至京师洛阳。
吕据及丁奉则在败军中扳回小胜，于高亭中，丁奉骑马持矛，突入曹珍陈中，斩首数百，获其军器，进封安丰侯。
三月，朱异袭安丰而不克，应是吴后续的试探性攻势，测试司马氏在淮南是否已稳固。历时近三个月的淮南二叛，正式划上句号。是役不但出现于《天文志》、《五行志》等，连相士管辂都能亮相（注17）。

神武御六军，我皇执钺征。俭钦起寿春，前锋据项城。出其不意，并纵奇兵。奇兵诚难御，庙胜实难支。两军不期遇，敌退计无施。豹骑惟武进，大战沙阳陂。钦乃亡魂走，奔虏若云披。天因赦有罪，东土放鲸鲵。
毌丘俭不但被夷三族，其党七百余人入狱，侍御史杜友治之，仅诛首事者十余人，其他奏免。魏法，犯大逆者，诛及已出之女。毌丘甸妻子荀氏应坐死，其族兄荀顗是司马氏的亲家，乃求活其命。荀顗家属明显是在八议之列（注18），司马氏也无法无视大族兼亲家的请求，乃诏听离婚。
荀氏所生之女毌丘芝，为颍川太守刘子元（疑是刘寔弟刘智刘子房）妻，应坐死，以怀妊系狱。荀氏辞诣司隶校尉何曾乞恩，求没为官婢，以赎芝命。何曾哀之，司隶主簿程咸认为：“大魏承秦、汉之弊，未及革制。女已出嫁者，若已产育，则成他家之母，于防则不足惩奸乱之源，于情则伤孝子之恩。男不遇罪于他族，而女独婴戮于二门，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为在室之女，可从父母之刑；既醮之妇，使从夫家之戮。”朝廷从之，仍著于律令。这两例也被收进《晋书．刑法志》。
刘仲武妻毌丘氏，生子刘正舒，及毌丘氏卒，刘正舒求祔葬但不获准许。孝子乃讼于上下，泣血露骨，缞裳缀络，数十年至死也不得从。此事被收进《晋书．礼志中》。
众多妻女被赦之例，不但反映司马氏欲拉拢人心，缩小打击面；另一方面则折射出魏晋时，母系社会的各种影响，已在削弱，父权抬头：两汉诸多株连诏令，是以同产（同母所生）来界定，比方汉顺帝永建五年十月杀班始，同产皆弃市。而不是日后以同父所生来划分；魏唯一一条以同产来定谁需株连，还是司马昭以汉旧例杀成济这代罪羔羊。

封赏助司马氏巩权者名单如下：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的王昶迁骠骑将军，二子封亭侯及关內侯；征东大将军胡遵迁卫将军；诸葛诞击退吴军后，再迁至征东大将军、封高平侯；王基接替诸葛诞都督豫州的空缺，兼领刺史，迁镇南将军，封安乐乡侯；王肃接替司马昭中领军一职，加散骑常侍，增邑三百；邓艾封方城乡侯；傅嘏封阳乡侯，增邑六百戶；荀顗袭父爵万岁亭侯，邑四百；贾充增邑三百五十；李熹迁御史中丞；王祥增邑四百；乐綝迁扬州刺史（注19）；连鲁芝也随例增邑二百戶，拜扬武将军，填补王基荊州刺史的空缺。
随例增邑恐怕不止是鲁芝一人独享，要大搞随例的主因，恐怕和上述的特赦一样，是司马昭要收买和稳定人心，因为其兄已死。“魏晋所杀，子皆仕宦”（见《太平御览》卷445引王隐《晋书》），最贴切的形容了魏晋之际这一矛盾现象。外敌蜀汉、孙吴犹在，司马氏阵营要重新部署和寻求顺利过渡，不扩大诛连，能讨好受惠者，可算是明智之举。因为魏忠臣尚沒死绝，至少还有雍州刺史王经、卫尉满伟，更有钟会、石苞都认为的魏英主曹髦健在，犹如芒刺在背。
13．策破刘勋，多得庐江人，料其精锐，乃以武为督，所向无前。《三国志．陈武传》
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隋书．地理志下》
淮、泗民风剽悍，远至项羽及其江东子弟兵就是如此，这情况直至隋平陈后。
14．《景帝纪》记司马师二月才出兵，同月病逝；《高贵乡公纪》则云正月已亲征。吴士鉴考证："《通鉴》不书乙丑，而甲申属闰正月，当以长历推而知之。”确实，连吴军都于闰正月起兵袭寿春，若司马师迟至二月才发兵，诸葛诞恐怕也不可能比吴军更快一步抢占寿春。
15．简其强者补战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三国志．吕虔传》
青、徐豪霸曾称泰山贼，臧霸曾在官渡之战拖住袁谭、昌豨更前后五反曹操，他们所率之兵，正如方诗铭先生在《三国人物散论》中所说：“应该是从家乡泰山招募而来，即以勇劲著称的泰山兵。”
16．淮水又东为安风津，水南有城，故安风都尉治，后立霍丘戍。淮中有洲，俗号关洲，盖津关所在。《水经注．淮水》
王子今先生在《秦汉交通史稿》第二章第三节中，说：“津渡和关隘同样，除作为军事设施之外，又有警备治安作用……又常常兼有稅收稽查作用。”
17．辂随军西行，过毌丘俭墓下，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问其故，辂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诔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卒如其言。《三国志．管辂传》
毌丘俭乃司马氏的叛臣，不可能还有“碑诔虽美”；《水经注．谷水》作“过毌丘兴墓”，可知实乃其父之墓。
18．八议自魏、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及隋，及载于律。《唐六典》卷6
八议是指司法机关无权审判八种人，必须奏请皇帝裁决。分別是：议亲（皇亲国戚）；议故（皇帝故旧）；议贤（德高望重者）；议能（才能出众者）；议功（有大功勋者）；议贵（高级官僚及爵位者）；议勤（为国勤奋且有贡献者）；议宾（前朝的贵族及其后代）。
之前已有减免妇女之例：郭淮妻即王凌之妹，特赦；曹彪妃免为庶人，徒平原；李丰女为贾充前妻，仅流徒。李丰子娶“先帝遗爱”（曹睿）的齐长公主，其三子免死。子尚免死，何况其母？其后也有诸葛诞女，因为她的丈夫是司马伷。
19．《晋书．王祥传》所记的“迁太常，封万岁亭侯”，不是战后马上发生的事。卢毓于甘露元年十月时迁司空，他欲退让予王昶、王观或司隸校尉王祥。
《三国志．乐进传附子綝传》虽沒有交代明确时间，不过如同豫州都督、荊州刺史的空缺，需马上找人接替。让有功的乐綝，加上其父乐进曾驻在合肥，算是合适人选；《魏方镇年表》也记乐綝在正元二年为扬州刺史。

五、决战前夕
尹大目所料不假，文鸯的冲阵加重司马师的病情，他还真的去世。《世语》记载：“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这条虽为孙盛否定，但仇鹿鸣先生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第二章第二节中，认为：“此处所记当有所凭依……很可能源出于当时的政治流言……或是出自于政敌的造谣，意在分化司马氏集团，或是反映了司马氏集团內部关于继承人问题存在的种种争论和斗争。但是无论如何，此条记载可以证明司马昭是在司马师意外身故下，为了应对危局，匆忙继承了权力。”
曹髦当机立断，利用司马昭地位不定的弱点，以“东南新定”为由，下诏其镇许昌，“为內外之援”；又让傅嘏率军还京师，试图改变权力在司马氏家族內部的传递，也可分化其集团的团结，实一石二鸟之计。关于司马师去世的时间、司马昭何时从洛阳赶赴许昌，《三国志》和《晋书》所敍的时间不一；傅嘏仅是年仅四十七岁，且在同年去世。这些政权交接的种种內幕，恐怕也很难留下真实记录。
另一方面，早在司马师病情恶化时，他已还许昌，并以贾充监诸军事；及收到中诏，傅嘏不敢怠慢，与钟会共同向司马昭建议，共同回洛阳。连孙峻军也不顾，二月初五火速至洛水南，大军当前，曹髦只能承认事实，以其为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代其兄继续执政。毌丘俭想发生的其中一件事，总算发生了，但还是改变不了司马氏篡魏的步伐。
司马昭也改组其霸府，对其原卫将军司马裴秀迁散骑常侍、参军傅玄转温（司马氏家乡）令，以其兄参军贾充为司马、右长史，胡奋、师纂、山涛、李胤、阮籍、荀勖、华峤等也陆续加入大将军府。
曹髦不甘于坐以待斃，但魏帝手中的政治本钱又余下多少呢？他只好借东堂讲宴、太学论经等场合，礼遇诸大臣，盼能拉拢他们，助其诛除司马昭，但这又谈何容易呢？他接触的不是无实权的博士如淳于俊等，就是像行监视之责的司马党（司马望、王沈、裴秀、钟会等）。
曹髦为拉拢司马望，可谓不惜血本，特意为其配置追锋车一辆、虎贲五人，以便他应诏即至。司马师兄弟执政时，司马望“未尝朝觐”、“每不自安”，恐怕与曹髦的顾爱不无关系，结果他自请为征西将军，远离洛阳这权力斗争的是非之地。曹髦对王沈辈的礼遇，更是浪费时间，空留后人对其的同情。
曹髦曾问创业之君与中兴之君，谁更优胜？曹髦当然希望效法少康中兴，因为他身処之世，与太康失国又相差多少呢？这个已经不是学术性讨论，而是政治表态，荀顗等只能坚称刘邦优胜。曹髦引用《左传》中叔孙豹提出的“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三不巧说”，坚称姒少康德胜。钟毓、虞松只能提出“论德则少康优，课功则高祖多”的妥协观点。
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魏晋南北朝君父先后论》：“以一个标榜儒学统治的人一旦取得统治权必然要提倡儒家的名教，但名教之本应是忠孝二事，而忠君之义在晋初一方面统治者自己说不出口，另一方面他们正要扫除那些忠于魏室的人，在这里很自然的只有提倡孝道，以之掩护自身在儒家伦理上的缺点……王祥除掉孝行以外毫无事业可称，何曾、荀勖在历史上更是奸妄之徒……掩护了一切缺点乃至丑行，何、荀自身是这样想。”司马氏推动核心王肃的王学，这就变成理所当然之举，与郑学争论变成无可避免，期中最为焦点当然是丧服（注20）问题。
王志平先生在《中国学术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第二章第二节中评：“高贵乡公曹髦实际是想以玄学难郑学，以郑学难王肃学……《三国志》详细记载了高贵乡公与太学博士的问答，看似叙事琐碎的闲笔，实际上是有深刻的政治含义的。高贵乡公是想通过对王学等的驳难，向司马氏的主流意识形态───王学挑战。”其说若属实，那应是曹髦冀贬王学，进而打击司马氏集团的士气。正始年间何晏作《冀州论》，卢毓则作《难冀州论》反击；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清谈与清议》就推测何晏司马氏与曹氏斗争之际，有意贬抑冀州以打击河內司马氏，因为建安十八年时河內郡被并入冀州。
早有刘歆前车之鉴，西晋日后在礼制上如宗庙，又真的采纳了王肃的意见（《新礼》如同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79晋武帝泰始二年所言：“故郊祀之礼有司多从肃议”）。曹髦效法何晏，借尊郑而贬王，未必无这动机。
锋茫尽露其实对曹髦不是好事，司马昭不防备曹髦才是怪事。能与曹髦直接接触的人，都要接受政治审查，比方养老礼中任五更的侍中郑小同，不能过关为司马昭所杀（注21）。无兵司令曹髦最后的孤注一掷，结局其实早已注定，可叹曹芳缺少这视死如归的勇气。

孙峻欲夺寿春不成，把目光转移至青、徐，使冯朝（数月后督徐州诸军事）重建广陵，欲建立一个在中渎水旁的桥头堡；又拜吴穰为广陵太守。“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数百里”（见《三国志．孙韶传》），在废地上复建成事机会不大，结果也是以失败告终，但这无碍孙峻欲经略青、徐的野心。
另一方面，文钦奔吴后，沒有屈节下人，他虽为吕据、朱异等诸大将所憎（文钦曾伪叛诱朱异，孙权遣吕据增援，故文钦不敢进，这旧恨也许是另一个原因）但深得权臣孙峻的厚待，大概是因为其根本无乡土势力，只能为孙峻所用之故。自言欲当伍员的他，倒是和夏侯霸一样，成为伐魏先锋。
太平元年（256年）二月，孙峻用文钦计，将征魏（见《孙亮传》）。其计应是“东西俱举尔”：是年七月，不但青徐都督胡遵亡，姜维更复出祁山，只是为邓艾破于段谷。八月，孙峻遣文钦、吕据、刘纂、朱异、唐咨（魏黄初六年，利城兵变失败后入吴）自江都入淮、泗，司马昭只好以已入朝的陈泰，都督淮北诸军事，徐州监军以下受其节度迎击。不过因孙峻暴斃，远征除消。
孙峻付后事予族弟、偏将军孙綝，功绩能力全无的他不为吕据信服，吕据盛怒下欲以滕胤为相、废孙綝。孙綝以两降者文钦及唐咨，加上刘纂等，再派孙宪、丁奉、施宽（《建康实录．废帝》把攻滕胤的刘丞，也记作逆吕据）等率都下兵，渡江增援，袭吕据于江都。吕据不欲降魏，遂自杀；滕胤也为孙綝军所杀。再加上九十六岁的长者吕岱病故，东吴就这样损三位良臣，人才更加凋零。
诸葛诞任都督后，倾帑藏振施以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当中不乏赏赐过度（有犯死者，违制以活之）。吴欲向徐堨（即徐塘，在东关以东），注意，仅是意图，诸葛诞就上表请十万众守寿春、临淮筑城（其后果建诸葛诞城，在县东一里，见《太平寰宇记．淮南道七．寿州条》）。
当年王凌好歹也是在孙权率十万兵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后，才请求把休假兵与散在淮南各地的屯田众集结起来，还沒要求过增援与增筑城。司马昭集团不是瞎的，诸多举动不是图谋不轨，还能是甚么？
司马昭派贾充巡察四征（实指魏诸都督区），王昶、王基、胡遵、陈泰或司马望，根本不用查探；都督河北的何曾，在正始之变后已倒向司马氏，将出任都督时，司马昭使司马炎、司马攸相送十里，“（何）曾见崇重如此”。因此，重点其实是落在诸葛诞的身上。
司马昭遣贾充，以“图欲伐吴”之名拜访诸葛诞，“阴察其变”。谈论时事期间，话锋一转，问：“天下皆愿禅代，君以为如何？”诸葛诞历斥：“卿不是贾豫州之子吗，世受魏恩，岂可欲以社稷输人！若天子有难，吾当以死相报。”贾充无言而对。
贾充回京后对司马昭说：“诸葛诞再至扬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观其规略，为反必也。征回朝必不来，祸害已较小；不征，拖得越久祸害越大。”甘露二年（257年）四月，碰巧司空卢毓在一个月前身故，司马昭便征诸葛诞入朝当司空。为生母守考的钟会，料定诸葛诞必不从命，赶至司马昭前谈论己见，但司马昭认为事已施行，不复追改。
若诸葛诞真至朝廷，会否遭杀害呢？参考石苞遭司马炎怀疑叛变，司马望、司马伷军已至时，只身入朝为公之例，诸葛诞也未必真的会被杀。不过，他一定是不会这样做。

五月，召书至，据《世语》记载，诸葛诞认为王昶比自己更有资格当司空，结果是自己入朝，把兵权交给刺史乐綝，必是其所为。《资治通鉴》因此写：“疑扬州刺史乐綝间己。”《世语》恐怕有误，诸葛诞难道忘记在贾充面前的正气吗？
“卿非我故吏耶？”就这么一句便让州兵开门，干掉乐綝（见《太平御览》卷208引《世论》）。其领兵七百攻杀乐綝之因，应如王谨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州制度研究》第六章第一节所讲：“刺史与都督共驻一城，前者又对后者起了很大的牵制作用，使都督在军镇不能为所欲为。正因此，当扬州都督诸葛诞起兵淮南前夕，要首先袭杀刺史乐綝……加之刺史本身又是战争后勤的主要供给者。”
当然还是有漏网之鱼，平寇将军、临渭亭侯庞会（从征灭蜀之战，尽杀关家为父报仇的那位）、骑督、偏将军路蕃，率军斩门突出。司马昭一如前例，先争取民心：赦淮南将吏士民为诞所诖误者；庞会进爵乡侯，路蕃封亭侯；乐綝追赠卫尉，谥曰愍侯；诸葛诞主薄宣隆、部曲督秦絜，临事固争，为其所杀，以二人子为骑都尉，以殊忠义。扫除贾逵祠堂彰显忠臣，也是基于同一理由。
《魏末传》记载，诸葛诞连同乐綝首级，上表称：“乐綝专诈，说臣与吴交通，又言被诏当代臣位，若查明臣还是魏臣，否则是吴臣。”怪不得连裴松之也认为：“《魏末传》所言，率皆鄙陋。疑诞表言曲，不至於此也。”大概是认为过于荒诞，其后续记录（注22）也沒有收进《三国志》中。
诸葛诞遂敛淮南及淮北屯田兵十余万，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又吸取毌丘俭的教训，遣将军朱成向吴称臣上疏，又遣长史吴纲、小子诸葛靓（应该是还有他子在京为质，惜史无载其名）及诸将子弟为质，不但解决后顾之忧，更可得到援军。
六月，吴人得报大喜，封诸葛诞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遥领青州牧、寿春侯。更遣全怿、全端、文钦、唐咨、王祚等率兵三万救援。他们在司马军尚未合围前，先从城东北，因山乘险，率兵入城增援；孙綝又假朱异节、迁大都督，让其率三万兵从荊州至扬州安丰，“为文钦势”。
吕据与滕胤之妻，皆是夏口督孙壹之妹，孙綝借救寿春为名，命朱异自虎林袭孙壹为实，顺道解决这隐患。孙壹只好将部曲千余口投魏，尚未交锋有吴宗室大将来投，魏廷像对待黄权般，被其拜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更多了交州牧和吴侯两个空衔。有人以此认为不会助诸葛诞（裴松之认为这本非有理之言），钟毓认为孙壹投奔才近千人，对比诸葛诞献淮南及十余万，吴近乎沒损失，未必一定不会救寿春。
在收到诸葛诞起兵的消息后，大多认为应速伐，司马昭说：“诸葛诞以毌丘俭轻疾倾覆为鉴，今必外连吴寇，此为变大而迟。吾当与四方同力，以全胜制之。”确实，平毌丘俭是要与吴竞赛时间，需先一步占寿春；平诸葛诞根本不用考虑时间问题了。作战方针呢？又是周亚夫旧智，贾充建议：“淮南军行动迅速且精锐，若深沟高垒以逼贼城，可不战而克。”
司马昭引用了刘邦、刘秀和曹睿之前事，说穿了就是想“挟天子并奉太后”（见《晋略．本纪一》）亲征，还召集青（石苞）、徐（注23）、荊（鲁芝）、豫（王基）、兖（州泰）诸州，分取关中游军，宣称集结五十万兵力（实际率中外诸军二十六万）迎击；尚书荀顗（注24）留镇洛阳。
从这里倒看出司马昭的权力根基还不算稳，对比曹操、高欢等长期征战在外，遥控小朝廷。根本不像司马师兄弟般，其霸府与朝廷同在帝都，出征时更不用挟帝，以避免节外生枝。其后王基的上疏与报听，反映出胡三省所指的事实：“时帝在军，故诸军节度皆禀诏指，而裁其可否者实司马昭也”（见《资治通鉴》卷77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司马昭还需曹髦的诏来指挥诸外军。

另一方面，荊豫都督王昶据漳水旁的夹石以逼江陵（注25）；乐乡督施绩总不会忘记七年前，在江陵城下被王昶所破，其下属钟离茂和许旻更战死一事吧，结果他与全熙被迫对峙，沒法再如朱异般往东增援。战后魏廷下诏赞王昶如孙膑般围魏救赵，“成东征之势”。胡三省曾评：“若孙琳能举荆、扬之众出襄阳，以向宛洛，寿春城下之兵必分归以自救。”倒不如说孙綝先被司马昭先发制人，王昶早就拖住施绩好了。
同年，姜维得知司马昭抽调关中兵至淮南，欲乘虚向秦川，率数万人出骆谷，至沈岭（傥、骆二谷的分水岭）。时骆谷北口的长城积谷甚多，而守兵少，雍凉都督司马望及陇右都督邓艾领军增援。姜维壁于芒水，数挑战，司马望及邓艾不应。姜维既不愿强攻，又不甘心从傥骆道退回汉中；司马军亦乐得长期对峙，反正寸土沒失又有粮能耗，结果演变成双方皆在观望淮南的变化。
这一年，中国大地上超过五十万兵力的战事与对峙，正式开始，其中仅淮南，魏吴双方就投入了近五十万。
20．三年之丧，郑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郑云服緦三月，王云葬讫而除。继母出嫁，郑云皆服，王云从乎继寄育乃为之服。无服之殇，郑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众。《晋书．礼志上》
时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晋书．何曾传》
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沈滞者累年。《晋书．陈寿传》
永初二年，奏曰：“郑玄注《礼》，三年之丧，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学者多谓得礼之宜。晋初用王肃议，祥衤覃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为制。江左以来，唯晋朝施用；缙绅之士，多遵玄义。夫先王制礼，以大顺群心。丧也宁戚，著自前训。今大宋开泰，品物遂理。愚谓宜同即物情，以玄义为制，朝野一礼，则家无殊俗。”从之。《宋书．王淮之传》
三年丧期，郑说是二十七个月，王说是二十五个月。沒有了两晋的官方地位后，刘宋时便改回郑说。居丧不但是符合孝道与否的重要标准，也是乡里清仪的重要参考。
21．小同诣司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厕还，谓之曰：“卿见吾疏乎？”对曰：“否。”文王犹疑而鸩之，卒。《高贵乡公纪》注引《魏氏春秋》
22．诸葛诞杀乐綝，有典农都尉数谗诞，于是收而斩之，骂曰：“卿坐舌。”先使人以竹搀其舌，然后杀之。《太平御览》卷367引《魏末传》
23．及诸葛诞举兵淮南，苞统青州诸军，督兖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质。《晋书．石苞传》
曾历任荊州刺史、青徐都督的胡质胡文德早已死于嘉平二年（250年），当然不可能是他。其子胡威确任徐州刺史，不过是咸熙年间的事；胡遵也已在甘露元年死了。是他的儿子继任吗？胡奋虽也曾任徐州刺史，但《诸葛诞传》记其时任大将军府的司马。
《晋书．胡威传》记其“拜侍御史，历南乡侯、安丰太守，迁徐州刺史。”正如卢弼所说：“不言历三郡，历南乡侯四字不成文……《晋书》传文当有脱误。”如果《三国志．胡质传》中的咸熙中，实为甘露中，时间问题倒是迎刃而解。陈寿所记也确实是问题较多，胡威任青州刺史并卒于位，故被追赠镇东将军；陈寿却记其卒于安定。
若排除误书的可能性，看来是同名了，和两个刘岱（刘繇之兄、建安四年为刘备所败的曹操将）、黄盖（有传的黄盖、以及南海黄盖，见《三国志．薛综传》）般。
24．荀顗求毌丘甸妻子荀氏活命，时任武卫将军（见《三国志．何夔传》注引干宝《晋纪》）；张金龙先生在《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第四章第三节中以此认为：“时间符合，以尚书而被留镇守京师，必定还兼任相应禁卫武职。”
25．严耕望先生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史》第一章吴都督区中说：“（朱）绩继（朱）然为乐乡督，而江陵实无督，《然传》所谓镇江陵者，以乐乡在江陵对江不远，屯乐乡，即以镇江陵也。”
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须之戍，家停羡溪。《宋书．何承天传》
可知乐乡督的防区实包括要塞江陵，故施绩动弹不得。王昶牵制的既是吴荊州之兵，断无可能至扬州之理，此夹石故不可能如李吉甫认为（顾祖禹又承袭其误），乃寿春西北的硖石城。

六、寿春最后一战
司马昭至项，假廷尉何桢节，让其至淮南宣慰将士，申明逆顺；曹髦之诏引用前事，让尚书与之俱行，当中包括“总署行台”的尚书左仆射陈泰、散骑常侍裴秀和给事黄门侍郎钟会“豫参谋略”。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职官考六》认为这是行台制之始。
当中还可能包括宗正兼侍中的曹并，曹髦曾写《伤魂赋》（见《艺文类聚》卷34）悼念至项后数天而亡的他，赋中虽并无提及是哪次东征，但以登基后及逗留在项时间较长的这次可能性最大。
时双方已交战，司马昭的“诸将逆击，不能御”，在这骨节关键之时，更容不得任何不支持司马氏的举动：将军李广临敌不进、泰山太守常林之子常峕称疾不出，皆被杀；亲家满宠之子、卫尉（26）满伟以疾不进，事后被免为庶人。其子满长武死于杖下，时人冤之。
豫州都督、镇南将军王基再次成为最前线，司马昭让其行镇东，兼任扬州都督，率行安东将军的陈骞等先围寿春。鉴于淮南兵精，司马昭行贾充计，先诏王基敛军坚垒，但他一如讨毌丘俭般，累启求进讨。此时朱异的三万吴军已至安丰，司马昭便下诏其引诸军进据北山（应是淝水大战的关键地：八公山）。
王基认为围已固应以逸待劳，不宜再行调动，遂上疏不宜再调动，这会影响军心，司马昭听后同意。司马昭分部围守，各有所统，王基督城东南二十六军，层层包围寿春，“表里再重，堑垒甚峻”。又敕军吏入王基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的吴军数欲反击，但皆被击退。同时，石苞率青、徐、兗三州精锐为游军，阻击任何增援的吴军，朱异自然就是其目标。州泰击破朱异于阳渊，杀伤二千人。
七月，孙綝于是率大军屯于镬里（滨巢湖），复遣朱异率丁奉、黎斐等领兵五万再解围（即再增援两万二千余人予朱异，《晋书．文帝纪》应是漏记一个“五”字）。朱异留辎重于都陆，轻兵北至黎浆水，遣任度、张震（不是四年前已死的张昭之孙）等募勇士六千人，於屯西六里作浮桥夜渡，筑偃月垒，却为石苞及州泰所破。先登丁奉可说是唯一亮点，力战有功被拜为左将军，惜无法一人扭转败局。
朱异复作车箱围五木城，石苞追击，朱异再败，更要命的是，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诡道袭都陆，尽焚其军粮，吴军士气大受打击，朱异还只能率余众食葛叶而遁。九月，孙綝授兵三万人使朱异再战，一败再败的朱异不干了，孙綝大怒下竟斩掉这忠于己的亲家，并引军还建业，只留下其弟孙恩救寿春。孙綝率吴主力及其一干名将尚且救不了，孙恩能吗？不过是是遥远声援，別让困守的己军一下子泄气，奋而投降罢了。
也许朱异会后悔不听陆抗所劝，坚持赴孙綝军营；孙綝其实也不智，朱异确实是打败仗解不了围，但斩杀朱异无异自断一臂，日后面对欲推翻其执政之政敌时，不知有否后悔当初这草率决定呢？吴军唯一的亮点，恐怕是柴桑督陆抗曾破司马昭的牙门将、偏将军，迁征北将军。也许东中郎将司马亮（八王之乱中的汝南王）包括其中，因为寿春一役他失利而被免官。
孙綝回师之因，或曰是受八月爆发的会稽、新都、鄱阳和建安四郡山民的叛乱所影响。但既已遣丁密、郑冑和钟离牧往讨黄乱、常俱等，叛乱又不是已蔓延至建业，沒必要弃三万在寿春城內的吴军于不顾吧？分心于国內是不假，因为那时孙亮已有争权的跡象，眼见救援无望，欲趁早回朝恐怕才是真相（详解见下章），情况如同南朝的权臣北伐，分心于国內，继而影响战果。孙綝既不能拔出诸葛诞，又丧败士众，自戮名将，连司马昭也认为“非其罪也”，故莫不怨之，纵回建业后马上大赦也挽回不了多少民望，诸葛恪的命运离他不远了。

另一方面，司马昭收到孙綝杀朱异的消息后，认为事情发展会有三个可能性：一、吴续救寿春而坚诸葛诞的意志；二、若救援不至，寿春之兵决一旦之命突围；三、诸葛诞认为司马军不能持久，减省粮食，冀有他变。故应该用多条计策使叛军松懈，结果下令合围的同时，分遣羸疾就谷于淮北，禀军士大豆，人三升。
文钦得知后果喜，为甚么呢？因为日食三升恐怕是普通人的食量下限：“料以仓米二升，不给盐菜，常有饥色”（见《北齐书．慕容俨传附厍伏连传》、“日给脫粟三升，仅余性命”（见《梁书．江革传》），南北朝的两升约为魏晋时的三升；江革时为俘虏，恐怕只是天天呆坐牢中，南北朝时日给三升尚且如此，魏晋时份量更少、需要大量运动量的围城的兵士呢？司马昭不但故意示弱，还放出间谍，让他们散播吴军救援将至的假消息。诸葛诞等中计了，以为司马军的军粮快耗尽，退兵之期不远了，故开始放宽食量。
其实诸葛诞的腹心谋主蒋班和焦彝早已指出，孙綝杀朱异归江东，虽声称回去发兵，其实已是不理会成败。还不如趁士气犹固时、士众仍有战斗力时，出城拼死一战专攻一路，犹有突围之机。就算不能全都活命，还能让部分很脫，总比坐守空城为佳。
文钦却唱反调，说：“江东乘战胜之威久矣（朱异一败再败，难道文钦还不知道？！故司马光都把这第一句删了），公以十余万众內附，全端等皆同居此死地，其兄弟父子皆在江东，孙綝就算不愿，但主上（孙亮）及其亲戚（皇后为全尚女）又岂会罢休？且魏每年皆有战事，军民并疲，我等只需坚守一年，其內变将至，‘奈何捨此’。”
此时城中早已是“城中食转少，外救不至，众无所恃”。五月时起兵，寿春城中所储之粮足以应付十余万将士一年的消耗，但加上额外的三万吴军，相当再多加约四、五分之一的消耗，而且九月时还开始“益宽恣食”，城中存粮大概只够撐三、四个月左右，蒋班之议其实是最贴合当时局势。
无奈诸葛诞和文钦早已中计，文钦也不甘心放弃这讨伐司马氏的前线基地；诸葛诞更不愿弃寿春至吴，从半独立的军阀变成吴一普通将领，宁愿幻想吴救兵将至、司马昭粮尽被迫撤退。但蒋班和焦彝可沒这些幻想，再次相劝下文钦被激怒了，诸葛诞更欲杀他们，二人惧，且知其必败，故出城向司马昭投降，时为十一月。
碰巧此时，本留在建业的全绪（全怿兄）子全辉（一作全祎）、全仪，在家内争讼，便携母、将部曲渡江归降司马昭。官渡之战时许攸来投，结果为曹操把握战机，魏人不可能忘记太祖这得意作吧？钟会便向司马昭建议，要好好利用全仪这张牌：让他们作书，遣亲信携信至寿春，对全仪兄全静谎称，朝廷指责他们救城不力，欲尽诛全家，故全仪他们只好逃命。
朱异的前事才发生不久，不由得全怿他们不信。十二月，诸全率数千吴军出城投降，“城中震惧，不知所为。”司马昭拜全怿为平东将军、遥封临湘侯，全端、全静、全翩、全缉等封拜名有差。大势已去，所不同的恐怕只在于，诸葛诞到底是在破城时被杀，还是垂死突围时亡于阵中。
早在城中乏粮时，石苞和王基已并请攻城，司马昭说：“诸葛诞之逆谋非一朝一夕，聚粮、降吴，自料能守淮南；文钦既救也不便走。今若急攻，徒损游军之力。若吴军至腹背受敌，自陷危地。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或会出现內讧。吾只需坚守三面，若吴军从陆路至，军粮必少，吾以轻骑绝其补给队，可不战而破吴军。吴军破，文钦等必被擒，‘坐而制也’。”
全仪来降，孙綝九月时大赥、淮南战死者加爵赏，为举哀的消息（见《建康实录．废帝》），也应一同告知予司马昭。为阵亡者举哀这些事，不是战后才办的吗？加上全怿等降，谨慎的司马昭终可把吴军救援之虑消除。孟康、王慕建议：“宜作土山，敛诸侯材板薄橹，以为攻具。”（见《太平御览》卷336引王隐《晋书》）司马军的攻城战正式展开。
诸葛诞鉴于寿春无岁不雨，淮水溢时连城邑也淹，更別提城外的围城者，认为这是司马昭自招战败。但他忘记最重要的一点，司马昭围城是发生在冬季，可不是三月至九月的雨季时，他能否最少也撐至二、三月呢？退一步，谁能保证淮水，每年也暴涨至如钟离之战般的六七尺呢？司马懿围襄平时，一样是平地数尺的大水，但公孙军不出城逆击，魏军还不是继续围城沒溃败？诸葛诞又不像关羽或韦睿般有舟军。反过来说，万一司马昭如吴明彻般，决肥水灌寿阳呢？故其嘲讽，还不如叫听天攸命好了。

明年正月，文钦终于知错了，不过他认为此时仍是突围的最佳时机：“蒋班、焦彝谓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怿又率众降，此敌无备之时。”诸葛诞眼见“亢旱逾年”，不能不突围了。但他们都忘记了攻敌不备，是建基于敌人沒有准备；蒋班有可能不告知城中存粮、军民士气予司马昭吗？不可能。沒粮之时，还会有人会坐以待斃而不拼死突围吗？故司马军只是不知道确切日期矣。
诸葛军遂作攻坚器具，昼夜五六天攻击南围，王基等临高以发石车、火箭逆烧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诸葛军死伤遍地、血流盈堑，只能退回城內。但城里粮已竭，数万人投降。
存粮不够要减少士兵数目，否则不用司马军攻城，寿春也不攻自破；减少的方法无非就是战斗或主动放人，刚突围失败恐怕沒多少人还愿送死，那只余下主帅放人一途了。文钦自己曾受制于任质制，淮南军（诸葛诞数千死士除外）对比城中的吴军，相对更有拒降的意志，且能保留点孙綝救援的理由；文钦建议尽放北方将士省食，故不能说完全沒有道理。但他忘记一点，诸葛诞如甘心当一无兵司令，司马昭征其入朝当司空时，一早可以投奔吴国，用得著以十余万之众献城降吴？拒绝是必然的，且二人早有旧恨，诡计苟合下仍“內不相协”，互不信任的情况继续恶化，终以诸葛诞杀文钦为结局。
文钦二子文鸯、文虎将兵在小城中，闻知其父被杀后，欲勒兵驰赴。但这只是文家的家事，外敌当前，吴兵可不愿与城主內斗，文氏兄弟无奈下自得出城而降。宋杰先生在《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东晋南朝战争中的寿春》认为，这个确实为在城外不远的小城，它能与大城形成犄角之势，相互支援，以分散敌人围攻的兵力。不是旧史家解释的內城，因为文氏兄弟沒受到城墻和卫兵的阻碍，能直接出降。
文钦这二叛的第二号人物，两个儿子当然也是被夷三族之列，故军吏请诛之。司马昭此时已比东关战败时成熟，沒重蹈诛王仪的覆辙，下令特赦二人：“钦之罪不容诛，其子固应当戮，然鸯、虎以穷归命，且城未拔，杀之是坚其心也。”
司马昭更让二人统数百骑驰巡城，大呼：“文钦之子犹不见杀，余者何俱？”又表他们为将军、赐爵关內侯。这广告打得漂亮，结果城內既喜且忧，加上其日益饥困，诸葛诞等已无计可施，司马昭乃亲至城下视察。持弓的守军居然一矢不发，司马昭知道他们再无拒守之心，总攻击时间到了，“四面进兵、鼓噪登城”。
二月二十日，城破，诸葛诞知大势已去，遂骑马将麾下，欲从小城突围，但遇上胡奋部，逆击不敌被斩，夷三族。吴将于诠有感于无法完成主上救城之命，脫冑冒阵而死，求仁得仁。诸葛诞麾下死士数百人，坐不降见斩，皆说：“为诸葛公死，不恨。”时人比之田横，故连陈寿记其“得人心如此”、杜佑在《通典．兵五》中，也收录此为抚士例子。
但这些人毕竟是少数，唐咨、王祚、孙弥（孙瑜还是孙皎之子？）、徐韶等皆面缚降，包括吴兵万余，器仗军实堆积如山。城破当天才下大雨，围垒皆毁，但这其实沒有多大影响，因为城外的司马军并沒有全被淹走，一样可以用船运粮；寿春终会粮尽投降。
郝经在《续后汉书．兵守》这样总结：“无入新兵共守，隙开必败。文钦是也。无以敌缓纵食，食尽必危，诸葛诞是也。”日后郭威围李守贞的河中城，也是数退其突围，终使其粮尽破城。胡三省故评：“此司马文王取诸葛诞之故智。”（见《资治通鉴》卷288后汉隐帝乾祐二年）
是役孙綝、诸葛诞确实犯了大错，存粮再多若坐困孤城也只有粮尽的一天；进攻方粮尽退兵也不是不可，但寿春城也是有十多万兵，粮尽的压力不会被司马军低多少。

嵇果煌先生在《中国三千年运河史》第二章第二节中，通过《水经注》卷32、《三国志．武帝纪》，考证出阎润水、施水支津构成了一条连接肥水与施水的水道。吴能以粮船经江水、濡须水、施水、阎润水至寿春；只要诸葛诞积极配合第一批吴援军文钦，趁司马军围垒未固前，尽力骚扰破坏，至少南面无法围困，寿春城将不致粮尽。继而以水军骚扰司马军的重要水口如颍口、涡口，司马昭那时真的有可能被迫粮尽退兵。
但这纸上谈兵之谋，恐怕不可能发生，因为迟至是年冬，全公主已有与孙亮合力排除孙綝之象。回朝的孙綝，又不可能把争权最大的资本：军权，全权委于朱异。看来诸葛诞又可叹起兵时机之坏了。
诸葛诞既率众而降，合肥新城应随同降吴，司马昭既没嘉许合肥驻军忠贞没降吴，吴军补给线又沒受驻军骚扰是侧证。此时合肥新城仍沒被废弃，皆因吴宝鼎三年（268年）时，孙皓至东关，丁奉、诸葛靓出芍陂，至合肥，司马骏拒之。孙綝纵退兵，也可遣吴兵换防，接手合肥新城吧！若事成，至少比诸葛恪出动二十万仍占不了为强。
此时有人建议尽坑久叛的淮南及家在江东的吴兵，司马昭才刚特赥文家兄弟，还已有不错的效果，马上换另一张脸？再说远点，魏连战败的外族人口也不放过，不惜使其变成编戶齐民，反会尽坑同为汉族的吴兵（注27）？远徒吴兵至內州，正好补充一下士家的数目，还能示中国之弘呢。故不采纳，只是把他们移至三河，《晋书》就这样塑造出一个廉价的仁君形象。当然，比起司马炎灭吴后的翌年，赏赐王公以下“吴生口”（来自于战俘的奴隸），是文明了点。
淮南将吏士民为诸葛诞所胁略者，惟诛其首逆，余皆赦之。其实连元恶也沒戮几个，唐咨这三叛之一，被拜为安远将军，其余裨将全假号位，众皆悅服。又听任文鸯、文虎收敛父亲文钦，并给其车牛，致葬旧墓。司马昭也不忘旧部，城破时便登垒慰劳贾充；战后又写信赞王基：“起初求移围者甚众，将军深算利害，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禽贼，虽古人所述，不是过也。”
司马昭欲遣诸将轻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乘胜灭吴时，王基谏：“昔诸葛恪乘东关之胜，竭江表之兵，以围合肥新城，城既不拔，而众死者太半；姜维因洮上之利，轻兵深入，粮饷不继，军覆上邽（段谷）。皆因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今吴贼新败于外，又内患未弭，是其修备设虑之时。且我军兵出逾年，人有归志，今俘敌十万，元兇已诛，古往今来，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盛者。武皇帝（曹操）克袁绍于官渡，自以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
司马昭便打消这念头，先归洛阳，留贾充统后事。习凿齿评是役：“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傅玄以此总结：“宋建椎牛祷赛，终自焚灭。文钦日祠祭事天，斩于人手。诸葛诞夫妇聚会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举族诛夷。此天下所共见，足为明鉴也。”日后的《为郑冲劝晋王笺》、《策命晋公九锡文》中，也对此役用墨甚多；新一轮的都督填补又开始了：王基转正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注28）。王基上疏固让其所进封的东武侯，归功参佐，结果其军府的长史、司马等七人皆侯；陈骞也转正为安东将军，使持节、都督淮北诸军事，进爵广陵侯；钟毓为青州刺史、后将军；州泰从兖州调任为豫州刺史（注29）。
当中以淮北都督最为触目，如同《魏方镇年表》、《晋方镇年表》所记，这与司马昭、陈泰战时的临时的性质不同，因继任的还有卢钦和司马骏，入晋后还有王浑，已成常制；荊州更在明年分置两都督，算上司马望的雍凉都督与邓艾的陇右都督，可见司马昭有意把原来的大都督区，分割削弱，目的就是要降低淮南三叛般的成功率。

另一方面，姜维得知诸葛诞失败的消息后，兵还成都，除了造成双方互耗军粮之局外，不知还有甚么建树的他，居然如同当年武侯克武都、阴平二郡，并破郭淮后的官复原职。对比之下，邓艾和司马望拒敌有功还沒升迁呢：《晋书．义阳王望传》压根只字不提是役；邓艾的迁征西将军，实是其破姜维于侯和后的事。《三国志．陈留王奂纪》在景元三年（262年）十月记邓艾破姜维于侯和时，官职仍为镇西将军，因为那时的征西将军司马望，还沒被征回朝拜为卫将军。钟会在景元三年冬才迁为镇西，那代表邓艾此时才迁为征西，否则根本无空缺让钟会担任。
钟会在是役参谋居多，亲待见隆，时人谓之子房。退辞不任太仆后，司马昭让其为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事，为腹心之任；又屡让不受陈侯之爵，结果有诏赞其：“有谋谟之勋，而推宠固让，辞指款实，前后累重，志不可夺。”日后司马昭力众议伐蜀，胆敢让钟会率十多万为主力，除了因钟会赞成伐蜀外，与平诸葛诞时所展现的军事能力，也不无关系。
升迁封赏的还有：王昶迁司空，持节、都督如故，增邑千戶；石苞迁镇东将军，封东光侯；鲁芝迁大尚书，掌刑理，进爵武进亭侯，增邑九百户；裴秀转尚书，进封鲁阳乡侯，增邑千户；贾充进爵宣阳乡侯，增邑千戶、迁廷尉。
当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司马昭自己：封邑八郡的晋公、加九钖、相国。司马昭效法当年的曹操，多次退让不受，或借机测试一下朝中反应，还有沒有忠于魏帝者。终只以封邑万戶、诸子无爵者皆封列侯告终。不过这举动，已超出曹髦的心理底线，“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为其殉国埋下伏线。
司马昭也不是无此必要，曹髦死后的两年，即景元三年，魏忠臣嵇康下狱时，居然有三千个太学生反请求任命他为博士，更有人追随其入狱（注30），故徐高阮先生在《山涛论》评论：“构成一个明显的政治抗议……足以标出司马氏专政之下直到这时还有广大的潜存的反对力量。”嵇康死后，他的好友向秀“遂失图，乃应岁举”入京出仕。（见《世说新语．言语》“嵇中散既被诛”条注引《向秀別传》）
从另一个角度看，《三国志．孙皓传》注引《襄阳记》云：“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敌国吴相张悌之言，也有相当份量的说服力，司马懿执政后确实是“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这点连王广也承认；其二子也是“任贤使能，各尽其心”，趁曹爽乱政时夺权并终得天下，也非无因。
史家的共识是淮南三叛是曹氏与司马氏的较量，诸葛诞被灭后，曹魏政权基本已在司马氏的掌控。元子攸设计杀尔朱荣，但尔朱兆、尔朱世隆反攻得胜；高澄虽意外被杀，但高洋继续掌权。曹髦就算能杀司马昭，已改变不了司马氏篡魏的步伐，观《晋书》宗室、诸王各传，已知司马氏在魏仕官者之众，司马昭纵死也只是换另一位成员登台罢了。
曹芳的罪名是“恭孝日亏，悖慢滋甚”；曹髦的罪名是“不能事母，悖逆不道”。正如《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总主编是郑师渠先生，分册主编为曹文柱先生）第七章第四节评论：“常常把孝道当作对付政敌的有力武器，进一步暴露其孝道的虚伪性……既然其孝治徒有虚名，也就难于用之治理天下。”以此解释时人轻国重家的观念成因之一，可谓一矢中的。
对于旧史对嵇康、阮籍的狂放无礼，鲁迅先生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指出：“魏晋的破环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反驳了这些对政敌的诬陷。
在这乱世中，有人选择弃官隐退如范粲；也有躲不了被迫出仕的如阮籍，但其异如常人的行径，犹似自保。

入吴为质的长史吴纲，大概以为仍留在魏的妻子已死，在吴更娶。吴亡后，吴纲与后妻及子俱还中原。对于二嫡妻并存的问题，袁准认为：“并后匹嫡，礼之大忌。然此为情爱所偏，无故而立之者耳。纲夫妻之绝，非犯宜出之罪，来还则复初，焉得而废之？在异域则事势绝，可以娶妻，后妻不害，焉得而遣之？按并后匹嫡，事不两立，前嫡承统，后嫡不传重可也。二母之服，则无疑于两三年矣。”袁准虽云二妻地位有別，但承认“并后匹嫡”这乱世事实。（见《通典．礼二十八》）
吴纲只是这时代二嫡妻这现象的缩影，同样见于父娶后妻但儿子王昌应否为先母服丧一事上。虽然最终不应服，但三种意见中，认为服丧、要看王昌出生时先母是否健在才决定服丧，以“礼得权通”为由承认二嫡妻（见《晋书．礼志中》）。
26．卫尉，统武库、公车、卫士、诸冶等令，左右都候，南北东西督冶掾。《晋书．职官志》
卫尉，晋江右掌冶铸，领冶令三十九，户五千三百五十。《宋书．百官志上》
虽不能确定魏的卫尉，是否如同西晋时掌管武库及冶铸，但应该还保留东汉时的部份禁卫职能，这对曹髦还是有点用，故为司马昭所不容。
27．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从马超为乱。超破之后，阿贵为夏侯渊所攻灭，千万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国家分徙其前后两端者，置扶风、美阳，今之安夷、抚夷二部护军所典是也。《三国志．东夷传》末注引《魏略》
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帅齐万年僭号称帝。《晋书．惠帝纪》
齐万年编戶隶属，为日久矣。《文选》卷20潘岳《关中诗》注《上关中诗表》
阿贵、杨千万留下的氐部被迁徒至雍州，其后人齐万年一直都是编戶，这就说明他们是像汉人般要纳稅的州郡民。吴军中虽有不少是来自山越之民，但他们几与汉人无异，详见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第二节的考证。
28．盖因战时王基的都督豫扬，本非常制，荊豫都督才是；司马昭也沒理由强行从有牵制之功的王昶手中，分拆豫州予王基。且讨诸葛诞时，王基恐怕也沒多少扬州兵力能为其所督，空衔居多。
29．《三国志．邓艾传附州泰传》注引《世语》云其“历兖、豫州刺史”；《晋书．文帝纪》则云：“（甘露）四年夏六月，分荊州置二都督，王基镇新野，州泰镇襄阳。”魏历史中，可沒有先为都督后任他州刺史者，故唯一的可能性只有平淮南后，州泰先接替王基的空缺，如同《魏方镇年表》所记，明年再任荊州都督（都督江南诸军事也应是此时）。
30．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杰皆随康入狱。《世说新语．雅量》“嵇中散临刑东市”条注引王隐《晋书》
嵇康学生三千人上书，请康为博士。《北堂书钞》卷67引《晋文王教》

七、战后影响
对吴的直接影响：可能是孙綝和全公主两位都始料不及，因为战前恐沒人能料到诸全降魏吧？全公主与亲家兼姘夫孙峻，关系不用多作解释；孙亮全夫人可是全尚之女，即全公主其夫全琮的侄孙女；加上“时全氏侯有五人，并典兵马，其余为侍郎、骑都尉，宿卫左右，自吴兴，外戚贵盛莫及”（见《三国志．孙亮全夫人传》），全公主地位稳如泰山。
朱公主曾反对废太子孙和，全公主因此而恨，借孙峻杀孙仪时，顺道杀其妹。诸葛诞起兵前的一个月，孙亮始亲政事，孙綝所表奏多见问难；又在苑中操练一支三千余人之军，并以大将有勇力者的子弟为帅。孙綝甚惧。
回朝后，早已知道真相的孙亮，还向孙鲁育询问小虎的死因，全公主惧，然后推过于朱据二子（朱损妻是孙峻之妹），朱熊与朱损遂死。孙綝力谏也阻止不了，全公主从此与孙綝结怨，“全怿母，孙权女也，得罪于吴，全端兄子祎及仪奉其母来奔”，《晋书．文帝纪》这句也点出了，全公主已经一下子同时得罪了少主孙亮与权臣孙綝。
二选一的情况下，全公主只好改与孙亮合作，好歹孙亮之妻还是姓全的；但诸全尽墨于寿春，对全公主的打击当真不少，只能依靠卫将军录尚书事的全尚。可惜全尚父子真的是不能付予大事之人，孙亮兵变前都已明言，不能告知予全尚妻，因为她乃孙綝堂姐，结果全纪还是照做不误。密既泄，孙綝先下手为强，孙亮被废为会稽王、全公主被徒至豫章、全尚父子身故。曾权倾一时的全氏，从此退出东吴的历史舞台。
孙綝虽然暂时胜利，但他在沒多少人选可供选择下，以孙亮之兄孙休继位。孙休登位仅两个月，就能与张布、丁奉等夺回君权，可见孙綝是多么的不得人心。孙亮曾评其于是役之罪：“孤见敕之，使速上岸，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异，擅杀功臣，不先表闻。”当属公允。
“强臣专政，上诡天时，下违众议，亡安存之本，邀一时之利，数兴军旅，倾竭府藏，兵劳民困，无时获安。”华覈总结了孙权死后，强臣专政时的情况，诸葛恪、孙峻和孙綝三位恐怕都全能适用，故孙休诛孙綝亲政后，马上颂令欲“轻赋稅、差料强羸，课其田亩，务令优均”，可见当时孙吴国力的损耗是多么的重。可惜成效不大，因为华覈其后便称：“今之存者乃创夷之遗众，哀苦之余民耳。”
至少“义兵”这项暴政沿用至孙皓，其害见于陆凯的劝谏：“自从孙弘造义兵以来，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入，而分一家父子异役，廪食日张，畜积日耗。”孙弘任中书令为孙权晚年；这个名义上的无偿义兵，当然会造成“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根之渐，而莫之恤也。”
其实孙吴当权者又何尝不知道这是饮鸩止渴，无奈先有合肥新城之败（《孙亮传》称死者大半、邓艾则称死者万数）；救诸葛诞的先锋，即诸全、文钦等三万兵进城后从沒突围成功，加上朱异累败，恐怕有近四万之失。
再看看孙吴后期讨伐山越的力度（川胜义雄先生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称：“讨伐山越并非是直接获得殖民地的战争，用一般的话来说，就是猎人战争”），与前期比明显失色不小，故也很容易理解兵源枯竭下，当权者为甚么要继续实行。追溯原因，就是孙权死后的数次战争中大败。
司马昭当相国后，在吴元兴元年（265年），遣昔吴寿春降将徐绍（有可能是《晋书．文帝纪》中的徐韶）、孙彧衔命赍书，陈事势利害，以申喻孙皓（文书內容详见《三国志．孙皓传》注引《汉晋春秋》），但这当然不可能有半分效果。明年孙皓作书回应，遣纪陟、弘璆随徐绍、孙彧回洛阳。团行至濡须，有人报告徐绍赞美中原，故召还杀之，徒其家属建安。

若上述算是陈述事实，那开篇的第一句则完全是有问题：“因余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他居然鼓吹魏是承天意而肇建，而蜀汉只是区区的汉之因余？蜀汉亡前的一年，宫中有大树无故自折，谯周上书曰：“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陈寿其后已解释：“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为验。”（见《三国志．杜琼传》）可见投降论早已在散播。
自费祎死后，姜维应诸葛恪之邀北伐响应开始，姜维每次的出兵，同年淮南皆有战事或司马师废帝，不能不说，姜维也是在寻找合适的机会，但除了在洮西大破王经外，效益甚微，更有段谷为邓艾大败。
或许有鉴于此，姜维想从主动出击，变成诱敌深入冀获大利，故废除魏延开始的汉中守诸围的防御系统，改退守汉、乐二城，坚壁清野，待魏军粮尽时才反击。常璩把这事放于姜维复拜大将军后的同年。战略本身是否有价值已不重要，因为在日后的实践过程中，变成开门揖盗，让钟会如入无人之境。胡三省故评：“姜维自弃险要以开狡焉启疆之心，书此为亡蜀张本。”
另一方面，“相国自魏、晋以来，非复人臣之位矣”（见《宋书．百官志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不是不想当，只是因为功业不够；像当年曹操进爵为魏公、魏王，也要在击败韩遂与马超等关中军、张鲁后，才得以再进一步。平诸葛诞虽是大功，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只是夺回淮南，不是开疆拓土，日后刘裕也要取得北伐的成功，始能篡晋也就是这个道理，后秦遂成踏脚石。
可惜辽东公孙氏已亡，故只能选择蜀汉或吴。司马昭早认为“姜维屡扰边陲，料蜀国小民疲，资力单竭”（见《钟会传》）；姜维再被邓艾破于侯和时，竟要避难至沓中，认为是机会来了，让邓艾缠姜维，钟会挥军陷汉中，直指剑阁。
姜维除了因得罪黄皓外，归因究底还是“维本羁旅讬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一再与张翼等本土反战派唱反调，连廖化也劝姜维，可见问题的严重性）。钟会曾作《檄蜀文》，就以文钦二子、唐咨、孙壹为例，大打心理战（注31）；当邓艾孤军破诸葛瞻后，谯周借势劝刘禅投降。可见灭蜀的种种远因，实在淮南三叛这数年间已种下。
邓艾灭蜀后，司马昭马上当相国、晋公，相国府规模极大，据《宋书．百官志上》所载，长史、司马、诸曹掾属就有四十二人，涵盖东西曹、贼曹、兵曹、奏曹等十七曹，还包括中卫将军、骁骑将军这些禁卫武官；司马炎篡魏后，官员的班底就是主要来自乃父的相国府。始建五等爵就已有骑督六百余人受惠；裴秀议官制、贾充正新律、荀顗定礼制，最终宗旨还是为了篡魏及拢络大臣之用。只需等司马昭一死，司马炎自会成新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