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彪急功近利似乎是定评？后来李冲弹劾他，话里话外也有这一意味。怎么说呢，可能凡事有个度吧。他急了点。孝文帝去世以后他去找阿肃，结果阿肃的反应是“你怕饿死我可以给你钱，你要实权官缺免谈”。做事太绝，未免让周围的人看着怕吧。叹气。

首先不必自行断言我会不高兴。有人讨论我很开心。我认同单靠王肃他罩不住李彪。不过我说那句话，其实想表达的，是连在北朝没有盘根错节关系的他，那时都最好绕着李彪走。
王肃身为北奔南士，即便有孝文帝顾命，但本身仍没什么权限，需要本土人士的支持。之所以认为王肃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有态度，是因为历史上记载的话，持同样态度的还有一个元勰。
在高肇排除异己到某种程度以前，元勰的态度恐怕可以说明某个朝臣群体的看法。
我不否认御史台工作的特殊性。不过御史做事仍然需要一个度。魏书李彪本传记载的李彪后期形象接近一个非常典型的酷吏，司刑过于苛烈，恐怕李冲弹劾他，并且弹劾能够成功，部分也因为“重用酷吏会令君王失人心”是一个经验上的公论。

风澜只会在涉及民族或民生大节的时候才会动真怒。您也见过，就那一次。
只要是风澜名下贴吧，只有讨论没有掐架。安心。

李彪还有自己的单行传。或许郦道元在司刑苛猛上走得更远。
一直认为“法”就和军队一样，是一种不可滥用的凶器。过犹不及的感觉。
孝文帝乾纲独断，需要【只是需要】李彪在边上唱黑脸。然而，得到权限之后，李彪和他的团队，能在多大程度上约束自己，只在孝文帝需要的时候出手，而且控制出手力度？这很难说。政治是个很微妙的东西，无律法难以立威，滥施刑法同样会使律法失去威严。
所以或许他用李彪用得很顺手，但是李冲这样重臣一逼，就是永不复用。
如果君臣感情深到超过工具层面，恐怕以孝文帝重情程度，未必。因为李冲从冯太后去世开始，基本上一路在降职、降爵、降权限，而李彪是走上升路线的。
事实上，宣武帝亲视事以后，对李彪也只泛泛相待。对于元家父子，恐怕李彪更像是一个工具性质的东西，用过了，觉得会带来麻烦，就会放弃掉吧。

执着的小人物，这句话真是定评。

虽然他并非完人，但我尊重他的努力和意志。

即便是为了对抗太后势力、培养自己的私人团队，也还是工具属性啊……
对李彪，他的“准备启用”也是比较矛盾。魏书李彪本传记载的是个很纠结的状况，先是李冲弹劾事件，继而如下一段：
高祖纳宋弁言，将复采用，会留台表言彪与御史贾尚往穷庶人恂事，理有诬抑，奏请收彪。彪自言事枉，高祖明彪无此，遣左右慰勉之。听以牛车散载，送之洛阳。会赦得免。
为何准备启用又匆匆放弃了呢？李彪真的做事手脚足够干净么？
而关于宋弁说了什么这个问题，宋弁本传则跑出这种记载：
始，高祖北都之选也，李冲多所参预，颇抑宋氏。弁有恨于冲，而与李彪交结，雅相知重。及彪之抗冲，冲谓彪曰：「尔如狗耳，为人所嗾。」及冲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为民，弁大相嗟慨，密图申复。
再参看李彪传对宋弁的记载：
彪虽与宋弁结管鲍之交，弁为大中正，与高祖私议，犹以地寒处之，殊不欲微相优假。……
由此，这两位明显是一种私人恩怨+互相利用的关系。如果这二位做事在理的话，完全不必为小人之行。私以为李冲弹劾应该有部分事实根据，也因此有比较大的舆论支持面。

是说我一直很困惑，关于李彪撰写了孝文帝纪这个说法是哪里来的？
我看到的讲法多半是他撰写的到拓跋弘纪为止。

对李冲的话……我觉得双方到后面都很有诚意地翻脸了。从李冲的立场来看，先结交后反目，本身也是一种背叛吧。政治复盘，带上感情来看就太荒唐了，除非两边的感情都体会。

我没有明说，但你所说的，也就是我为何讲他们有点“小人之行”而已。
说实话私心不喜欢党争。而且一直认为没理才需要拉派系。扶额。
其实启用李彪之前爆出来的案子，私以为仍然是说刑讯逼供的事情。不是说太子案的结论要翻，是说他做事情手脚不太干净。当然，底下人做事手脚不干净，会扯出来很多东西。影响到太和改革的推进，所以压下去。可以不审判，但是不复用。
还是那句老话：如果在理，为什么不可以摊开说。
这段史实之前，按《北史·李彪传》，比《魏书》还多出一段：
彪寻归本乡。帝北幸邺，彪野服称草茅臣，拜迎邺南。帝曰：「朕以卿为已死。」彪对曰：「子在，回何敢死。」帝悦，因谓曰：「朕期卿每以贞松为志，岁寒为心，卿应报国，尽心为用，近见弹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谴，为朕与卿？为宰事？为卿自取？」彪曰：「臣愆由己至，罪自身招，实非陛下横与臣罪，又非宰事无辜滥臣。臣罪既如此，宜伏东皋之下，不应远点属车之清尘。但伏承圣躬不豫，臣肝胆涂地，是以敢至，非谢罪而来。」帝曰：「朕欲用卿，忆李仆射（冲）不得。」
当然如果一定要说李延寿自己出身陇西堂有立场的话……那也没办法了……
虽然北史的风评一般比魏书要好一些……

然后从冯太后去世就开始降嘛……有矛盾伐？

我看到的说法，写孝文帝起居注者系邢峦，魏书孝文帝纪作者大家都知道是谁……

从后世读史人的角度来看，此语确为定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