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一事,须待吾人记忆者,乃殉死,切腹,报仇此三种可怕的习惯中表现最高之旧日本忠义之宗教,其范围至狭小,盖此种习惯受社会组织所限制也。国民通过种种集团,到处为性质相同之义务观念所支配,然各人之义务范围,不出于各人所属氏族团体之外。凡为家臣者,须有随时为自己之主君牺牲之决心,但除非直接属于将军之旗下,对于幕府,则并不以为必须同样牺牲自己。其祖国,其乡土,及其世界,仅限于其主君之领地内。在其领地以外,其人仅属一流浪者而已。故无主君之武士,谓之浪人。在此状态下,对天皇忠诚之念,对国家义务之感--此即近代所谓爱国心,而非昔时狭义之爱国心--未可谓为充分。遇有共同之危机,或全民族之危险,--例如蒙古人所企图之征服日本--果真一时唤起爱国感情,但除非如此,此种感情不大获有发达之机会。伊势之祭祀,因表现与氏族或部族礼拜不同之国民宗教,但任何人所受之教,认为第一系义务对于自己之领主,人不能任二主,而封建政府实际上抑压颇力,不使稍有此种倾向。各人将其心身完全献给领主,故除对于领主之义务外,对天皇国家忠诚之观念,未尝有机会显示于家臣之心。
至少幕府崩溃前为如此。德川家光时代,诸侯赴江户时,严禁接近皇居,受天皇命定而往时亦然。彼等又被禁止直诉于天皇。幕府之政策,在于完全阻止京都宫廷与诸侯间发生直接交涉。此政策得以防止阴谋二百年间,但又同时防止了爱国心之发达。
而此理由,正系日本受西洋之侵入而遭遇危机时感觉废除大名制度为最重要之原因也。绝大之危机,要求社会各单位一致团结,俾能统一行动,氏族及部族集团必须永久解散,一切权威须直接集中于国民宗教之代表人,即须废除服从地方领主之封建义务,而永久服从天津大君。在一千年间之战国时代养成之忠义之宗教,并不容易拋弃,倘能适当加以利用,可成为价值无量之国家至宝,倘有一贤明之人,使之趋向一贤明之目的,即能成为可演奇迹之道德力。维新对之亦无可如何,但方向与形式之改变,则获成功。于是趋向更高之目的,向巨大之需要扩大,而成为信任与义务之新国民感情,即近代的爱国心。三十年之间,这爱国心究竟演出了怎样的惊异,世界今可知之,而将做出如何更伟大之事情,今后将可知之。惟有一事确实者,即日本之将来必须为自昔由死者之旧宗教发展而来之忠义之宗教所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