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明的就是当疫情一日不受控制，或不再发生，死亡的恐惧是会发生在很多人心中，死亡人数只是其次，对双方士气的打击是基本相同。或许有人认为孙权或其部将，不欲其部曲不停折损而退兵，但我也可以反说孙权宁愿忍受疫疾，也要一举攻下这淮南要地，反正根本史无明文交代，当时孙权的心在想甚么。研究历史切忌把自己代入成主人翁，史无明文交代的话，只是停留于假设的可能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合肥城内的守军，差不多连站在城墙上的人数都不够，你是孙权的话，会否退兵？所以正是在无任何胜算下，孙权不得不放弃这次大好的黄金机会而南归，主要原因正是张辽明白理解，而不是盲从下，完美地实行了曹操的妙计，最终导致孙权军夺气，才迫使孙权退兵。
疾病这个史书提及的另一个原因，相对上作用则少很多，毕竟合肥的疫疾还不能和英法百年战争的黑死病相提并论。莫非夏侯尚、曹真也仅因疫疾而退兵，和朱然的关系不大吗？
整理《三国志》参战双方的诸纪传，以及《建康实录．太祖上》得知：孙权军陆续撤退，最后留下孙权及其诸将与车下虎士千余人殿后，在合肥东北的逍遙津南，与军将举酒乐饮。前部渡将欲尽，张辽觇望知之，密使人断桥，率步骑来袭。
据《太平御览》卷359 引《江表传》云：“权与吕蒙、蒋钦、凌统等在后张幔饮食毕，垂当发。魏将张辽帅六、七千人奄至，围遮数重。”这就是张辽把作战良机的明证，在孙权将退之时，他当机立断，合肥驻军几乎全军突击，先拆桥再把孙权“围遮数重”，来一招关门打狗。重重包围这不见于陈寿內文的事是基本可信，因为《太平御览》卷358 引《吴纪》也云：“魏将张辽奄至，围数重，蒙等死战。”
孙权使人追还前兵，但兵去已远，已赶不及回来。当时情况极为危急，据《太平御览》卷581引《江表传》云：“魏将张辽奄至，鼓吹惊怖，不能复鸣箫唱。甘宁援刀欲斫之，于是始作之。”这就反映了当时孙权军众人的恐慌情绪。
吕蒙、甘宁、蒋钦等人奋战抵挡张辽军的攻势，右部督凌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捍孙权而出。自己却复还战，左右尽死，身受重创，杀数十人后，估计孙权已得脫，才被甲潜水而还；《水经注．施水》说他因左右皆死，而流涕津渚。回到孙权，他与甘宁“蹴马趋津”，到达桥前才发现桥已毀，“丈余无版”。
正当孙权不知如何是好之际，孙权的亲近监谷利，建议孙权持鞍缓控，而他自己则在马后鞭策，以助马势，孙权遂成功越过桥。贺齐此时已率军三千接应孙权，孙权才安全还船。稍后凌统回来，孙权惊喜其不死。
孙权在船上与诸将饮宴，贺齐下席涕泣而言：“主公无比尊贵，应处处小心谨慎，今天几乎造成巨大灾难。我们这些部属都非常惊恐，如同天塌地陷，希望你终身记住这一教训！”孙权亲自上前为贺齐擦去眼泪说：“很惭愧，我把这次教训铭刻在心中，不仅仅写在束身的大带上。”
此战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吴主传》注引《献帝春秋》记录，张辽问孙权军的兵：“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人答：“是孙会稽。”张辽及乐进相遇，说如果一早知道的话就马上狙击孙权，“举军叹恨”。
不过这小小的遗憾也无阻合肥之战的影响，《太平御览》卷279引《魏略》云：“张辽为孙权所围，辽溃围出，复入，权众破走，由是威震江东。儿啼不肯止者，其父母以辽恐之。”同书卷434又引云：“江东小儿啼，恐之曰：‘辽来，辽来！’无不止矣。”日后唐代李翰所撰的《蒙求》中因此而有“张辽止啼”一语。

合肥之战首功在于张辽，因为曹操虽给予了一个指示，但如何具体仔细的执行起来，比方何时出城冲阵、募兵、如何安排接应与退路，却是合肥诸将的事。曹操更不可能未卜先知预计孙权会以千余人殿后，在城上观察而成功捕捉战机的张辽，才更显其智所在。
毕竟连吕蒙、甘宁等智将也料不到，张辽能成功把握这一瞬即逝的机会，所以无人劝谏要注意合肥驻军或会出击（有后见之明的普通读者，总不可能认为自身的军事才能比这些久战沙场者还高吧？）。因此，就算假设你有张辽的武艺和治军，也不是任何人也能打出逍遙津的胜仗，因为不是普通人也有其智谋。
几近完美的冲阵达至“吴人夺气”，更避实击虚，待至能以绝对的兵力差来反击孙权时才再次出城，这是其智勇双全的最佳表现。拿破仑曾评价自己不是以少胜多，而是以多胜少，指的是在整体人数上为劣势时，自行创造一个局部的兵力优势，以多胜少。他多次胜仗就是逐个击破，把反法同盟战胜。
正史与演义那“以乐进诈败引走先锋吕蒙和甘宁，自率重兵来个斩击敌首，破孙权本队迫走十万大军”的谋略相比，是有点逊色，但成功把握战机，不论是否自己创造出来，能打大胜仗就行了。
毁了逍遥津的桥，把南岸的大军与身在北岸的孙权等少数部队隔绝了，围数重，还好孙权真的命不该绝，凌统等人死战下加上自己的骑术颇精，否则将替曹操一报赤壁之恥。不过主因恐怕是张辽等人不识紫髯的孙权。
曾听过有人反讽张辽不过是幸运，若吕蒙等人以伏兵作殿后，那张辽不是追击成功，而是中伏兵败，丟失合肥。这不过是根本沒有考查过实地，而是凭空想像、毫无根据的猜测。张辽是亲自观察孙权军（见《甘宁传》）的一举一动后，才下令追击，孙权军的动静是否像饵兵、附近环境是否有伏兵，这个名将的观察力，远较一众业余历史爱好者为強。
北宋人郭祥正曾写了一首《藏舟浦》的诗，当中有一句“张辽凿浦暗藏舟”；据《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八．庐州府条》记载，藏舟浦在庐州府（合肥）城西北隅，张辽御孙权凿此以藏战舰处。张辽既有能力收藏战船而不为孙权军察觉，他对自己驻地附近环境的了解，以及在反侦察方面的能力可见一斑。所以张辽是看破孙权军的无备才追击，而不是恃勇盲目出击而胜。
至于孙权军总数，有人以陈琳的《檄吴将校部曲文》中“孙权亲以数万之众”一句，沒有其他有力佐证就否定陈寿的正文，说服力不大。原因是这等檄文在数字上本来就仅仅能作为参考，同文中还说曹操“大举天师百万之众”呢，其可信度根本无法和前四史之一的《三国志》相提并论，所以是役孙权的总兵力还是为十万。
也有人认为明帝青龙二年时，满宠于合肥新城之战中，仅募数十弓兵便以火箭退孙权，并射杀孙权弟子孙泰；战绩可比张辽強多矣。得出这样的感想只因沒有阅诸纪传，甚至《三国志．满宠传》的前后也沒有细阅一次。满宠是牛人，只不过张辽比他更牛，至少在合肥之战中他的难度更大。
孙权攻合肥新城是“号十万”，那实际兵力大概只有数万。青龙元年满宠以伏兵六千破攻新城之敌；二年时刘邵建议满宠以步骑八千作疑兵计，救援被围的新城，为明帝同意，这就是说双方的兵力差距远沒有张辽的合肥之战这么大。满宠因“东方吏士皆分休”，是想弃守新城，把战场后退至寿春，但为曹睿否决，因为他自率大军支援；张辽可沒有任何援军相助。
孙权遣三路北伐军不过是呼应诸葛亮第五次北伐，非真正下定决心北侵，所以如《三国志．卫臻传》所讲，曹睿军还未至孙权已自退。这和张辽凭亲率的冲阵打击至孙权军无士气而被迫退兵，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至于射杀孙泰的战果，不过是机率问题，庞统还中流矢而亡。张辽军如有人认识孙权，或者孙权骑术不精，甚至还能括捉孙权呢。
这战对孙权集团的影响可不小，尽管东吴的兵力损失还未像夷陵之战对蜀汉那样，对国力造成破灭性的大打击。但俗语有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孙权亲爱的陈武是役战死；凌统英年早逝恐怕也与合肥之战有关。《岳麓书社》印的《三国志》就採纳《建康实录》的记录，把凌统的寿命更正为二十九岁，也就是合肥之战后的两年。因为《三国志．骆统传》记录他在夷陵之战前，代领已亡的凌统之部曲；再加上二十年期间，东吴的著名战役也沒有凌统参战的身影，这益证二十九岁才为事实。
在战略层面方面，孙权曾问吕蒙应是北伐还是西向，吕蒙回答若取得徐州，将要应付报复的曹操精锐骑兵，不如西取荊州，凭藉自身水军辅助守城，根本不需要关羽。不论合肥之战发生于这番建议之前还是之后，一定会对孙权集团产生巨大的震荡：曹操主力远在汉中，无救援下，张辽区区七千余步骑，加上合肥城，也能粉碎孙权十万大军的攻势，何况曹操本人亲率大军呢？至于和刘备集团交战，取三郡的过程就轻松太多，取荊州的战略方向重新被考虑。建安二十四年吕子明白衣渡江，远因不能说与合肥之战完全沒有关系。
合肥之战不但影响汉末三国，也为后人作为参考的经典战例并加以运用，北宋的王文郁就是一例：“夏人围兰州，数十万众奄至，已据两关，李浩闭城拒守。钤辖王文郁请击之，浩曰：‘城中骑兵不满数百，安可战？’文郁曰：‘贼众我寡，正当折其锋以安众心，然后可守，此张辽所以破合肥也。’”《续资治通鉴．卷77．宋神宗元丰六年》
战后张辽更被曹操迁作征东将军。是曹操生前的唯一一个外姓三征，另外两位是宗亲的征南将军曹仁和征西将军夏候渊。最后以《三国演义》中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诗作结尾：
的卢当日跳檀溪，又见吴侯败合淝。退后着鞭驰骏骑，逍遥津上玉龙飞。

八、会战樊城
曹操最后决定不乘汉中之胜进袭益州，还邺后进封为魏王。內部整顿权力后，建安二十一年十月，起兵伐孙权。来到合肥时，循行张辽战斗之处，叹息者良久，也许是感慨于他自己也胜不出这仗，因为曹操之个人武勇远比不上张辽，他自己可无法冲阵达至“吴人夺气”。
最大的伤痛是说不出话，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正如曹操引用孔子说无法找到禹的缺点来批评他，以示对杜畿的感慨， 一切尽在无言中，比甚么赞美之词还来得具信服力，包括陈寿的评语。事后曹操乃增加张辽的兵力，再如前述曹军在合肥之役死伤不多，张辽能指挥的总兵力达到万人以上，应该接近历史。
明年正月曹操进军居巢，张辽从征进攻孙权的军事行动，但他们面对不但有置强弩万张于濡须坞的濡须督吕蒙，还有大瘟疫，从征的司马朗、王粲等人病故。
那时正好下暴雨导致水涨，孙权军的船只也稍进，导致将士皆不安，连张辽也想暂退。观白狼山、天柱山、逍遙津之战，张辽绝对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所以应该是从以前或其后的战例作反思，到底曹军何解不安。

大雨不适宜进军，这是常识，泥泞的路会造成士卒的体力消耗，以及后方补给上的困难。时人局限于自然与人事有密切关联的思想中，连曹操自己都不能例外，其所著的《兵书接要》就云：“三军将行，其旗垫然若雨，是谓天露。三军失徒。将阵，雨甚，是谓浴尸。先阵者败亡。大将始行，雨而薄，不濡衣冠，是谓天泣。其将大凶，其卒散亡。”（见《太平御览》卷11）《武帝纪》注引《魏书》既云：“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那么张辽应该是明白曹操这样提醒过的。
建安十九年当孙权袭破皖城，曹操想出征，刚好遇上七月大雨绵绵，三个月后曹操就草草的从合肥还邺。更极端一点，日后曹真、司马懿和张郃三路进击汉中，曹真因为连续下了一个月甘霖，被困于天狱的子午谷。赤壁之战才刚结束不久，曹军应该会对孙权水军的精锐，有一定程度上的认知，害怕这时为敌船所攻，完全不是杞人忧天。建安二十四年襄樊之战，汉水也是下了很久的暴雨，结果水涨，为关羽抓紧战机，尽俘于禁七军。
吴军董袭也在濡须遇暴风，沉沒殉职，吴水军尚如此，因此张辽只是较谨慎，当臧霸认为曹操不会弃他们而去，会从后支援，张辽也沒坚持下去，沒有不冷静的率兵自退。因为这时与曹仁镇守樊城时不同：满宠认为那时若退兵的话，洪河以南非复曹操所有。曹操自己也有很多时忽发奇想，比方捨吕布而攻徐州的刘备，所以最重要的是接受正确的意见，不会因一时情况危急而方寸大乱，做了错误的决定。张辽虽然在这件事上有少许不冷静，但也沒隐瞒，而是如实向曹操汇报，结果曹操称善，战后拜臧霸为扬威将军，并假节。
至于吕蒙乘曹军前锋屯未就的有所斩获，前锋可能包括张辽，也可能只是青徐水军，无从稽考。孙权遣徐详请降，留下周泰为濡须督作防备。曹操也以此为楔机而接受，退兵并留下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屯居巢。
这是孙权战略上转变的关键，因为请降于曹操，就代表曹、孙两家之间不是只有战斗的对峙，还可以为各自的利益而达成一个短暂的利益同盟，为日后孙权袭关羽，两家结盟提供了一个先决的政治环境。
假设战功和戶数成正比的话，张辽在延康时，从自己的戶数中分封后还有一千六百戶，较于禁和乐进的千二戶为多。分封是优待，但应是主动申请（可参考王基上疏报答叔父之例）。在无法确定张辽曾申请但遭拒的情况下，证明不了曹操更优待于、乐。
至于节钺，可斩节将的是晋制，但沒有史书提及魏制也如此，且连实例也沒有。在曹操时期，钺并沒有显示出在诛杀权上比节大多少，相反，于禁还受节将曹仁所督，故钺的地位在曹操时还不明确。
魏制中四征高于四方，包括魏国已建但汉廷还在的情况。张辽日后由征东将军转为前将军，一个“转”字，和“迁”、“拜”（不是转拜或改拜）二字的分別可大了。最能说明张辽一事的典型例子是郭淮的升迁过程：他曾由左将军转为前将军，然后迁征西。四方之间的平级调换用了个“转”字；表示魏制中，征西高于前将军。
一般人脑中的四方和四征关系的汉制，实际上是蜀汉制，但事实上刘备自称汉中王前的诸将军品位，不能完全看成东汉制，至少刘备首创翊军将军，难道以此来衡量东汉制下，翊军将军与其他将军的品位差別吗？不可能。得成都后即建安十九年，洪武雄先生就在《蜀汉政治制度史考论》第一章，以建安十九年为起点，来判断蜀汉诸将军的品位。蜀汉制就算多依汉制，也不代表一成不变，刘备既已沿用左将军多年，既要封黄忠为征西将军，那当然是调整成低于左将军级別的，反过来能否认为东汉制下本如是？
马腾算是一个最直接的例子，但在《典略》中，他也只是由征东将军转拜为前将军，因此双者地位大致持平，何况还有一个政治背景：迎汉帝后的曹操再对关中诸将重新拜一次职位，以示他们有別于董卓集团时。
司马篡魏的前两年（咸熙年间），史家公认当时的诸多新制度，实为晋制的先河，难道以此来衡量魏制吗？再对比一下刘备称王前数个月所封的黄征西；王国前的若干制度若都算是东汉制，那曹魏的中护军，相同逻辑下也算东汉制？例证既有诸多疑点，当然不适合以来作论证。
刘秀只首创征南大和征西大，建武十三年后就尽罢诸将军（《后汉书集解．百官志一》引列各四方将军，皆为刘秀时任职，灵、献间才复置），间中只有耿秉等按出战方向而短暂为四征；“及前、後、左、右杂号将军众多”（见《后汉书．百官志一》）一句显示，四方也是杂号。
蔡质说四方是金紫应是西汉制，因为《汉官仪》云：“章帝以章帝以元舅马防为车骑将军，服银印青绶。”车骑尚曾是银青，那四方自然不可能一直是金紫。还有，刘秀时王梁这前将军被拜为山阳太守，那证明四方最多也只是二千石太守的级別，九卿这些中二千石尚是银青；中平五年，刘宏欲征董卓入朝，也只是授予九卿的少府，前将军若也是金紫，这不是先让他降级至银青，岂不更沒可能会入朝？司马昭欲征诸葛诞入朝，好歹也是给予司空之位，比四征大高级的（见王昶之例）。通过汉光武和灵帝这一前一后之例，东汉制的四方还可能是金紫吗？
本无同一个君主有四征与四方的前例（可参考万斯同的《东汉将相大臣年表》。汉末如马腾、皇甫嵩的征西不算，因为往往变成是还有沒有官位空缺，以满足较晚升迁者的问题）。

更进一步来说，正如何茲全先生在《魏晋的中军》一文中所讲：“曹魏王国是由曹操集团发展起来的，故曹魏军制除承受两汉传统军制的影响外，尚承受曹操集团在建安时代的发展的结果。”汉、魏之际，很多魏官也是由曹操改造，发展出新职能（当然也同时改变其职位的高低），比方由护军发展的中护军，不但成中军，还有选武官等职能；某些官职若权力被上调后，官位也顺势提升，故魏王国四征的高低，若完全参考东汉制也未必正确，应仔细分析一下曹操的动机：曹仁早在屯江陵时已为行征南、夏侯渊屯汉中时更为征西，可见曹操已有以四征为都督一方的倾向。反过来说，若四方位高四征，曹操难道就沒想过，总会有派左将军于禁和右将军乐进至荊州和汉中的可能性吗？何时授予二人将军职，决定权在曹操，四方位高的话，何不直接给曹仁和夏侯渊二人为左、右将军呢？位高督位低更名正言顺啊。
陈寿写史简洁，在一些从征者众多的战役中，最多只会在《武帝纪》中记录一两个主将；二十二年的从攻濡须还包括青、徐豪霸臧霸，合肥另一重将乐进，不太可能沒从征并留屯。只记录张辽这合肥守将，而不是把乐进换成张辽，就是张辽已经位高于乐进的明证。可能有人以《乐进传》沒有徒屯居巢为由，辩称乐进沒有从征及徒屯，但《三国志．曹仁传》也同样沒有从征和徒屯的记录，但不能说沒有发生过。
可能有人会引用夏侯惇，这个本是汉官伏波，却累次请求为魏官之辈为例，反问为甚么曹操不授予位高的征北呢？曹操和刘备的国中国，只有四方和四征，大将军、骠骑、车骑和卫将军这四个重号是沒出现，二十四年只余下征北和前将军。曹操断不可能给其为征北，因曹魏的征、镇等是对应方向的，不像蜀汉那般。夏侯惇又不是驻守北方，所以只能给予前将军。非曹操不欲，是因暂沒空位。
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如果曹操重视河南如同杜畿镇河东，夏侯惇在建安时一直是河南尹呢？毕竟现存文献下，夏侯惇之后的河南尹司马芝，已是黄初年间。便宜行事的夏侯惇本官是河南尹，建武将军等才是加官，他的魏将军号高低，真会动摇他在曹军是第二把交椅的地位吗？汉官兼魏官的人不止他一个，魏国建后陈群为御史中丞，后转魏侍中领汉丞相府的东西曹。河南尹不像司隶校尉有监察权，东汉、曹魏从来沒有一个大将军、车骑或骠骑兼河南尹之例，梁冀做大将军后，其弟梁不疑接任河南尹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此张征东确实位高于乐进，不论他当时还是折冲还是右将军。尽管张辽确实沒有像以后的征东如曹休等辈那样，有“都督扬州”这样的字句，但他却是曹睿口中，先帝东线重镇合肥之主帅。
曾有人认为：“《资治通鉴》云夏侯惇都督曹仁、张辽等二十六军屯居巢，汉官伏波将军能督两个四征，其中曹仁还只是行征南，尚未正式出任；再查《宋书．百官志上》引鱼豢语：‘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汉旧诸征与偏裨杂号同。’
四征在黄初中才位次三公，建安年间还是汉末，所以不过是和其他将军一样的秩二千石，与偏裨等杂号将军一样。因此张辽虽位至征东将军，其实也沒甚么特別重要，不但不是大将军、车骑将军这些重号将军，何况《晋书．职官志》云：‘魏文帝黄初三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都督制在当时尚未确立起来，张辽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将军罢了。”
当中仅都督制在建安时代还未成固有制度为对，也就是说张辽这征东在职权上，还不能与曹仁等宗亲的战区司令相看齐。其他的看似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再深入分析则不然：
首先，临时都督和扬州都督，是两回事。前述豫州的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郡太守及将军，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临时都督之例。战后田豫当然再沒有督青州之权；夏侯惇这都督，同样地沒有任何证据显示正演变为扬州都督：既沒曹仁的“镇荊州”，连夏侯渊的“守汉中”也沒有。何况居巢只是魏吴边境的一个废县，暂时与孙权军对峙，可以，但若变成定制以作长期屯驻之地则不太可能。
战前战区统帅，要么和手下一样无节，要么是自己有节或钺（增援军不算），这是常例；张郃更是反例，当时无节的他，临时顶替夏侯渊，曹操特意授节以示其统帅之位，以示他有权指挥有节的徐晃。因此，张辽若真是夏侯惇的下属的话，那曹操应至少授节或钺予他，以示能指挥张辽，但这两年內偏偏就是沒有，也能侧证两人无上下属关系。
曹休的都督扬州，也是都督荊、扬、益三州的曹仁死后之事，那时曹休早领扬州刺史一职。相反在夏侯惇死后，曹休只是仅仅“都督诸军事”，根本沒明言都督扬州，连像夏侯尚般的“都督南方诸军事”也沒有。曹休之例，恰恰是侧证了夏侯惇沒有明确辖区，若有的话，曹休为何沒有继承下来？可见夏侯惇本来只有那些诸军的都督权罢了。
襄樊之战时曹操召各地方军增援时，当张辽等诸军尚未到达，夏侯惇已在曹操军营（摩陂）內，“常与同载，特见亲重，出入卧内，诸将莫得比”；战后夏侯惇督诸军还寿春，后徒屯召陵，而张辽则还屯陈郡；扬州刺史温恢写信对兖州刺史裴潜、豫州刺史吕贡等“张辽等”又将被召，若夏侯惇督张辽的话，那应该是说“夏侯惇等”又将被召才对。
在居巢时，汉官和魏官本来就是两个体系，无节的夏侯惇成为临时都督，不奇怪。吕虔是先例，但兗州泰山郡的他，不是从此就一直督青州。因此，张辽其后如曹仁般，回归自己的驻地后，沒证据显示还归夏侯惇管辖，因为证明不了夏侯惇已成为扬州都督。
附录：《三国志．臧霸传》中“从讨孙权，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一句，有点古怪，曹操对居巢大规模用兵乃建安二十二年的南征，臧霸更像这时攻下，此句却出现在建安十四年张辽攻天柱山一役前。会否如《满宠传》精湖一段整段错位、《甘宁传》争三郡与攻皖的次序弄反呢？
孙瑜在二十年死，参与的濡须之役是发生在十八年，其后的居巢长颜连是这两年间，这显示居巢在孙权手中；二十二年只提及大疫，但十八年孙权在给曹操的信中有“春水”，《献帝纪》也提及同年有大雨水，这能对应甘霖；如果十四年臧霸攻克居巢，那在巢湖以西舒口的吴水军，不考虑重夺归路吗（长江经濡须水入巢湖）？
如果把这句下移至假节后，次序乃十八年臧霸假节，二十一年攻克居巢，后孙权乞降。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矣。

九、薨断江都
孙权已请降，两家再开战的机会较少。当时对曹操有更大的威胁已经转变为刘备及忠于汉室的汉臣。“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所以刘备不得不争汉中，同时另遣张飞和马超攻拔武都；金袆等汉臣则谋杀督许中事的王必，挟天子以攻曹操，南引关羽为援。金祎等人虽然事败，但汉中的战事却开始白热化。曹洪虽纳曹休计，破吴兰以迫走张飞和马超；徐晃也在马呜阁道击破陈式，把刘备欲分割曹军的意图破灭。
但刘备主力仍然继续进攻，迫使曹操不得不亲征救援。由于代郡乌丸也在这时叛乱，曹操虽遣曹彰平乱，但毕竟儿子初征沙场，父亲关心是人之常情，行军两个月才至长安，此时才收到曹彰讨平的消息；但不久又发生南阳兵变，令曹仁讨平，自己坐则镇长安。明年正月才算讨平，但此时却传来夏侯渊阵亡的消息。
虽然军中暂推张郃代领为帅，无奈战局已经被逆转，三月曹操亲至汉中也于事无补，为刘备恃险拒守。曹操只好退军，并把防线北移，留曹洪、曹真屯陈仓。刘备顺势取上庸、房陵、西城三郡，获得东三郡后刘备自封为汉中王。关羽也出兵襄、樊，并事后得到刘备假节钺。曹操遣左将军于禁率七军助曹仁。三家汇战的襄、樊战役就这样展开。

《三国志．温恢传》则说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曾攻合肥，当时各州郡兵戍淮南，温恢对兖州刺史裴潜说：“这里虽有贼兵，但还构不成威胁，害怕的是曹征南遇上变故。洪水将至但曹仁的县军还沒有防备，关羽骁锐，若乘机进攻，必将为患。”查《献帝纪》和《武帝纪》，甚至是《后汉书．五行志》，这年前的一两年內，并沒有汉水暴涨的记录；再加上温恢道出“此间虽有贼（合肥）”、曹仁与关羽、以及其后的“于是有樊城之事”这句记录，完全不存在误记的可能性。
不过双方君主的纪传：《武帝纪》和《吴主传》，甚至《张辽传》也沒有提及这年孙权曾出兵侵合肥，只为《资治通鉴》所录。也许孙权的确受到了刘备的胜利刺激，而试探性的进攻合肥，但很快退兵，双方沒展开过激战，所以仅收录进魏扬州刺史本传內。
八月汉水暴涨，“平地水五六丈”，七军为洪水所围困，关羽把握战机乘船进攻，于禁投降、庞德不屈被杀。曹仁数千兵马被关羽重重围困于樊城，外內断绝，粮食欲尽。十月，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关羽印号，为之支党，关羽威震华夏。
连曹操也不冷静，可能鉴于九月魏讽在邺造反，担心更多汉臣在许都作內应，考虑把汉帝徙离许都以避其锐。司马懿和蒋济却看出孙权必不愿关羽得志，可遣人劝孙权袭其后，许割江南以封孙权为王，樊城之围自解，曹操醒悟。另一方面，孙权本来就打算把刘备势力驱逐出荊州，双方一拍即合。
曹操再遣另一五子良将徐晃助曹仁，但徐晃以“所将多新卒”，不足解围，先屯阳陵陂，直至徐商、吕建增援后，才以声东击西从关羽军中夺回偃城。此时曹操已收到孙权那“乞以讨羽自效”的笺，结果不单是兖州州兵，连合肥驻军也增援，自己则纳桓阶之谋，坐镇摩陂。
据《吴主传》注引《魏略》，孙权予曹丕递说：“先王（曹操）以权推诚已验，军当引还，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权长驱不复后顾。”孙权所讲的事当是事实，因为上书发生于曹丕为魏王且南征后，刘备奋其袭杀关羽而虎视眈眈之际，孙权信中态度卑屈，不可能还杜撰，欺魏廷沒有知道实情的人吗？所以曹操敢于连张辽也出动，是因为两家已有协定在先，既不用屯兵合肥，那增援是顺理成章之事。
裴潜、吕贡等人拖延不动，温恢密对他们说：“襄阳危急，不让你们大张旗鼓集结，是朝廷不愿惊动远方部队，但一两天內会有密书催促你们上路，张辽等人也会被召，他们一向知道魏王心意，后召先到，那时你可要受责。裴潜马上轻装赶路，最后一切也如温恢所料。
不过还不及徐晃的军事行动之快，才得到殷商、朱盖等十二营增援，他便扬声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关羽见四冢欲坏，自将步骑五千精锐反击，但为徐晃所败，樊城之围解，但关羽舟船犹据沔水。不过关羽的末路已至，之前陆逊暂代吕蒙并写信以骄关羽，关羽调兵增援；吕蒙阴诱江陵守将糜芳、公安守将士仁后，借口关羽擅取湘关米，以白衣渡江之奇计袭破公安和江陵。根本已失，军心瓦解，败走麦城的关羽最后被擒杀。张辽的这为好友就这样去世。
张辽军至摩陂时，曹操乘车出来慰劳，张辽遂还屯陈郡。假若张辽真的要与关羽在战场相见，胜负难料，但之前已在忠与义之间选择了忠的张辽，恐怕也会和徐晃一样，国家利益高于私交。
不过关羽的末路已至，之前陆逊暂代吕蒙并写信以骄关羽，关羽调兵增援；吕蒙阴诱江陵守将糜芳、公安守将士仁后，借口关羽擅取湘关米，以白衣渡江之奇计袭破公安和江陵。根本已失，军心瓦解，败走麦城的关羽最后被擒杀。张辽的这为好友就这样去世。
张辽军至摩陂时，曹操乘车出来慰劳，张辽遂还屯陈郡。假若张辽真的要与关羽在战场相见，胜负难料，但之前已在忠与义之间选择了忠的张辽，恐怕也会和徐晃一样，国家利益高于私交。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襄樊之战后不久，超世之杰曹操在洛阳病故，突然群龙无首导致朝野危惧（见《晋书．宣帝纪》），再加上百姓的劳役颇苦、疫疾，已经出现零星的军队骚动（见《三国志．贾逵传》注引《魏略》）；边民不是亡逸山中就是逃至外族（见《牵招传》）；叛服无常的凉州地方势力乘机判乱（见《三国志．张既传》）。尽管已被曹操立为太子，但他的王位继承权还是受到兄弟的质疑（见《贾逵传》和《三国志．任城王传》注引《魏略》）。
不过曹丕得司马孚、和洽、陈矫等拥护下，很快就顺利继为丞相、魏王。以夏侯惇为大将军、曹仁为车骑将军，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曹休为领军将军、曹真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吴质为北中郎将，都督幽、并诸军事，把中外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宗亲、亲信之手（只有臧霸是例外，因他是青、徐豪强，故不得不沿用他守徐州：考《公卿上尊号奏》碑，臧霸是徐州刺史。曹植是年夏写的《求祭先王表》云徐州臧霸，可见他未移驻青州）。
这是必需的，汉、魏之际政局不稳，还有甚么尽用谯、沛人士（曹操就是沛国谯县人）来当城守的疯言（见《三国志．徐宣传》）。枪杆子出政权下，让宗亲、亲信掌握地方军事大权已经算得上最温和了。

曹丕于是年夏六月，出征伐孙权，按日后孙权在给予曹丕的递所讲，张辽还屯合肥的时间为当年夏，刚好符合南征时间。以曹休为镇南将军，假节、都督诸军事，再遣其破孙权将于历阳遣兵渡江，烧孙权芜湖营数千家。孙权的递中称，曹休还与周泰和全琮交战，“大相杀伤”。有功得以迁其为征东将军、领扬州刺史。
由镇边之将转为中央将领，然后虽遣曹休征孙权，但不是马上让其升为征东，而是镇南，避免太过刺激众人，曹休有功才名正言顺的为征东。这就是曹丕既不太伤张辽之心（同时附予大量政治优待的举动以示恩宠），又能以曹休接替防务，朝议也能较容易的接受，这就是曹丕的圆滑手腕。孙权的递称张辽为张征东，应该是他还未收到张辽已转为前将军的消息，当以本传的时间和先后次序为准。
曹丕于是年十月代汉，即位为天子，是为魏文帝。他封张辽为晋阳侯，如前文所述，张辽故乡马邑已移治，以并州州治作为替代，也含让他衣锦还乡的味道；增邑千户，并前二千六百户。
黄初二年张辽朝圣于首都洛阳的皇宫，曹丕引张辽会晤于建始殿，亲问其昔日破孙权时的情状。听后曹丕向左右叹息道：“此亦古之召虎也。”召虎即召穆公，《诗经．大雅．江汉篇》记载，他为西周初召公奭的后裔。宣王时淮夷不服，召穆公奉命讨伐，威服淮夷。故曹丕用以比作威震江东的张辽。同时为其建造府舍，又特为张辽母亲筑殿，还封了当年的勇士为虎贲郎（属虎贲中郎将，主宿卫侍从，亦是九锡之一）。
刘备东征，孙权又复称藩，张辽奉命还屯雍丘却在此得病，曹丕遣侍中刘晔带着太医审视其疾，并令虎贲问其消息，道路上往来相继不绝。张辽之疾久未痊愈，曹丕命人迎接张辽就行在所，自己则车驾亲临，执张辽之手，赐以御衣，又使太官（汉少府下有太官令和丞，掌天子饮食）每日送给御食。待张辽之疾稍可，张辽即回还屯之处。《宋书．百官志》云：“汉三公病，遣侍中黄门问病。魏晋则黄门郎，尤重前者。”张辽位未至三公而遣侍中盖其宠也。
黄初三年陆逊在夷陵之战中击败刘备，孙权西顾之忧大减；魏廷征孙权太子孙登入朝为质，为孙权所拒，曹丕终于醒悟孙权之前的卑屈不过是避免两线作战的手段，非真心降魏，遂出兵三路伐吴：东有曹休、张辽和臧霸等出洞浦口；中有曹仁攻濡须；西有夏侯尚、曹真、张郃、徐晃、文聘等围江陵。
此时曹休以已为征东大将军，假黄钺，故能督张辽等及五州二十余军出征。孙权以吕范，率全琮、徐盛等五军迎敌。孙权得知抱病中的张辽也参战，甚惮焉，敕诸将说：“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
开战时天公造〔美〕，长江刮起大风导致“（吕范）诸船绠绁断绝，漂没着岸，为魏军所获，或覆没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缘号呼”，像吾粲与黄渊队所活者仅百余人，最终损失达数千人。吕范、孙韶等只好退守江南，幸好有从新市增援的贺齐助守。
十一月，曹休从臧霸以前的豪语：“若假霸步骑万人，必能横行江表”，遣臧霸以轻船五百、敢死万人袭攻京城，取得“烧攻城堑，杀略数千人”（《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一．润州条》作“堑”字。
吕范他们是以舟军拒守，不可能有攻城车可让臧霸烧，所以李吉甫引唐时的《三国志》才是陈寿原文）的战果。五子之首的张辽因病，与王凌顺流至海陵后，并无渡江，所以只参与了该战的前半部份。
是役是否也真发生了许嵩所云的“追破曹休等”呢？首先沒有任何文献记录显示，曹休军在黄初四年再次渡江或增援曹仁；其次东线吴军伤亡不轻，且战船损失尤其惨重，有沒有能力大规模渡江也是疑问，且若每军人数相约的话，吕范还是绝对的劣势；也不可能是朱桓本末倒置，捨濡须于不顾，而顺流找曹休军决战；最重要的是东线所有参战吴将，本传都沒有记录黄初四年追破曹休等的战绩，包括吕范也无记录这吐气扬眉之作；再鉴于合肥之战时，许嵩也能记为建安二十一年。所以许嵩误记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果有其事的可能。若追破是指江陵之役中，屯于中洲的魏军，记作夏侯尚、曹真等，还可以勉强成立。
其后张辽病笃，逝于江都，一代名将就此陨落。曹丕为之流涕，谥曰刚侯。其子张虎嗣任其爵。据《宋高僧传．卷10．唐扬州华林寺灵坦传》所载：“元和五年相国李公墉之理广陵也……召居华林寺，寺內有大将军张辽墓。”万历《扬州府志》卷21古塚条则记张辽墓位于大仪乡。不同于现在合肥逍遙津公园那衣冠冢，广陵这个应该是真正的长眠之地。《（嘉庆）合肥县志》卷12则记录有张辽庙在威武门瓮城內。
黄初六年曹丕追念张辽、李典在合肥之功，诏曰：“合肥一役中，张辽、李典仅以步卒八百人，破贼十万之众，自古用兵，未见如此。他们使贼众至今仍气为之所夺，真可谓国之爪牙。现分封辽、典邑各百户，赐一子爵关内侯。”魏齐王正始四年张辽从祀于太祖庙庭。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设武成王庙，则是仿效文庙孔子，受祀的是太公望，张良就像亚圣配享殿上，陪在姜子牙旁，然后是十哲。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追加其他名将，如孔子七十二弟子（实际只有六十四人），张辽也能成为其中之一。
北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礼部上书设立武庙，相比起唐的，人数上总算和孔子的弟子数目一样，连同张良、十哲、其他名将，合共为七十二人。入选者也增加了晚唐名将李晟，但张辽仍然有幸跻身。北宋人张预花了数年时间所编写的《十七史百将传》，张辽也被收录。

十、勇名评反
《傅子》云：“曹大司马之勇，贲、育弗加也。张辽其次焉。”这就是西晋时的记录，也就是说在曹魏诸猛将中，张辽武勇仅次于曹仁，排名第二（不知道是否已算上虎贲双雄典韦和许褚，不过应该算上从祀曹操庙庭的庞德），这是对张辽其超群武艺最早的史书评价。不过从他们各自本传的记录，和后世猛将借作比喻这两方面，张辽表现皆胜于曹仁。
先说日后猛将自比这点，前述李存孝被比作古之张辽；曹仁却是沒有任何猛将拿作自比的。他们两位最精采的武勇亮点为江陵、合肥冲阵，在难度上明显是张辽更高，尽管他们也是来回两次冲阵，如入无人之境，但曹仁面对的仅是周瑜军先锋（沒提及过是哪位将军为先锋，极可能只是无名下将）数千人；张辽面对的可是最终兵力达到十万的孙权军，孙权军从征者可有吕蒙、甘宁等东吴名将。在人数（／和将帅质素）上也是张辽较困难。
张辽的来回冲阵是发生在交锋的后半段阶段，所以应该不是在凌晨时发生，而是接近日中的时间。曹仁在这次比较中唯一有利的地方是孙权军或许受了较早时间张辽的冲阵，士气有所影响，但孙权军士卒尚未变成逃兵，仍有相当的战斗力。
论结果，张辽的杀数十人、斩二将比曹仁的亡数人战果为強，当然，双方战斗的时间不同，若给予曹仁相同的时间，他不一定达不到相同的战果。
再说影响，己军也是皆服他们二人之勇，可惜曹仁只有陈矫的一句话：“将军真天人也”作肯定；张辽有的却是上至敌国君主孙权（孙权事后面对虽病的张辽，仍“甚惮焉，敕诸将：‘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中至有勇名的徐盛（他战至重伤，其部曲不战自逃）以及宿将宋谦、下至江东三岁无知小儿的举国震撼。
张辽还有白狼山和天柱山的勇战记录；曹仁却只有率已无士气的败军甚奋的战例（严格来说这算是统率的表现，因为根本不知道曹仁是身先士卒使己军回复士气，还是藉著一番激历训话使还战）。因此从名声、战绩及其影响等诸多方面来看，也是文远胜于子孝，傅玄的评价远不及陈寿评张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的来得有力，因为关羽毕竟有于万军中刺敌主帅颜良的战绩。
造成《傅子》这个评价，原因可能有二：一、曹仁还有更多武勇事跡，只是亮点不大而不被收录（曹仁为主帅破眭固，本传也沒收录），所以整体名声是曹仁稍胜张辽；二、以东汉的“三君”为例，窦武虽然在经学上有造诣，也是党人领袖，但能成为“三君”之首，并高于名震天下、范晔评为“汉室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之一的陈蕃之因，窦武的外戚身份所占的比重，恐也不小。这说明双方实力大致一样的话，朝野舆论还是会倾向宗亲一方；曹仁也许是这样，勇名才高于张辽。不论怎样，仅从目前文献记录来看，曹仁之武艺也许只是和张辽持平罢了。
综合来说，智（合肥之战把握战机追击殿后的孙权军，內有吕蒙）、信（昌豨一事）、仁（复入阵救回己军）、勇、严（一句话让己军安静）的统帅之才张文远，在唐、宋武庙和《百将传》也能力压一众前期曹将，就是后世对其将才的肯定。张辽可与后期名将邓艾并称“大魏双璧”。

附论，小议张辽与张郃，张辽部份有若干与正文相同：
先谈统率，将军最重要的是领军，若只看计谋，是否能认为荀攸的军事能力曹仁、张辽、张郃辈强的结论呢？个人武勇若是带头冲阵、提升士气，当然是其统兵的表现，否则李世民有何必亲自冲阵呢？这方面五子中就只有乐进能与张辽比划。
统率不能只看军纪，否则会得出于禁比关羽为高的结论。关羽强在于其善待士卒、得军心，这两点恰恰就是司马迁笔下的李广模式（另一个是重军纪的程不识模式）。合肥之战中张辽再次杀入阵中救回余众，你既拼死相救，士卒也才甘愿为其死战吧？张郃在汉中之战的率亲兵搏战，相比之下还是有所逊色，而且刘备若攻克张郃，又怎能把主帅夏侯渊引诱出来呢？这不得不让其成色有点折扣。
至于军纪，张郃的“善处营陈”属于程不识模式，可惜具体效果是怎样，再无明确记载，其难度也较张辽一句军令平乱为低：一般士卒沒有张辽的冷静，惊恐中不动只是执行军令如山的军令，这点倒与曹操巡视被赞有周亚夫之风的徐晃时，其将士沒有军令下，不敢妄动相近。
如果还算上张辽在乌丸山被授麾而指挥张郃、徐晃、曹纯等、天柱山时督张郃这些御名将的表现，张辽在统率一项中是较张郃为高。

“郃识变数，善处营陈，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陈寿是这样评价张郃的，其中“善处营陈”算是其统兵表现，见上段；“识变数”和“巧变”应该是指同一件事，是对其一生中的总结，应该是一些记略极其简短的胜仗中所体现出来的表现；料战势地形，战势一事可见诸葛亮二伐中，张郃料其将会粮尽退兵，无法占陈仓；地形一项，渡江占江陵中洲和于街亭断水败马谡便是代表作。不过也有败笔时：与张飞对峙时，为其从他道出，导致首尾无法兼顾而败。
张辽呢？巧变就不太像其作风，但应对突发事件时，张辽还是能称得上冷静，并能火速处理：
出征荊州前军中有谋反者作乱，张辽乃传令军中，让不反者安坐，结果士卒因军令而安静下来，很快就拿下谋反者。
地形和战势却也不是沒有表现，先谈地形：
《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八．北硖山条》云张辽筑垒硖石南而还，谓之南硖戍。日后石亭之战贾逵据夹石，击退欲断曹休后路的吴军，所以顾祖禹称此山为：“控扼要口，北距庐、凤，南指江、黄，此为通道”，证明张辽有一定的地理常识，看出这是必家必争之地；同卷《庐州府条》记载，藏舟浦在庐州府（合肥）城西北隅，张辽御孙权凿此以藏战舰处。能收藏战船而不为孙权军察觉，是其对自己驻地附近环境的了解。
战势方面，张辽在合肥战前得知曹操教令后，理解其远在汉中，只能先冲阵挫孙军气势、提升己军士气，才能久守。但也有错估形势时：攻濡须时为先锋，正遇大雨，敌船稍进、将士不安，己军形势稍不利下欲暂退，但经臧霸相劝后沒再坚持己见。
这三部份两人各有亮点，也有不足，算是平分秋色。
战略层面方面，其实不算是将军的本职，应是二荀辈之事。这方面张郃是略胜：张辽在征乌丸前谏曹操，刘备有可能乘机偷袭，刘备确实也这样劝刘表，不过刘表一如郭嘉所料，不让他北伐。另外还真有人密谋打算袭邺城，只是始终沒成事（见《凉茂传》）；

两人的差別，恐怕就是张辽的进取与张郃的谨慎。
张郃的谨慎能体现在：应先救乌巢而不是攻已有防备的曹军本营、诸葛亮四伐退兵时，料其有伏兵。两次都不幸言中，最遭糕的一次是被迫执行司马懿追击之令，战死沙场。由于沒有文献记录能证明，司马懿是有意借故杀掉张郃，排除这阴谋论，从另一个角度上可说是智胜司马懿，当然对张郃来说，根本无意义。
但过度谨慎也会失却扩大战果的机会：饶胜文先生引用了《三国志．王平传》、《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別传》、《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认为街亭战后蜀军已崩溃；王平在马谡败后，鸣鼓自持，张郃疑是伐兵故不追击，让其能收诸营败兵而还。
张辽的刚胆本色，可见于只身至三公山说降昌豨、张辽观察孙权军后率众追击，断桥（见《建康实录．太祖上》）、数重围（见《太平御览》卷359 引《江表传》）困孙权。看出昌豨有降意是有识人之明，先派使者确认有降意后，再动之以利，最后先拜会其妻子以示亲密。或问假若失败呢？还有同行的夏候渊，不会导致全军群龙无首。曹操事后的责备，更像是关怀不欲就这样失去爱将般。反过来说，通过上述一系列行动，却不能说张辽是毫无准备就直接劝降。
《甘宁传》已明文肯定张辽是先观察敌情，有把握下才追击。要知道吕蒙、甘宁等将时在孙权军中，若有人看出危机，劝谏如同李典于博望，是会被记录于本传內。若沒有，那就应该是料不到，张辽可说是智胜吕蒙、甘宁等。只可惜张辽不认识孙权本尊，再加上其骑术不错，越过断桥致让其逃脫。
两人同时参与的战役中，天柱山之战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当时孙权领军救陈兰、梅成（于禁中伪降让让其逃往陈兰），臧霸已与韩当等交锋，时间所余无几，如何迅速强攻恐怕是唯一的方案。但问题出于此山高峻约有二十余里，道路险狭，怯是人之常情。安众之心成为关键，张辽以一与一勇者胜作总结，结果他沒说大话，亲自平定，张郃等人拿不出更好的计策为好。
故战术层面中，张辽沒吃亏，且成绩比张郃漂亮。总体来说，两人在智谋中算是平分秋色，最多也只是伯仲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