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巴国到白帝城
重庆地区最早开始发展，要追溯到古巴国时代。巴国虽然据说在夏商时代就已存在，但一开始位于汉水上游，在战国初期因楚国的挤压，才不得不迁移到巫山地区。西迁之后，巴国相继在枳（今涪陵区）、江州（今渝中区）、垫江（今合川区）建都，利用当地充足的盐泉资源开发盐业发展经济，促进了重庆地区的发展。

秦国灭巴之后，筑巴郡城（江州城），位于今天重庆江北区一带，作为巴郡的郡治。秦至两汉，巴郡范围虽有一定变化，但与今天的重庆直辖市重合度颇高，也即巴郡奠定了当代重庆的基础。
巴郡位于川东平行岭谷地带，自西向东主要有华蓥山、铜锣山（南山）、明月山、铁锋山、黄草山、挖断山、观面山、精华山、方斗山等多条山脉；西南则为华蓥山南延的巴岳山、云雾山、缙云山、中梁山等支脉。虽然大量的河谷让这一区域水资源充沛，但群山密布终究限制了农业产生，许多耕地以梯田或坝子的形式存在。无疑，在农业条件上，巴地比不上开阔平坦的成都平原。


这样的地形哪怕放在近现代也是巨大的阻碍，更别提生产力落后的古代

西汉人口巅峰时期，成都平原的蜀郡有124.5万口，巴郡则有70.8万口，两者尚有很大差距。但到了东汉，巴郡人口多达108.6万，而蜀郡则为135万，两者差距已经不大了。
这除了东汉的巴郡比起西汉增置了宣汉（治今四川达州）、汉昌（治今四川巴中）等三县，地域更广阔之外，进入东汉之后，显然以江州（重庆）为郡治的巴郡，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新莽末年到东汉初年，公孙述据蜀十二年并称帝，自号“白帝”，这个帝号就来自重庆。公孙述为了加强四川盆地东缘的防御，并伺机东出经略荆州，在重庆奉节县山上筑城，因城中一井常冒白气，宛如白龙，便借此自号“白帝”，并名此城为白帝城，此山也被称为白帝山。

今天的白帝山
虽然公孙述的成家政权仍以成都为都城，但公孙述对于重庆的重视，也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建武六年（30年），公孙述派遣田戎与将军任满出江关（今夔门南岸），下临沮、夷陵间，虽然攻取荆州诸郡的计划失败，但大量物资由江州通过白帝城进行转运，无疑促进了当地的繁荣。

东汉王朝继承了公孙氏对于重庆的经营，汉和帝时期（89～105年），增置宣汉（治今四川达州）、汉昌（治今四川巴中）等三县于巴郡，江州沟通荆益的枢纽地位进一步得到强化。因此东汉时期的巴郡相较于西汉要繁盛。

蜀汉的江州
然而即使如此，到刘备建立蜀汉时，江州的繁荣程度仍是无法与成都相匹敌的，但这并不是刘备政权不定都重庆的根本原因。在东汉时，荆州的郡治甚至设在当时发展程度较低的汉寿县（武陵郡辖，今常德市汉寿县），这是东汉王朝出于发展湖南地区以及控制岭南和交趾的需要。显然，正治军事上的需求才是决定正治中心位置的根本。
从刘璋时代到蜀汉初期，巴郡被一分为四：巴西郡、巴郡、巴东郡、涪陵郡。其中江州位于巴郡，而白帝城所在的永安为巴东郡郡治。

巴郡
章武元年（221年）四月刘备于成都称帝，七月即移驻巴东郡（今奉节）伐吴，章武二年（222年）六月败于吴军。章武三年（223年）二月，丞相诸葛亮从成都前往白帝城，辅助刘备军务，四月刘备病逝于永安宫。也就是说，在这长达近两年的时间里，白帝城才是蜀汉政权的正治军事中心所在。

刘备在成都称帝

刘备征吴失败后，蜀汉进入了一段军事衰弱期。建兴四年（226年），中都护李严在江州更造大城，“周回十六里……造苍龙（东）、白虎（西）门”。
前面已经说到，秦汉时代的江州位于嘉陵江以北，相当于现在的重庆江北区。而李严所筑大城则位于当代的渝中区下半城。这是考虑到东吴可能来犯，将城池修筑在渝中半岛更有利于防御。李严还希望“穿城后山，自汶江（长江）通水入巴江（嘉陵江），使城为州（洲）”，将渝中半岛彻底变成一个江中岛。这个建议被诸葛亮否决了。

诸葛亮与李严并不和睦，担心李严的野心。李严曾要求划分五个郡作为巴州，让他担任巴州刺史；此前又曾劝诸葛亮应该受九锡，怂恿诸葛亮进爵称王。这是想要和诸葛亮瓜分蜀汉政权的表现。而以诸葛亮对于刘备父子的忠诚，当然不可能答应。否决李严以江州为岛的计划，也是担心李严以大城为基础割据。随后不久，诸葛亮就调走李严到汉中，以其子李丰接替江州防务。

李严也是刘备重要的托孤大臣之一
从李严修筑江州大城开始，江州进入了嘉陵江南北两城同时存在的双城时期，分为南北两府城。相比起来，南城不仅更有利于防守，还更具有水运优势，因此重要性逐步超越北城，渝中区也成为后世重庆的中心。
那麼，既然江州和白帝城对于蜀汉政权有着如此重要的意义，蜀汉为何仍然以成都为都城，而非江州或白帝城中的某一个呢？

关羽丢失荆州之后，江州和白帝城位于蜀汉东境之上，其意义在于屏护东疆。然而蜀汉和东吴虽然有猜忌龃龉，在三国时代还是以合作抗魏为主的，显然蜀吴矛盾远比不上魏蜀矛盾来得明显而强烈。

失荆州、走麦城，关羽被擒
江州和白帝城通过嘉陵江和长江的水运，利于益州和荆州之间的交通。但是蜀汉最主要的用兵方向，仍是从汉中出兵，北伐关中陇右。从成都平原转运物资到汉中，金牛道相对开阔易行；而从巴郡沿米仓道入汉中，不仅需要逆嘉陵江及其支流渠江而上，沿途还多湍流险阻、崇山峻岭。


今天的金牛古道
显然，定都于成都，符合蜀汉北伐曹魏的需求。当然，当时成都平原的富庶与人口稠密、粮食充裕，也适合作为整个蜀地的中心来对蜀地建立统治。这是蜀汉政权立国的客观需要。

白帝城的兴盛
从晋朝开始，白帝城的地位一度超越了江州。晋之巴东郡（今奉节）“以盐立国”，繁盛一时，人口户数约为同时期巴郡（今重庆）的两倍。
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巴东郡白帝城置三巴校尉，兼巴东（郡）太守，辖巴东郡、巴西郡、巴郡、梓潼郡、建平郡五郡。齐高帝建元二年（480年），三巴校尉府改巴州（今奉节），辖巴东郡、巴郡、建平郡、涪陵郡四郡。
梁普通五年（523年），又改为信州（今奉节），北周始置信州总管府，辖七州。大象二年（580年），原益州（今成都）总管府辖区的新州（今三台）、遂州（今遂宁）、普州（今安岳）、合州（今合川）、泸州（今泸州）、戎州（今宜宾），划归信州总管府，信州总管府辖区扩大到十三州。

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奉节的地位要高于现在的重庆市区，并成为整个巴地的核心。从农业条件上说，奉节远不及重庆。那麼奉节的繁盛，实是源于盐矿资源更加充裕，以及其更加密迩于荆益交界的位置，在某一时间段内更利于作为枢纽。
也就是说，无论是江州或白帝城，在这段时间内其基础都在于商贸与运输，而农业基础仍是薄弱的。从唐朝开始，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重庆周边丘陵地带也得到有效的耕地开发，重庆的地位才又反超处于巫山之中、地形逼仄的奉节。

定都重庆的明夏政权
不过，古代社会终究是以农为本，而农业条件上重庆是无法与成都平原匹敌的。南宋末年，蒙古人破坏了大部分蜀地，南宋以残存的川东山城体系抵抗三十多年，以重庆为中心的巴地战略地位再次提升起来，人口也因大量难民涌入而上升。

由于元朝治理不善，成都平原的人口在元代百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恢复。所以在明玉珍立国蜀中时，才以重庆为都城，但这也有其战略取向的考量。
明夏政权虽然也有北进的意图，但仅以拿下汉中为限，却对于东南方向的经略颇为热衷。明玉珍很重视对于贵州的经营，并曾以此为基础发兵云南，惜败于云南梁王与大理段氏总管的联军。

由重庆经略贵州、云南，显然较成都更为接近。明夏政权的扩张方向，使得其选择了重庆作为都城，这也是其正治军事上的需要所致。

后来国府以重庆为陪都，亦是抵御从东面而来的日寇侵略的军事需要。石牌保卫战时，从重庆转运人员物资显然比远由成都而来要便捷。

石牌要塞
蜀汉政权虽以成都为都城，但其统治期间，今重庆直辖市范围内的江州和白帝城也得到了很大的重视与发展，这虽有经济上的因素，却也和蜀吴之间的合作与对抗有着紧密联系。

我们在探究城市发展的问题时，既要考虑到客观地缘因素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也要考虑到统治阶层的正治军事需要带来的影响。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二者更有着互相影响的作用。
参考资料：
班固《汉书》
范晔《后汉书》
陈寿《三国志》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古代奉节的“郡制”始末》
（来自 历史研习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