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尧姆·鲍狄埃(Guillaume Pauthier)是法国汉学家雷慕莎(Jean-Pierre Abel-Rémusat)的亲传弟子，与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同门。鲍狄埃在1837年出版《中国图识》一书，将中国历史分为“史前时期”、“半历史时期”和“历史时期”。其中，“史前时期”是指伏羲之前的传说时期，“半历史时期”是指伏羲至黄帝时期，而“历史时期”则涵盖“黄帝至今”的时期。他在书中将中国“信史”的开始时间确定为公元前2698年，至19世纪30年代已达4500年。(61)
　　19世纪20至30年代，巴黎的雷慕莎吸引了不少包括德国等国学者在内的中国研究者。其中多数人在中国上古史问题上以“信”为主。1830年5月30日，雷慕莎的学生、德国学者库尔兹(Heinrich Kurz)在法国亚洲学会做了题为“根据《书经》论公元前2300年中国政治与宗教状况”的报告，强调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宋君荣等传教士的经典之作“仍然值得注意”。(62)雷慕莎的另一位德国学生、汉学家诺依曼(Karl Neumman)发表文章，认为“即使是最谨慎的学者”也会“把中国最古老的君主(尧)当作历史人物”来认识。(63)儒莲的学生毕鸥()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古代史的思考》的小册子，也认为《书经》所记载尧舜等的事迹，古代天文学的成就等，都是真实的历史。(64)
　　在英国，这一时期仍有基于“老传教士”观点的作品发表。1836年，英国学者休·慕瑞(Hugh Murray)的《中国历史与现状概述》出版。(65)该书分3卷，旨在提供“关于这个伟大帝国的历史、物产、商业、政治和社会状况”的信息。(66)他参考了冯秉正的《中国通史》、杜赫尔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和格鲁贤的《中国通志》，认为中国“最早的真实历史开始于伏羲统治的时候”，即公元前2953年。在他看来，从伏羲到大禹这一时期的历史“有点不完美”，但到夏朝后，相关记述“已经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他评论说：“尽管从伏羲到禹的编年史甚至也带有寓言的痕迹，它们也许传达了一个还算正确的关于国家形态和早期社会与政治进步的观念。其对先民所处极为原始状态的描述，无助于他们极度的自负，不可能是他们发自想象的产物”。(67)
　　1844年，托马斯·桑顿(Thomas Thornton)的2卷本《中国史：从远古到1842》出版。桑顿在自序中写道，其书面临的“一个障碍”，就是“在欧洲被普遍接受的中国历史不可信的印象”。(68)他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解决这一“障碍”，即论证中国上古史的可信性：(1)中国人对于其编年史真实性的一致同意，这建立于中国优秀的存史制度和传统上；(2)中国上古史具有确凿的史实和细节；(3)中国上古史与已经确知的人类其他分支(如古代埃及、日本等)的历史具有一致性；(4)历史内容的可信性和前后一致性，可以自证其真实性。桑顿也将中国古代历史分为神话时代、“半历史时代”和古史时代，认为伏羲是神话时代的半历史人物，“半历史时代”始于黄帝，尧是“古代中国”的开创者；等等。(69)桑顿的著作影响不大，但也反映了英国文化界的不同声音。
　　由上所述可见，在19世纪前期，尽管西方学界怀疑、乃至否定传统的中国上古史体系之风渐盛，但肯定和维护的阵营依然存在，而且力量并不薄弱。双方之歧见和争论，乃是学术思想史上不可忽视之现象。

　裨治文对慕瑞的批评，有相当部分是合理的。但他如此严厉批评慕瑞，主要因为后者参考早期耶稣会士的作品。裨治文认为慕瑞被天主教传教士赋予中国的“虚假色彩”所蒙蔽，给予中国过多的溢美之词。(98)裨治文等新教传教士致力于颠覆天主教传教士建立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呼吁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再研究，故对慕瑞大加抨击。不过，他避开具有深厚汉学传统的法国学者作品，而对英国学者慕瑞的著作展开攻击，这明显有策略上的考虑。
　　另一位传教士郭士立乃是裨治文的同道。但他没有从学术史的细节进行讨论，而是直接全面否定中国传统史学。他说翻阅中国史书就会发现：“各历史时代一成不变，缺乏意义”；写在中国史书里的只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尧舜则是万世楷模；这种观念浸染了欧洲学人，以至他们在读完杜赫尔德等人善颂善祷的中国史作品后，认为中国政府达到有史以来、普天之下优越繁盛之极致；但仔细审视之下，中国历史的特点只是“专制君主践踏国法，以钢铁镣铐奴役整个民族”。他认为“没有哪个民族自诩拥有如此久远的史家和史学”，但中国大量史家都不过是些谄媚之士，间或有一二正直之人，其谴责之声要么被压制，要么只是在鼎革之后用以批评胜朝遗族。(99)故无论是中国人的史著，还是在耶稣会士影响下欧洲的中国史作品，都是靠不住的。
　　在这种评价基础上，裨治文和郭士立等人提出重写中国历史的命题。郭士立说，“只要我们还欠缺一部好的中国历史书，我们就不可能对中国民族形成正确的认识”，就难以传播基督教信仰，也难以打破“将他们与世界其他民族相分隔的万里长城”。(100)这表明，他们提出重写中国史的命题，兼有学术追求、宗教情怀和政治需求的多重背景。
　

　(三)“普世性”还是地方性——历史观念的歧异
　　欧洲学者关注中国古史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中国古史体系与《圣经》年代学之间的歧异。吴莉苇认为，在17、18世纪，面对中国上古史带来的挑战，欧洲知识界应对的方式主要有二，其一是尽量“调和中国编年史和圣经编年史”；其二是“检验有关中国上古史的证据以证明它是否可信，再决定接受还是拒绝”。(101)进入19世纪后，在这一问题论争的背后，也存在两种态度，或者说两种历史观念：一种认为《圣经》年代学具有绝对真理的性质，《旧约》所述历史是人类早期共同的历史，所有古史体系须以其为标准；另一种认为《旧约》所记古史乃犹太人的历史，是一种地方史，不具有普遍意义，研究人类文明须将眼光投向不同的古史体系。其中，中国古史因其高度的“古老性”，具有特别意义。
　　前者以郭士立为代表。他的《中国简史》一书详细阐述了其看法。他强调《圣经》是“所有年代学之基础”，“是检验所有民族编年史的试金石。每个民族都有其寓言时代，而《圣经》则保存了真历史的线索”。(102)他断言除《圣经》所记犹太古代史外，“所有民族如此遥远的历史都是由寓言故事组成的”。他相信“所有人类族群均为亚当后裔”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中国人肯定是从西亚迁徙来的。(103)
　　马礼逊的《中国一瞥》将中国帝王世系及相关史事，与包括《圣经》所记犹太古史在内的西方重要史事对照排列，实际上含有与郭士立相似的史观。裨治文《中国人的年代学》一文，也将中国上古史的时间与《圣经》史事一一对照，标以公元纪年。(104)除来华新教传教士之外，也有其他人从这一观念出发讨论中国史。1819年，英文《亚洲学刊》发文认为，大多数古代文明均可在《圣经》中找到最早的源头，虽然在其中尚未找到有关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线索，但仍要继续探讨。作者猜测中国人是诺亚孙子Cush的后代。(105)
　　郭士立、裨治文等人的上述观念并不为寻求多元视角的法国学者德弗尔蒂亚、鲍狄埃等人所接受。德弗尔蒂亚主张从科学角度评估《圣经》在史学上的意义。他提出，欧洲的地质学已经证明了地球的古老，而人类文明的“古老”则需历史学来证明；在欧洲无法寻求早期文明史的证据，只能寄希望于具有优秀史学传统的中国。(106)他提出应以理性态度，还《圣经》本来面目，要认识到它启示的必然是教义而非科学，在科学问题上不可避免受到当时“人文知识不完善之影响”；建立正确的历史年代学亦非其目标，“《圣经》是为犹太人写的”，“其他民族的历史对它来说是无足轻重的”，摩西甚至没有提到中国，因为他并未想要写关于全球的普遍史，所以连与犹太人关系密切的埃及的古代史都没有书写。(107)德弗尔蒂亚在1801-1811年出版《全球古代史》作为欧洲古代史导论，他将《圣经》作为一种历史体系与其他各种历史体系并列，未予特别关注。他的《大洪水前史，或公元前2298年尧时代洪水前历史》第2卷以一章篇幅论证“我们的编年史难以与中国编年史相协调”。例如，中国的大洪水记载就与《创世纪》所记不同。他在《大洪水前中国史，或公元前2298年尧时代洪水前中国史》中更明确提出，《创世纪》中的洪水并非“普世洪水”，“现代作者”如果还从《创世纪》中寻找其他民族的起源，那就太可悲了，因为它只属于“一个早期传统很卑微”的民族。(108)德弗尔蒂亚多次声明并不反对基督教，但对基督教史观之权威性则明显加以否定。
　

　(81)Abbé Grosier,De la Chine,ou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cet empire,Discourse Préliminaire,xvii-xviii.
　　(82)Charles Gutzlaff,"The Shoo King,or Book of Records," pp.392,395-396.
　　(83)Charles Gutzlaff,"The Shoo King,or Book of Records," p.386.
　　(84)Walter Henry Medhurst trans.,Ancient China,The Shoo King,or the Historical Classic,Being the Most Ancient Authentic Record of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Empire(以下简作The Shoo King),Shanghai,1846,Preface,iv.
　　(85)麦都思根据《尧典》之“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句，认为如果春分日没时所观察之南中星为星鸟(Cor Hydra)，则其日正午时分之南中星必定为位于金牛宫之星昴(Pleiades)，该星在1800年时，距春分点度，春分点每年移动秒，依此推算，此星在南中位置时，当在4050年前；以此数字减去1800，为公元前2250年，与传说中的帝尧时代相吻合。参见Walter Henry Medhurst trans.,The Shoo King,p.4，注[。对麦都思观点的介绍和评论，参见刘朝阳：《从天文历法推测尧典之编成年代》，《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第1163页。麦氏序言中未指明何星，且云该星在1800年距春分点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