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序
　　 【 昔之读史者，每致憾于昭烈未竟其业，武侯未尽其用。不知昭烈以赤手起家，实与高祖同。当时与高祖为敌者，不过一项羽，一徒勇之夫耳，且有留侯、邓侯、淮阴诸人为之助。若昭烈，止武侯一人，而曹瞒又岂项羽之匹乎？若是而功成鼎足，声施至今，此其功不特在高祖之上，即较之汤、武，亦有难易之分，不必更为两公致憾也。余所憾于两公者，反不在此。吕布一无赖匹夫，然有诛董卓之功，便当十世宥之，况布既能诛卓，亦必能诛操，借之为用，事在反掌。昭烈思未及此乎？若夫武侯之才，非死于周瑜者也，而周瑜之才，实能制曹瞒者也。赤璧一战，胆气已裂，倘使周瑜得尽其才，而武侯阴为之辅，曹瞒即奸雄，未必骄横至此。“既生瑜，何生亮？”武侯倘闻此言，得无有悔其太骤者耶？此议从来未剖，世人瞆瞆，都不足与语，今请以质之两公。
　　 江上缪尊素漫志。】
三国志序
　　【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与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
　　吾夫子因获麟而作《春秋》。 (《春秋》)鲁史也，孔子修之，至一字与者褒之，否者贬之。然一字之中，以见当时君臣父子之道，垂鉴后世，俾识某之善，某之恶，欲其劝惩警惧，不敢(致)有前车之覆。此孔子立万万世至公至正之大法，合天理，正彝伦，而乱臣贼子惧。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不得已也。孟子见梁惠王，言仁义而不言利；告时君必称尧、舜、禹、汤，文、武；答时臣必及伊、傅、周、召。至朱子《纲目》，亦由是也，岂徒纪历代之事而巳乎？
　　然史之文，理微义奥，不如此，乌可以诏(昭)后世?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此则史家秉笔之法。其于众人观之，亦尝病焉，故往往舍之而不顾者。由其不通乎众人，而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警者演说。其间言语鄙俚，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主事豁然于心胸矣。其间亦未免一二过与不及，俯而就之，欲观者有所进益焉。
　　予谓诵其诗，读其书，不识其人，可乎？读书例曰：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读到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若只读过而不身体力行，又未为读书也。
　　予尝读《三国志》，求其所以，殆由陈蕃，窦武立朝未久，而不得行其志，卒为奸宄谋之，权窃之柄，日渐炽盛； 君子去之，小人附之，奸人乘之。当时国家纪纲法度，坏乱极矣。噫，可不痛惜乎！矧何进识见不远，致董卓乘衅而入，权移人主，流毒中外，自取灭亡，理所当然。曹瞒虽有远图，而志不在社稷，假忠欺世，卒为身谋，虽得之，必失之矣。万古奸贼，仅能逃其不杀而已，固不足论。孙权父子，虎视江东，固有取天下之志，而所用得人，立心操行，又非老瞒可议。惟昭烈，汉室之胄，结义桃园，三顾草庐，君臣契合，辅成大业，亦理所当然。其最尚者，孔明之忠，昭如日星，古今仰之。而关，张之义，尤宜尚也。其他得失，彰彰可考，遗芳遗臭，在人贤与不贤、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巳。观演义之君子，宜致思焉。】
　　（明建阳吴观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