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钱彩、金丰编著的《说岳全传》[2](以下简称《岳传》)，是明清英雄传奇的代表作品之一[3]。它在创作上虽然受到《水浒传》、《三国演义》乃至《西游记》等经典小说的影响，但其整体的艺术品格，却是属于通俗小说的范畴。虽然《岳传》在民间曾经广泛流行，拥有大量的读者，但在小说艺术上却不被视为上乘，对其艺术的研究也不多。这种现象在通俗小说群中是带有普遍性的。本文主要通过对《岳传》的叙事模式、人物塑造、情节处理等方面的分析，揭示其作为通俗小说的文体特点；并分析这种通俗小说的艺术在不同的读者层中造成不同的审美效应。

一<?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我们常常将古典小说中的某些作品称为通俗小说，这个概念不仅在学术上使用，并且在出版、读者的阅读中也是有着广泛的使用，并对学术研究与一般的阅读接受方面发生着很实在的影响。但是究竟何为通俗小说？哪些小说算是通俗小说？似乎并没有很明确的论定。与之相对的，当然应该还有一种不属于通俗小说范畴的小说。据一般的理解，后者应该是更为符合近现代小说艺术的理念与审美规范的一种小说。它面向更高层次的读者，同时也适合于低层次的读者，即所谓雅俗共赏，但只有高层次的读者才能比较充分地欣赏它们的艺术。通俗小说对于熟悉小说艺术的高层次读者，当然也有审美的趣味，但这种审美趣味是有限的、有缺憾的，通常他们都是带着批评(这个词的日常意义)的眼光来欣赏。因为这种小说，在他们看来，没有完全地体现出小说美的理念。但是，对于不具备近现代的小说艺术理念和审美趣味，并且文化水平较低的传统的小说读者来说，他们从通俗小说中能更充分地得到审美享受，而且这种审美更趋于自然的、无目的、无功利的状态。事实上，所谓“通俗小说”这一概念尤其是这个概念所指向一种批评标准，在他们那里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在传统的下层市民、乡民之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不识字的文盲，他们通过听故事的形式进入通俗小说领域。可见，通俗小说跟传统的戏剧一样，主要是为文化水平低、不能读史，甚至不识字者而创作的一种小说。而艺术的小说，对于这些读者来说，往往因为艰深而不能完全领会。在某种意义上，造成两者的分流，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恐怕在于这一条审美上的鸿沟的存在。但是在艺术的层次上，所谓通俗小说与艺术小说，又只是艺术价值的高低的问题；所以它们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的。通俗小说当然也有其小说艺术(现代意义上小说艺术)，相反来说，艺术小说，也应该有它们的通俗性。甚至可以说，通俗性正是小说至少是中国古典小说基本功能，是小说的娱乐功能的体现，正如抒情是诗基本功能一样。而小说艺术正是以这种通俗性为基础而发展出来的，正如所有的诗歌艺术都是从抒情功能的基础上发展出来一样。所以，通俗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小说艺术的一种本质，正如抒情为诗之本质一样。

但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岳飞故事的通俗化，并非某一作家的一次性创作，而是长期的积累、演变结果。同时这种积累与演变，也并不只在岳飞故事内部封闭式地进行，而是凭借着历史上存在的整个通俗小说、戏剧的创作与接受系统来进行，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故事系统及叙述方式对《岳传》的影响，就说明了这一点。邓骏捷《岳飞故事的演变》一文，对从南宋到清代的岳飞故事在话本、戏曲、小说等各种文艺形式中的演变，做了十分细致的考察。通过该文的考索，我们清晰地看到，岳飞故事在不同的文体与或重虚构、或崇纪实这样两种创作观念中，错综复杂地发展着。从整个演变的趋势来看，“岳飞故事的创作走的是一条由纪实到虚构、由简单到复杂的道路”。但是这演变过程，“不是简单的、直线的发展，而是复杂和曲折的”[5]。

其实，追根寻源，岳飞故事演变的复杂性与曲折性的问题，涉及不同的演述者与接受群体的问题。岳飞的英雄事迹及其冤案，在其所处的时代影响是十分广泛的。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与事件，其后续的处理与认识，实际上是多线条地展开的：首先是在朝廷的方面，经历了从制造冤案、维持冤案到平反冤案，以及平反后的各种补救措施这样一些阶段。其次在熟悉与接近权力中心，以及有能力认识历史的士大夫阶层中，也构成评论、传播岳飞事件的一条线索，其中的一些鳞爪由相关诗文表现出来。最后一条线索即是民间对岳飞事迹与故事的传播。上述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即政治与朝廷方面的处理，其实是岳飞事件的延续，其本身也进入了叙述对象之中，最后随着南宋政治(即岳飞当代)的结束而停止了延伸。剩下的就只有民间与文人士大夫这两条主要线索。在表现形式上，一为历史的叙述与评论，一为民间的传说。前一线索基本的原则是求得真实、探明真相、求得真评，没有再造故事的能力。后一条线索则是具有不断地再造故事的能力。所以也大致上可以说，一条是历史的线索，一条是文学的线索。小说家在创作的时候，有时偏向历史(即士大夫线索)，有时候则偏向民间。熊大木《序武穆王演义》云：

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然而意寓文墨，纲由大纪。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近因眷连杨子，素号涌泉者挟是书谒于愚曰：“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几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余自以为才不及班马之万一，顾奚能用广发挥哉，既而恳致再三，义弗获辞。于是不吝意见，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至于小说与本传互有异同者，两存之，以备参考。或谓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余深服其论，然而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使得以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则是竟难以成野史之余意矣。如西子事，昔人文辞，往往及之而其说不一。吴越春秋云，吴亡，西子被杀，则西子在当时，固已死矣，唐宋之间诗云：一朝还旧都，艳装寻若耶。鸟惊入松网，鱼畏入荷花。则西子尝复还会稽矣。杜牧之诗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是西子甘心于鸱夷矣。及观东坡题范蠡诗云：“谁遣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则又以为蠡窃西子。而随蠡者或非其本心也。质是而论之，则史书小说有不同者，无足怪矣[6]。<?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从熊氏所叙可知，岳飞故事同时存在于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两个系统之中。熊氏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虽然也照顾到民间的趣味，其撰写凡例中自称：“大节题目，俱依通鉴纲目，牵过内诸人文辞理渊难明者，愚则互以野说连之，庶便俗庸易识。”除了他自己所说的“通鉴纲目”外，《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与岳珂所编写的《鄂国金陀梓编》也有许多地方情节相近。如岳飞与周侗的关系，《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所采用的就是《鄂国金陀稡编》的事实，与《说岳全传》所说有很大的不同。但《岳传》中岳飞为周侗螟蛉之子的说法，应该是《岳传》成书之前就流行的，也就是熊氏所讲的“野说”。野说系统与史书系统同时并存，但前者是发展的，后者则基本上是固定的。熊氏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虽然也“互以野说连之，庶便庸愚易识”，并因此而冠以“通俗”之名。但与后出的钱彩、金丰的《岳传》比较，显然是更多地偏重于历史，是以士大夫的线索改变民间的线索，虽然它以“通俗”冠名，但其实离真正意义上的通俗小说，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它在当时的民间的流传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在钱彩、金丰的《岳传》出来之后，其影响就完全被后者取代了。而《岳传》在民间的广大的读者面的造成，正是因为其充分体现了通俗小说的艺术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岳传》是十分成功的一部通俗的英雄传奇小说。而《岳传》这种大胆地改编历史，将故事的重心完全转移到民间野说这一个系统中来，恐怕在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是一种历史性的转变。

由此可见，岳飞故事的历史演变，其真正的价值在于逐渐创造出一个独立于真实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之外的通俗故事的系统。但这个通俗故事系统的审美价值只能在对历史真相无法把握的通俗文艺的受众中发生，一旦接受者对历史获得了完整的知识，通俗小说的审美价值就要减少。所以通俗小说在高层次读者中受到的质疑与贬抑，是来自于文学与历史两方面的。

三<?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岳传》的主要人物与历史事件，都是历史影响十分巨大的，所以任何一种讲述岳飞与南宋抗金故事的文学作品，都必定要反映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它不像《荆钗记》、《琵琶记》那样完全是捕风捉影。《岳传》的人物与基本事件即岳飞抗金、征讨杨么及被冤而杀害，是来自历史的。六十一回以前的故事，也有不少是有历史事实的依据的。在这方面，有岳珂《鄂国金陀稡编》可以参照，尽管邓广铭先生等学者已指出此书也有不合历史事实的地方[7]，但毕竟将岳飞的生平事迹及其生前的人事关系完整地呈现出来，对我们判断《岳传》的历史真实部分与虚构部分，仍是十分有效的。从中可以看到，《岳传》不仅基本的历史事实，而且许多具体的故事，如出生时遭遇洪水[8]、周侗学射、李若水骂番王、刘豫降金、张邦昌降金、岳飞讨王善、收降杨再兴、收降杨钦、王佐(史书作黄佐)、杨再兴小商桥战死、秦桧夫妻东窗设计，等等，都是有事实依据的。不仅如此，主人公岳飞之外的许多人物，如岳云、周侗、王贵、牛皋、施全等，也都是些真实的人物。这样看来，《岳传》的真实部分的比重是很大的，以至于民间基本上将《岳传》当做真实的历史来阅读，甚至出现邓广铭先生所批评的有人凭借主要根据钱彩、金丰的这小说改编成《岳飞传》，混淆视听。这一作法虽然是粗劣可笑，但也反映了《岳传》的确有相当一部分是根据历史事实来创作的。

但是，从小说的基本的情节构成，即岳飞一生的事迹以及他活动的历史背景、遭遇的人物与事件方面来看，《岳传》主要不是在真实历史的线索与错综复杂的事件、人物的关系中来叙述的，而是完全按照一种通俗小说的叙事方式来安排情节的。作者将人物与历史作为小说的材料，放在一个预先设定的通俗小说的“英雄传奇”的故事模式中来叙述。这个故事模式并不是对历史的概括，而是对包含着民间的娱乐与伦理观念要素的“民间想象”的概括，是许多小说家在向民间讲述“英雄传奇”的通俗演义的历史产物。

完全是从小说的叙事出发，《岳传》作者赋予这一英雄传奇几个基本的框架，最外在的一个就是融合民间的仙、佛、道三种信仰的因果报应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历史完全成为天道意志的体现，而且这种天道意志转化为玉皇大帝、如来佛这样一些人格神，他们执行的根本的原则就是因果报应“规律”。一般意义上说的天道意志、天命、天道循环，还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哲学色彩，它原是在文人士大夫中间流行。许多小说，包括经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都被赋予这一思想色彩。所以，可以说，在上层的士流中，对于岳飞的事迹与遭遇，本来就有属于形而上的天命观的一种看法。对于文人来讲，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阐释。明天德堂藏版李卓吾评本不提撰人的《精忠全传》，卷首《岳鄂武穆精忠传叙》就是以天道思想阐释岳飞的遭际：

天地有正气也，而亦有常数也。数有盈亏而气无间断也。数有盈亏，故人物之始终，国家之兴废，值其时之若然而贯，而非人力之所能然也。气无间断，故在天为日星，在地为河岳，在人为忠义。日星有晦明而忠义无晦明也，河岳有变迁而忠义无变迁也。是诚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是气也，使其值乎数之盈，则宣而为都俞之声，柔怀之政，激而为防风之戮，东山之句。名成于当时，功垂于后世，又何言哉！不幸而数亏焉，则山河改色，时事已非，虽假以有为之人，持必为之志，回难为之机，而立见可为之势。然君非其人也，相非其人也。权奸计行，万事瓦裂矣，是岂天之不佑斯人哉！天之斯人也，将以发天地之正气也。正气存乎其人，而国脉亦系乎其人，使国而犹可眷也，则数犹可回也。今君臣皆非矣，数不可回矣。不可屈之气，而值乎不可回之数，故宁夺其人以完其气，无勿宁夺其气以完其国。此天之所以处宋岳鄂武穆王者，盖非偶然也。当夫徽、钦北狩，高宗南渡，华风陵替，夷焰方殷，天柱崩而地维折矣。问其政则坏于熙丰之党而继以汪黄之徒也。荏苒奸邪，恣为欺罔，而昏暗日滋，蒙尘弗振，宋之不亡仅如一线之引属旒。而王于时奋自徒步，应募而起，历登大将，慨然以恢复为己任。小战百余，大战数十，锋不少挫，而所向无敌。卒之南并群盗望风而降，伪齐随倾，金兵胆落，而其服之之深，至以父称之。及朱仙镇之役，女真几灭矣，宋社几复矣。是何于难为之时而立此不世之奇功哉。盖王之忠义勇略皆得之天而非人所及也。至是则王得于天者不负，而天之所以付王者不孤。王一全人矣。然王之所受于天者，虽得其全，而宋之所受于天者，已罹乎厄，使其君能知警，犹可为也。而怠惰之隙，奸桧乘焉；奸桧既相，鬼蜮登矣。宋之君臣，天实厌之。岂可使麟凤受染乎，枘凿不能相入矣，薰莸不可同器矣。舜跖不可同朝矣，故其为班师之计，以挠垂成之功者，非桧能害王也。天以罚宋也。王既死矣，中原之地自此不可复矣，父兄之仇自此不可报矣。金自此而益张，宋自此而益替矣。盟自而遂背，构自此而遂臣矣。王之生，俊何忌也；王之死，俊何喜也。俊至是其喜不喜也。是知天之所以生王者，非偶然也，寄正气于王，以示中华之有人而不可欺也。而终夺王者，亦非偶然也，以宋之君臣不足眷而数之常不可回也。论者谓方郾城战胜而进军，兀术将弃洛而远遁，斯时诏趋班师，使王持以将在阃外，君命有所不受之义……王之节义于此益明，王之忠诚于此而益著，王之正气于此益久而益不磨。地维至于今而立，天柱至于今而尊也，山河至于今流峙也，日月至于今照临也。风霆云雨，至于今烜且烈也，麟凤龟龙醴泉芝草至于今祥且异也。正气之在于天地者如此。<?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与文人的气数思想相对应的，是民间的因果报应等神秘的观念。叙述者采用这种民间观念，是达到通俗效果的重要手段。民众对君臣、将相、国家之间的复杂的关系，无法做出正确的解释，一个个复杂的政治事件，更是完全超出他们的理解之外，所以只有用这种神话故事才能让他们走近这些人物。小说的第六十四回有这样一段话：

弟兄两个出庙门，来至江口，只听得三三两两传说：“知州拿住了岳雷，明日解上临安去，倒是一件大功劳！”也有的说：“可怜岳元帅一生尽忠，不得好报！”又有的说：“秦太师大约是前世与他有甚仇冤。”<?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