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是一个超大型的水电工程项目。早在80年前中国就出现过关于这一工程的构
想，解放后也一直有人积极主张这一工程上马。为什么八十年代以前，这一工程始终未能
上马？八十年代当中，又是经过什么样的决策程序，使得这一工程得以重新上马的？我在
五十年代就参与过这一工程的相关讨论，文革以后也一直关心这一问题，比较了解这一项
目决策的历史过程和演变。在此文中，希望通过介绍三峡工程上马的始末，回顾一下中国
水利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就三峡工程的防洪效应、该工程与中国的经济以及生
态环境的关系等问题，作一些分析。

1949年以前的三峡工程设想如果要追根溯源，历史上最早提出三峡工程的是孙中山。
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讲到航运问题时曾指出，宜昌以上的长江河道有急流滩
石碍航，“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这一设想实际上是主
张兴建低水头闸坝，以解决航运问题为主要目标，结合水力发电。1932年，工程师恽震等
在三峡地区查勘后提出，可以在黄陵庙和葛洲坝建低坝，他们考虑的主要也是发电和航运
。因此主张建低水头的大坝工程，设想中的坝高比现在已建的葛洲坝还低。

在四十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有一个主管经济建设的机构，即资源委员会，其中设有
一个水力发电工程总处。抗战后期，这个委员会的主任翁文灏和钱昌照邀请了美国最有名
的大坝专家萨凡奇到重庆访问。当时，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总处正在研究四川的龙溪
河、大渡河、马边河、岷江等长江支流以及云南的螳螂川等中小河流的水力开发，于是就
请萨凡奇对此提些意见。正好那时美国派到中国的战时生产局顾问、经济学家帕斯克尔提
出，可以由美国贷款，在长江三峡建高坝水电站，同时兴建大型电解工厂，用一半的电力
制造化肥，其产量足可占领国际市场，这样依靠出口的收入也就能偿还美国的贷款。于是
，1944年9 月，萨凡奇由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总处负责人黄育贤等陪同，到三峡地区
查勘，研究了高坝方案。那时的设想是，水库蓄水的（海拔）高程是200 米左右，大坝以
发电为主，兼顾灌溉、防洪、航运等，水电站的装机容量为一千多万千瓦。当时，这样大
的发电站已经是了不得的了。

五十年代以来水利部门防洪方针上的偏差和三峡水库案的提出中国地处亚热带，季风
型暴雨会造成较大的洪水，容易面临洪水威胁。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把治水看成一件大
事，“善治水”与“善治国”是相关联的；而且，防洪从来是多管齐下的，主要是靠堤坝
，同时还靠分洪、蓄洪，河道本身也要经常疏治。历史上，长江有九穴十三口南北分洪，
南面主要是洞庭湖，北面主要是云梦泽，湖北是千湖之省，有上千个大小湖泊。自古以来
，长江南北岸都有堤防，但从明朝起，传说是由于那时有名的宰相湖北人张居正的支持，
湖北逐渐把长江北岸的堤防加高，把分洪的口子也都堵死了。结果，北岸的江堤又高又厚
，南岸的堤却又低又薄；于是，洪水就先后在南岸冲开了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个口
子，淹到了湖南和洞庭湖，而北岸的荆江地区的很多湖泊却变成了土地。不过，洪水虽然
使洞庭湖地区当年会蒙受损失，但水退之后土地淤肥了，第二年就可能高产丰收。

可是，解放后我们的水利部门却形成了一种观念，进而又演变成一个大方针，就是一
定要把洪水堵起来、用一个个水库来装洪水，从而一举解决防洪这个大问题；但他们对维
护堤防、河道疏浚等日常工作的兴趣却不大，即使有一个堤防维护方案，也不认真执行。
这种思想的危害持续了多年。
　　1952年我调到北京主管水电工作后，第一个碰到的问题就是水利部要修官厅水库，想
拦蓄永定河水、防止洪灾。但是他们没有综合利用的思想，只考虑防洪、不管能否发电。
当时他们设计的官厅水库有两套泄洪措施，一是从坝顶溢洪道泄洪，另外右岸还有个泄洪
隧洞。水电总局为了综合利用库水来发电，就向水利部建议用那个泄洪隧洞做水电站的引
水洞；可是水利部门坚持说，这个洞是放洪水用的，不能给你们送水发电。后来，我们水
电总局没办法，只能在水库左岸专门作了地质勘察，重新打隧洞、修电站，还补做了水库
范围的地质调查。因为要发电就担心库底漏水，而水利部门为了防洪而修水库、是不管库
底漏不漏的。这件事反映出水电系统与水利部门多年来工作上存在的矛盾。

后来，水利部门虽然也注意到了水库的综合利用，但他们总的方针始终是想用水库把
洪水装起来，从淮河、黄河的规划到长江的规划，一贯如此。淮河流域呈扇面型，上游的
支流都很短，到了下游安徽境内才汇成淮河干流。五十年代治理淮河时，就是单一地在上
游的支流修佛子岭、磨子谭、梅山等防洪水库，可是这些水库所控制的流域面积总共不到
5 ％，无法控制淮河的洪水，起不到防洪作用。后来，水利部门才考虑如何利用这些水库
来灌溉和发电。
解放后，长江水利委员会首先提出要修建三峡水库，该会负责人是林一山。1954年长
江发生了大洪水，他就以解放前美国的大坝专家萨凡奇的建坝设想为基础，提出要尽快修
三峡大坝，但他的目标与美国萨凡奇的目的根本是两回事。林一山主要是想通过修建大型
水库来装长江的洪水，以防止长江的洪水灾害。

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任务是规划、管理长江流域的水利工程，应该是在全流域实地考察
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上游到下游提出整套的规划，如果要设计安排多个梯级电站，也
应该有通盘考虑。但是，由于长江水利委员会有一个建大水库、一劳永逸地解决洪水问题
的指导思想，所以在主持长江流域规划时，就把全流域的规划收缩成论证三峡工程的问题
，把长江的防洪任务简化成了全力以赴、争取修建水库的工作。1954年的长江洪峰时期，
有大约一千亿立方米的水量既无法及时下泄、又不能靠堤防有效蓄拦，林一山就想建个三
峡水库、把这一千亿立方米的水装起来。

五十年代当中，淮河、长江、黄河先后发生洪水。毛主席、周总理当然非常关心洪灾
问题。毛主席认为，在中国的建设问题上，首要问题就是治水（第二是修建铁路）。他那
时的几次题字都是关于治水的，如“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等。
由于林一山强调，长江的洪水问题就是三峡问题，毛主席曾被林一山说动了，很想早些修
三峡工程，于是在1956年写了那首有名的“高峡出平湖”的词。

水电部门不赞成三峡工程设想水电部门对三峡工程是不赞成的。五十年代初，主管水
电工作的是燃料工业部内的水电工程局。1952年我调到该部工作后，发现水电工程局这个
部内局不能充分开展工作，于是成立了水电总局（当时燃料工业部下设四个独立的总局，
即煤炭总局、石油总局、火力和电网总局、以及水电总局）。上文提到的解放前为了三峡
工程而去美国研究的专家们，回国后绝大多数人都在水电总局工作，黄育贤（已故）是总
局的总工程师。

1954年底，中国电力代表团到苏联参观水电建设工程，团长是刘澜波，我是副团长。
我们在苏联期间，于1955年初接到过国内的一个电报，内容是征求我们对水利部修三峡水
库计划的意见。当时，我和刘澜波的意见一致，认为不宜修建。因此，立即给中央回电表
示，“对国家来讲，这是很长远的事情，现在提不到日程上来”。在苏联，我与苏联水电
设计总院的有关专家谈过三峡问题，请他们提意见。他们的意见基本上和我们水电总局的
意见是一致的。从苏联回来后，根据燃料部领导的意见，我曾就苏联有关部门关于三峡工
程的看法给周总理写过一份比较详细的报告。

我们水电部门认为，防洪工作应该采取综合规划的原则，要注意在加强堤防、湖泊洼
地蓄洪排涝、修建支流水库以及干流水库这四个方面协调发展，不能从简单化的“毕其功
于一役”的指导思想出发，试图用一个大型干流水库去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堤防的作用
十分重要，自古相沿，中外如此，不能偏废；但不能一下子把防洪标准提得过高，我们只
能根据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条件，逐步提高防洪标准。至于水利部门当时要求建成超大型
的三峡水电站，这大大超越了当时国民经济的条件和电力建设的基础，并且将遇到一系列
世界上从未经历过的技术难题。

因此，1956年9 月，作为对水利部门修建三峡工程主张的回应，我们在水电总局的技
术性月刊《水力发电》上出了一期长江规划专号，共有十来篇文章，其中主要的一篇是我
写的。这个专号全面地论述了防洪、发电、航运等方面的问题，以及有关经济、淹没损失
和地质等种种技术上的问题。当时长江的水还比较清，所以没有考虑到泥沙问题。我自己
的那篇文章比较长，由于对方的文章长达两万字，我也写了两万字。我在文章中指出，从
防洪、国民经济等各种角度来讲，对方的论点都是不合理的。我们的这个专刊出来之后，
长江水利委员会就不吭声了，既不说我们讲得对，也不说我们讲得不对，只是对我们的意
见保持沉默。可是，《水力发电》这种刊物的专业性很强，不为人们注意，毛主席和中央
当然更不知道。

在“大跃进”当中三峡工程案被搁置当时，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三峡工程主张其实是与
“大跃进”气氛相呼应的。那时，不仅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要修个三峡，淮河流域的水利
部门也要修个“三峡”，要在平原地区修个大水库来装淮河的洪水，地址在临淮岗。我对
这样的“一哄而上”有自己的看法，曾经用带点讽刺的笔调写了一篇杂文“大鱼网主义”
，刊登在1957年4 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我给这篇文章取这样的标题，是看了广东报
纸上的一篇文章有感而发的。广东报上的文章说，一个县的某位部长不相信别人的劝告，
强迫渔民取消了所有的小鱼网，做了一个三万多斤重的大鱼网，想一网把海中的鱼全部打
上来。结果，这个网抛下海以后，一条鱼也未打着。我就借用了这个词。

我在这篇杂文中说，现在中国有很多的“大鱼网主义”，“生活中确实有人喜欢办大
事情，热衷于解决大问题，急于一次彻底解决问题；还有人把这提到理论的高度，说这种
‘大’癖是解决问题的‘重点主义精神’”。在文章中，我也不点名地批评了三峡工程：
“据说，有一条河流，为了解决防洪问题，在支流上已经修了许多水库来装洪水，然而解
决问题不大。于是现在有新的规划：在干流上修一个最大的水库，以彻底解决防洪问题。
可是，这个大水库的代价是多大呢？移民一百万以上，投资好几十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