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开始后，毛主席在1958年1 月的南宁会议上提出要修三峡。当时的国家计
委负责人李富春、薄一波都持保留态度。于是，薄一波就提出，有个李锐是搞水电的，他
和林一山争论过三峡工程的问题，李锐是三峡工程的反对派。毛主席就说，把他们两人都
找来当面谈一谈。有关南宁会议的情况，我已有文著谈及，这里就不多讲了。总之，毛主
席听了我的意见后认为，在三峡工程的问题上，我的意见对。我没有料到的是，后来毛主
席就要我去当他的兼职秘书。这个秘书当得并不长，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我就因不拥护
“大跃进”而挨了批斗。而我的那篇杂文“大鱼网主义”曾被作为罪证之一而印发，以供
批判。更糟糕的是，因为我负责过水电工作，对我的批判使整个水电建设工作都蒙受了不
白之冤，被说成是“反三峡、反水利、反火电”。

虽然我个人在“大跃进”中遭到了厄运，但三峡工程也未能上马，而被搁置下来了。
南宁会议后，周总理就带队去长江三峡地区视察。1958年3 月，在成都会议上形成了关于
三峡工程的决议案，其中谈到，三峡工程何时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完成后
，才能作出决定；要防止规划集中三峡一点，不及其它；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
和有了三峡就万事大吉的思想。我参加过这个决议案的起草，认为这个决议案是完全正确
的。
　　1958年底长江水利委员会曾提出三峡初步设计要点报告，建议1961年开工、1965至19
66年发电、1967年完工，但中央未予考虑。此后，不管水利部和林一山怎样催三峡工程上
马，毛、周都未点头。后来我获知，周总理曾让张爱萍从国防上考虑三峡工程的可行性，
张爱萍考察后提出的正式意见是三峡大坝不能修。到现在为止，张爱萍还是反对修三峡大
坝。

三峡工程上不了马、水利部门违反基建程序也要上葛洲坝工程虽然毛、周去世以前，
三峡工程始终未能上马，但水利部门还是使葛洲坝工程上马了。其实，葛洲坝水库的设计
功能本属三峡水库的反调节水库，不应先于三峡水库修建。由于三峡水库是个超大型水电
站，而用电需求有时段差异，时多时少，发电多时水库下泄水量就大，发电少时则下泄水
量少，流量的忽多忽少对航运不利。所以，需要在三峡水库的下游修一个反调节的水库，
以便调节水量、利于航运。既然在七十年代并未修建三峡水库，所以本不需要先修葛洲坝
水库。但是，当年水利部门的负责人坚持要在长江上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建不了三峡，就
坚持要上葛洲坝。主张兴建葛洲坝水库之初，连一向不遗余力地鼓吹三峡水库的林一山，
也反对先修葛洲坝。因为他知道，葛洲坝其实是三峡水库的反调节水库，应该先有三峡水
库，再建反调节型的葛洲坝水库。但是，最后他又改而赞成水利部负责人的意见了。

后来，我被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于是，水电部的负责人不断地向中央施加压力，终
于从国家计委、科委那里争取到了论证三峡工程的领导权。这样，水电部成立了三峡工程
论证领导小组，下设水文、泥沙、地质、水工、防洪、发电、航运、移民、水位、经济、
环境、施工等专题小组，邀请了400 多位各方面的专家参加三峡工程的论证。虽然水电部
的负责人在论证中也打着科学化、民主化的旗号，但是，所谓的“民主化、科学化”只是
形式上的，整个论证过程从人员组成到论证内容都反映出“一言堂”的专制色彩。

首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由水电部部长担任领导，领导小组成员都是水电部的副
部长和总工程师，而上述的十几个专题小组的负责人也都是清一色的水电部所属各司、局
、院的负责人，都是在部长领导下支持三峡工程上马的人。不支持该工程的人不能成为论
证过程的领导者。其次，在邀请专家时也有明显的偏向，凡是批评三峡工程的专家，多数
都被排除在论证专题组之外，而且对这一工程批评最多的专家，水电部都一概不予邀请。
这样，在被邀请的400 多位专家中，只有少数几个人对上三峡工程有不同意见。在水电部
邀请的二十几位论证组特邀顾问中也是如此，持反对意见的只有一位，即水电部不得不请
的孙越琦。

水电部当然也没有请我参加，据水利部的人说，理由是林一山不参加论证，所以李锐
也可以不参加。这个理由是十分牵强的，目的是把我从论证组中排除出去。当时水电部负
责人是坚决贯彻林一山的意见的，所以林一山参不参加就无所谓了，林一山的意见就是水
电部的意见。他们知道，我向中央写过很多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书、坚决不同意这一工程
上马，所以不希望我的看法影响论证组的其他人。由于我那时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确实很
忙，没有更多的精力，所以也未继续、主动地参与这件事。

据了解，有关方面也研究过三峡工程的替代方案，例如，长办曾根据论证的要求，提
出过长江防洪的替代方案，即“在做好1980年所提平原防洪方案的基础上，中游加固堤防
，扩大并完善分蓄洪区与上游水库联合运用的方案”。在三峡工程防洪替代方案的讨论会
上，许多专家都认为，这个方案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个方案不符合水电部领导的意图，
于是水电部要求长办再作补充性研究报告，然后召开了三峡工程防洪替代方案第二次讨论
会，终于达到了否定替代方案、肯定三峡工程的目的。同样地，在发电和航运等方面，也
有人提出过替代方案，但都被水电部轻易地否定了。

又如，在论证三峡水库的蓄水水位时，虽然提出要比较各种蓄水位方案，但还未展开
讨论前，领导就授意水位组提出了初选的175 米方案；许多老专家如施嘉炀、张昌龄、李
鹗鼎、罗西北、黄元镇、张启舜、何格高等，都在论证会上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提出了蓄
水位较低的150 、160 米等方案；但水电部领导都不予考虑，还是始终坚持预定的175 米
初选方案，结果，这个初选方案最后终于通过了，成了现在的施工方案。

更荒唐的是，由于水电部为了保证论证结果达到部里的预设目标，把各个专题组的研
究相互分割、彼此孤立，而丝毫不顾专题组之间相互矛盾的意见是否可能从根本上推翻三
峡工程的可行性。例如，泥沙组为了减少泥沙淤积、延长水库寿命，提出的水库运用原则
是“蓄清排浑”，即汛期到来时，开闸放水，让带较多泥沙的浑水下泄；而防洪组从汛期
的拦洪需要出发，提出的水库运行原则恰恰相反，是“蓄浑排清”。那么，究竟汛期到来
时，三峡水库是要关闸蓄洪、减轻下游洪灾呢，还是开闸泄洪，减少库区淤积、加重下游
洪灾？蓄了洪就必然严重淤积、水库寿命会大为缩短，保了水库寿命、那三峡水库实际上
就根本没有防洪能力。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居然都假装未发现，
而听任泥沙组和防洪组的两个互相矛盾的论证报告都顺利通过。由此可见，论证领导小组
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谨慎小心的论证，而是怎样让论证过关、让工程上马开工。

最后，在如此论证的基础上，水电部向全国人代会提交了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告，供代
表审议。严格地讲，这样做是不恰当的。因为，人代会代表并不了解与三峡工程相关的复
杂的技术、经济、生态、社会等问题；何况，提交给人代会的报告根本是水电部“一言堂
”的产物，连专家们都不能发表不同意见，怎能强迫人民代表们负起为水电部背书的责任
呢？虽然代表们并没有足够、可靠的信息，但不少人还是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于是三峡工
程的议案付诸表决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表决结果，有177 人反对，644 人弃权。后来我就
此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人代会上给代表们看的全是正面意见，没有反对意见；但在会议讨
论时，很多专家和代表（特别是四川代表）还是提出了问题和不同意见。

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反映出两种倾向的结合，一是主其事者主观、专断，没有科学头
脑，又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二是防洪的指导思想中片面依赖大水库拦蓄洪水。
三峡工程能解决长江流域的防洪问题吗？且合理吗？
　　在三峡工程上马之前，我一向是反对的。1993年3 月12日，三峡工程尚未宣布正式开
工，我出于责任心，曾给中央常委上书，题目是“关于三峡工程建议听一次反面意见”。
我写到，现在通过的175 米大坝方案必将引起泥沙淤积，影响重庆港，阻碍航运。七十年
代谈论葛洲坝问题时，周总理曾明确指出，长江开发，航运第一；他还疾言厉色地说道，
如果碍航，就要炸坝。我就三峡工程问题问过负责论证航运的交通部的同志，他说，三峡
大坝175 米方案有关航运的问题，有些并未落实。我认为，长江航运关系到四川的改革开
放和今后的长远发展，至深且巨，这同所谓的荆江大堤受千年一遇洪水的威胁，自不可同
日而语。在论证175米大坝方案时，并未提出准确可靠的解决泥沙淤积的办法。我在这次上
书中最后说道，“我郑重向中央建议：请中央找一些有代表性的、持有各种不同意见的、
反对三峡工程（或175米方案）现在就上马的专家学者，开一次会，认真听取一次他们的意
见。请原谅我说句老话：只有兼听则明”。

我是本着对历史负责到底的态度来谈这些事情的，不管我的意见有没有人听，我还是
得说出来、写下来，立此存照。所以，1996年三峡工程上马、开工之后，我仍然写了个意
见，认为工程应当停下来。最近香港增订再版我1985年出的《论三峡工程》这本书时，收
集了过去十多年中我的有关文章和意见书。我在此书的“再版前记”中说，“出版此书始
终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世人了解有关三峡工程争论的历史过程。二是希望有助于国家重
大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至于三峡工程本身，几十年来尤其直到上马之势已定后，我要
说的话已经反复说过了，说够了。区区寸心，天人共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或
者聊以自慰：”我已经说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至于要说明我为什么反对修建三峡工程，就需要先了解修建三峡工程的主导思想是否
合理、以及三峡工程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究竟为什么一定要修建这个工程，几十年
来水利部门的说法经常变来变去，怎样说有利于工程上马，他们就怎么说。七十年代时电
力紧张，水利部门就强调说，修三峡水库是为了多发电；现在电力不那么紧张了，他们就
宣传说，这个工程的主要目的是防洪，好象有了三峡工程，长江的洪水就可以解决了；最
近，又稍稍有点改口了，说修了三峡水库可以减少长江洪水，从而不至于发生大的洪灾。

　若论及防洪，就要分析洪水的成因。洪水的成因不同、流域内的情况不同，洪水的后
果自然也不同。中国洪水的成因与原苏联的不一样，原苏联的洪水是融雪造成的，而中国
的洪水是雨季的大雨、暴雨造成的。虽然在一般情况下，长江流域的上、中、下游各支流
的洪水来水时序稍有错开，但6 、7 、8 这三个月中长江的洪水总量仍然非常大，要想用
一座大水库来拦蓄是不可能的。现在三峡工程采用的175 米大坝方案最多只能装200 亿立
方米的洪水，防洪作用有限，可是却会造成重庆港的严重淤积。
　　何况，三峡水库只能控制长江的四川段来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防洪主要仍应靠堤防
，使洪水尽量下排入海，这是中外古今行之有效的办法。此外，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洪水
时，洪水抬高了干流水位，长江沿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等平原地区因降暴
雨而积累起来的水无法排入长江，所以这些地区的80％都出现了先涝后洪的局面。因此，
即使修了三峡水库，也解决不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暴雨造成的涝灾。

从防洪的角度来看，三峡水库实际上主要的作用是保护湖北沙市一带的荆江大堤，减
缓洪峰对荆江北岸的冲击。林一山他们认为，如果不修三峡工程，那么，遇到1870年那样
的特大洪水，万一荆江破堤，就会有几百万亩土地要被淹、上百万人的生命受到威胁。但
是，1870年发生那次特大洪水时，荆江大堤并未溃决；经过一百多年来不断的加高、加固
，现在的荆江大堤比那时稳固得多，即使遇到那样规模的特大洪水，也不见得就会溃决。
何况，现在的气象预报和洪水预测日益进步，完全可以在长江洪水来临之前预作准备。如
果只能达到这样有限的防洪目标，花这么大的投资来修三峡水库是否值得，是应当深入研
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