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官场乃至政治气候熏陶下的文场,都对一种异端的东西,保持着一种强度的高压,人们一面去歌颂利用他,一面又去糟践和排斥他。如此下去,余杰很有可能修炼得暮鼓晨钟一般,身上尽管通体成熟,然而过于内敛韬晦,心灵不断下沉,结局是烂木头一块。
真正的知识分子根本不适合中国革命,象瞿秋白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深深明白此理,他把自己搞政治比作如犬耕田,不得要领。书生在政治处境中痛苦与摔交的经历,搜罗一下资料,并不见少,时间长了,人们自然形成定势思维,以为书生谈论政治不合适宜。象余杰这样一个刚从腼腆状态走出的人,时而书生意气,讥嘲时事,自然弄得那些帮忙文人帮闲文人聪明文人当然还有那些老谋深算的政客芒刺在背,余杰打扰了文人的清闲好梦,岂能不让人反感?于是,有高深之士从他的文章里挑出了“用典不够严谨,史事有错误,文体过于煽情等等”,更有他的恩师钱理群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撰文对他加以教诲,余杰给他老师的那篇文章里,尽管勉强为自己辩解,奈何羞羞答答。余杰怎么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了?难道是底气不足?最近看到余杰的《光与影》,很是欣慰。相信余杰在美国哈佛大学经过沉潜后,一定会变的坚定和从容。
综合网友的说法,需要说的是:只要报刊的审定权掌握在国家机器手中,即言论自由的平台---纸杂志的出版发行还受国家政权机关的控制,知识分子永远只能是低着看人的脸色说话的一群庸人而已,你的口舌被封住了,你不是庸人,你就是哑巴。没有稳定的收入,谈何自由,谈何尊严。你可以辞职,可以蔑视权力,但你必须要生存,要有空间来发表你的言论,否则你又如何称得上是知识分子。
我痴长三十多年,身边多的是麻木者、帮凶者。对很多基本常识不知的大有人在!面对更多的缺乏常识者、摇摆不定者、普通见识如我者,那些大师是否愿意抽出时间出来开导一二呢?启蒙与常识还远远没有扎根大地,当下还有什么比普及这些更重要? 作为一个70年代出生的余杰的同龄人,应该客观地看待余杰的不足,努力提升自己,值此苦难遍布良知泯灭流氓横行之际,青年人更应该多从长远考虑才是。 当然对于余杰先生的喜爱,并不代表对他观点盲目的全部赞同,余杰也是有着缺点的:
余杰在《金庸的伪善和妥协》一文中指出,(金庸)既要谈论"慈悲"和"仁爱"这些词语、占据道德制高点,却又对贫弱者视而不见,这不是伪善又是什么呢?批判金的成功自有其"见机行事"的独特眼光,是从“精打细算”开始的商人写作。“精打细算”就是商人的本质,余杰不应对此指责。既然余杰也明白"人"和"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分开的,就不要指责金庸一毛不拔。同样余杰也是有着商人眼光的,从写作到出版,都进入商业化了,谁能否认这些,要承认人生活的多样性,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克隆别人的思维。尽管我从道义上支持余杰,但是他发言不深思,用道德指责金庸是可笑的,要用思维思考问题。即便用道德指责金庸,余杰要问问自己:我做的能比金庸好吗?作为一个有着基督信仰的自由主义者,余杰动则指责别人,这暴露出了他的专制思维,这一点必须警惕。 余杰应该明白,自由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要有起码的宽容与反省,要警惕凌空的道德姿态。
真正的知识分子根本不适合中国革命,象瞿秋白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深深明白此理,他把自己搞政治比作如犬耕田,不得要领。书生在政治处境中痛苦与摔交的经历,搜罗一下资料,并不见少,时间长了,人们自然形成定势思维,以为书生谈论政治不合适宜。象余杰这样一个刚从腼腆状态走出的人,时而书生意气,讥嘲时事,自然弄得那些帮忙文人帮闲文人聪明文人当然还有那些老谋深算的政客芒刺在背,余杰打扰了文人的清闲好梦,岂能不让人反感?于是,有高深之士从他的文章里挑出了“用典不够严谨,史事有错误,文体过于煽情等等”,更有他的恩师钱理群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撰文对他加以教诲,余杰给他老师的那篇文章里,尽管勉强为自己辩解,奈何羞羞答答。余杰怎么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了?难道是底气不足?最近看到余杰的《光与影》,很是欣慰。相信余杰在美国哈佛大学经过沉潜后,一定会变的坚定和从容。
综合网友的说法,需要说的是:只要报刊的审定权掌握在国家机器手中,即言论自由的平台---纸杂志的出版发行还受国家政权机关的控制,知识分子永远只能是低着看人的脸色说话的一群庸人而已,你的口舌被封住了,你不是庸人,你就是哑巴。没有稳定的收入,谈何自由,谈何尊严。你可以辞职,可以蔑视权力,但你必须要生存,要有空间来发表你的言论,否则你又如何称得上是知识分子。
我痴长三十多年,身边多的是麻木者、帮凶者。对很多基本常识不知的大有人在!面对更多的缺乏常识者、摇摆不定者、普通见识如我者,那些大师是否愿意抽出时间出来开导一二呢?启蒙与常识还远远没有扎根大地,当下还有什么比普及这些更重要? 作为一个70年代出生的余杰的同龄人,应该客观地看待余杰的不足,努力提升自己,值此苦难遍布良知泯灭流氓横行之际,青年人更应该多从长远考虑才是。 当然对于余杰先生的喜爱,并不代表对他观点盲目的全部赞同,余杰也是有着缺点的:
余杰在《金庸的伪善和妥协》一文中指出,(金庸)既要谈论"慈悲"和"仁爱"这些词语、占据道德制高点,却又对贫弱者视而不见,这不是伪善又是什么呢?批判金的成功自有其"见机行事"的独特眼光,是从“精打细算”开始的商人写作。“精打细算”就是商人的本质,余杰不应对此指责。既然余杰也明白"人"和"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分开的,就不要指责金庸一毛不拔。同样余杰也是有着商人眼光的,从写作到出版,都进入商业化了,谁能否认这些,要承认人生活的多样性,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克隆别人的思维。尽管我从道义上支持余杰,但是他发言不深思,用道德指责金庸是可笑的,要用思维思考问题。即便用道德指责金庸,余杰要问问自己:我做的能比金庸好吗?作为一个有着基督信仰的自由主义者,余杰动则指责别人,这暴露出了他的专制思维,这一点必须警惕。 余杰应该明白,自由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要有起码的宽容与反省,要警惕凌空的道德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