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无知者，生来便是，现在也是，以后将是。在此间的一切知识之中，我唯一能确定的知识便是我的一无所知。
我在此处并非是想要表述对于不可知论的拥簇，也非想要表述对于人类对于真理探索之成果的否定，我想要表述的仅是一个简单的命题，即“即至目前以及可见的未来，没有任何一名人类能取得相当程度的知识，使其足以理解世界上的多数事物。”
不必要过多的论证，这个命题在实然意义上便可以成立。即使是一个领域最具有权威的教授对于其他领域的知识也往往知之甚少。一个名牌院校出生的博士生对于自己所在城市的路况的知识往往不及本地的一位中学便辍学的出租车司机。而溯及历史，即使是最可以被称作贤者的人也从未见得能够真正意义上的知晓万物。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仍认为地势平坦而天似穹顶、孔孟大儒把世界的本原理解为八卦、爱因斯坦也不可能了解中国的地理情势与风土人情。我自认为能力同这些大贤者之间尚存在不小的距离，因而更不敢去认为自己具有足以理解世界的知识。
并且我们也不难以去证明，至少在可能的未来内，没有人类有可能取得相当程度的知识，使其足以理解世界上的多数事物。古典哲学总热衷于去创造一个能够理解一切存在的圣人形象，然而个人想在此阐述的是，即使这样的圣人能够存在，也只能够在潜能的意义上存在，而绝不可能在现实的意义上存在。圣人之路途主要有两条，一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圣人形象，在这种形象里，圣人天性上具有良好的德性，富有明智而总是能够做出良好的判断；二是以斯多亚主义为代表的圣人形象，在这种形象下，圣人能够直接的把握事物之所是，其通过对前观念的赞同的取得真理。个人在此并不阐释这两种圣人之理论如何，因为其并不重要。我们只需发现，对于任何认识来说，必须具有在先的感觉作为依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理论需要以感觉来认识事物之形式，而相反之伊壁鸠鲁斯多亚之理论亦需以感觉来直接把握事物本身。然而，无论采取何种学派，我们都不能否定事物之存在的卷帙浩繁。即使将一切事物之所是归元为一，这一种认识方式也只有神才可以做到，因为我们的本性使我们不能取得对于这样的一的理解。即使是亚里士多德所述之形式也不能使圣人取得对于具体事物属差的认识。纵使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样的属差不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其也无法否认当你不认识属差时你并不可取得对于一项具体事物所有属性的认识。那么，既然没有任何的人可以感觉到一切事物，那其就不可能在现实意义上取得对于一切事物的认识。
由此可以看出，让哲学家做一名统治者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哲学家的思维对象往往是存在、自然、德性等至少是普遍意义上被述说的事物。由于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这使得其往往对于本国的具体国情难以取得一个良好的认识。一名哲学家对于政治实情的认识可能甚至不如从未接触过哲学的一名基层政府工作人员，那让这样的人去参与政治活动则当然是不可信的。
以上之论述，尚是在认为知识是确定且已被一些人掌握后所得出的，实际上，知识如今究竟被掌握到了何种程度依然是令人存疑的。千年前的高尔吉亚曾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无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也无法被认识，即使物可以被认识也无法被述说。”直到现在，究竟何物存在，何物能被认识，物如何被述说之问题也依然无能使人完全信服之答案。哲学门派林立而争斗不休，神学则不可避免的走向独断论，科学也因为其可证伪性使其永远无法到达真的彼岸。纵使智识远超常人者所建立之体系尚受此窠臼，如我这般愚钝之人又何敢于认为自己取得了任何确定的知识？
上述的陈述并不是要你我进入怀疑论之怀抱，我们不能因为知识的不确定性而对现存知识的合理性视而不顾。我们应当相信，存在着一些自明性的事物，不然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任何对于世界的认识，那我们就不可能取得我们不可能取得任何对于世界的认识的认识。人本性而具有理性的官能，为我们提供了合理性存在的保障。不能以知识的不确定性来反驳理性，因为这相当于以理性反理性，是无意义的论述。
承认个人的知识匮乏，不等于必然要接受类似于哈耶克之自发秩序理论。因为人虽然往往不具有知识，但却往往会去摹仿知识。即使再愚钝之人所做之行为都存在着一定组分的合理性，这是理性作为本性所驱使的结果。政体也是如此，如平民政体所崇尚之平等并非真正之平等，因为其将相同的成为均等的赋予了具有不同本性的人，但其所崇尚的平等之价值本身却是确实崇高之价值，只不过是平民政体在摹仿的过程中出现了败坏而已。知识到达政体时往往已经过多道败坏，从知识之所是到理论家的心灵中是一层败坏，从理论家的语词中述说出来又是一层败坏，从语词中被权力的掌握者接收是一层败坏，再到具体的权力实施还会有一次败坏。在这样多层次的败坏下，政体偏离真正的善的政体是在所难免的，但不能依此认定秩序的完全脱离理性。一切非合理的结果都是如此产生，败坏是偏离理性的主要因素。
虽然败坏是不可避免的，但败坏的程度应当是越少越好。因此，应当让至少具有对应合理性的知识的人去执行对应的事物。对于政治而言，群众对于与自己近相关的事务往往具有良好的判断能力，但对于政治的整体运作状况则往往知之甚少，因为群众往往不具有相当的政治理论知识，对于社会公共事务也往往难以维持理性，因此，民主政治不可避免的具有短视性，并不可避免的容易受到操纵。代议制民主也并不能解决以上的问题，因为其只是将群众的不合理选择从事务转移到了人的身上。根据前文所述，拥有权力的人应当是少数人，因为知识的本性使得任何专业的知识只能被少量的人拥有。但是我们应当致力于区分僭主与真正的专家，因为僭主是借用权力而为自己摄取利益之人，其非但不具有相应的知识，令其当政也会使民主政体所具有的兼顾大多数人之利益之优势也消磨殆尽，是恶劣于民主政体的一种政权形式。因此，在我们尚不能分辨僭主与专家之时，民主制是一项更合理的选择。
无知实际上并不必然带来德性的缺失，因为习惯与经验也可以成为德性的源头。但是知识的普遍缺失使得我们的社会必然不可能成为一个合乎德性的社会。恶是不可能避免的，因此一切行动的实施都不可以忽视恶的存在。当更合理的善被把握之时，对于恶的强制是可以被容许的，不然必然的恶将势必会摧毁任何一个存在的政体。
在人之智识所不能及的未来，是否可容许全知者的存在，这不是个人之理性可以触及之命题，因此在此不做讨论。但若现存之世界要有能全知者，其也只有可能是神。既然我们不能是神，则不比为自己的无知感到耻辱。接纳自己的无知，才是走向人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