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以高帝六年、十一年封置代王刘仲、刘恒皆未出现“定襄郡”，认为定襄郡绝非高帝所置。不过，周振鹤却不这么认为：
诏书所谓“代之云中以西为云中郡”，说明高帝十一年将云中郡分成两半，云中县以西部分为新云中郡，属汉；东部则属刘恒代国，当置为定襄郡。事情本来十分清楚，但王国维氏未注意到高帝诏书这句话，其《汉郡考》断言“至江夏……定襄十郡尤可证其非高帝置”。其实云中郡东部既归代国，若不置郡，则需并入雁门。二者必居其一。并入雁门之事无征，当然是置为代国支郡定襄无疑。[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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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认为诏书“代之云中以西为云中郡”之意为分云中郡为二，云中县以西为云中郡，云中县以东为定襄郡，此为高帝十一年置定襄郡之“确证”，王国维因未能理解文意而得出错误结论。周先生的意见影响很大，被很多学者采信。[26]

不过，郑宗贤对周先生上述看法提出强烈质疑。他称：
（诏书）行文未曾交待“云中”的概念是“云中郡”或“云中县”，周氏便迳自判读为“云中县以西”，而无视云中县的东北方还有北舆、武泉、原阳等县（三县为《秩律》云中郡属县—笔者按），似乎解读方式不能涵括全局。况且云中以东和以西的政区原本是否就在一起，合成代国的云中郡境，该诏书的语气并不明显，与周氏所欲反驳的说法，同属冒险的推测。[27]
郑氏并不认同周先生对诏书的解读方式，若周先生的解读不正确，则没有汉高帝置定襄郡的证据。郑宗贤的意见是“定襄郡的设置时间、来源存疑；惟定襄郡割自云中郡的可能性不高，是较肯定的事”。即否认定襄郡为汉高帝置郡，但其不明其始置年代。

前人对汉高帝是否置定襄郡存在较大分歧，究竟孰是孰非？笔者认为，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所叙高帝十二年末郡国形势对于理解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馀人。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穀、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於胡、越。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於天子。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28]

这段描述中，司马迁表述郡国分界除了以常山、太行、河、济、九嶷等自然山川外，还使用当时的郡级政区作为参照，计有“自雁门、太原以东”“自陈以西”（以上为王国范围表述）；“自江陵以西”“北自云中至陇西”（以上为汉廷直辖区域表述）四处。这些表述所呈现的地域范围，均包括所提及的郡级政区。如“自陈以西”所指即从淮阳国（国都陈县）以西皆为王国范围；如“自江陵以西”所指即南郡（郡治江陵）以西皆为汉廷直辖区域范围。再来看司马迁对北部边&郡国分界的描述，称王国区域为“自雁门、太原以东”，汉廷直辖区域为“北自云中至陇西”，这表明雁门郡构成了王国区域北部边&的西界，而云中郡构成了汉廷直辖区域北部边&的东界。定襄郡位于云中郡、雁门郡之间，司马迁的叙述完全无视定襄郡的存在，是不应有的失误。倘若当时存在定襄郡，司马迁叙述燕、代国范围时，应作“自定襄、太原以东”，不应作“自雁门、太原以东”，这表明高帝末年不存在定襄郡。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西汉侯国地理》所附西汉初年郡国示意图中没有标绘定襄郡。至于定襄郡的置年，笔者推测在汉武帝元朔三、四年间。其理由是史籍没有武帝以前关于定襄郡的任何记录，而且《汉书·武帝纪》记载元朔三年夏，匈奴袭扰代地时，仅提及代、雁门二郡，也无定襄郡。定襄郡之名首次出现于《武帝纪》元朔四年“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数千人”。[29]结合这一现象，定襄郡的设置应在元朔年间，是汉武帝夺取“河南地”后对北部边疆政区调整的结果。[30]

公允地讲，笔者上述意见主要基于对《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的分析，属逻辑推理；提出定襄郡之置在汉武帝元朔三、四年之间，也主要采取“默证”法，同样存在一定风险。而《功令》三条令文的发现，对于认识定襄郡始置年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功令》“五十三”、“八十七”、“百二”乃是对与匈奴接壤汉郡之官吏迁调和功劳折算的具体规定，反映的是汉文帝元年至二年二月的行政建制。令文罗列与匈奴接壤汉郡为陇西、北地、上郡、云中、雁门、代郡，而无定襄郡。若当时存在定襄郡，同属“边郡”的定襄郡一定要出现在令文中。三条令文皆无定襄郡，可以排除抄手因疏失而遗漏定襄郡的可能。所以只有一种可能，文帝初年无定襄郡的建置。王国维称《汉志》定襄郡“高帝置”注记有误，汉高帝时期没有定襄郡的意见是正确的。郑宗贤对《高帝纪》高帝十一年代国封置诏书的理解也大致可信。三条令文表明，直至文帝二年仍无定襄郡，定襄郡的置年在文帝二年之后。至于定襄郡置年是否如笔者所推测，在武帝元朔三年、四年之间，只能期待日后新出土文献的检验。

张家山336号汉墓竹简《功令》的发现，验证了王国维有关《汉志》定襄郡注记“高帝置”不可信的判断。上世纪末，周振鹤曾指出《汉志》郡国沿革注记20条“高帝置”，唯有清河、豫章、桂阳、武陵、广汉、定襄6条可信。[31]本世纪公布的秦汉出土文献表明，清河郡、武陵郡乃秦郡，[32]汉高后初年无广汉郡，[33]汉武帝初年无桂阳郡。[34]现在《功令》又表明汉文帝初年无定襄郡，则《汉志》郡国注记“高帝置”，唯有豫章郡尚未推翻。笔者最近撰文考证，豫章郡为秦郡。[35]如此则《汉志》郡国注记“高帝置”无一可信，不应成为日后研究西汉郡级政区的依据。

上世纪初秦汉出土文献的陆续发现，极大改变了秦汉史研究的格局。而本世纪初，以张家山汉简247号汉墓竹简的公布为开端，大量载录汉初政区建制出土文献的披露，为历史地理学界重新认识西汉政区建置沿革提供了重要机遇。此次张家山336号汉墓竹简《功令》的公布，再次提供了丰富的汉文帝初年政区建制信息。本文仅以雁门郡、代郡、定襄郡建置沿革为例，揭示了《功令》在汉代郡级政区建制研究上的学术价值。《功令》其实还包含许多县、道、侯邑、陵园奉邑等县级政区的建制信息，提供了许多文献缺载的全新认知。相信未来对《功令》政区建制信息的发掘，仍有许多工作有待开展。

[22] 〔清〕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年，第238页。
[23] 〔清〕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二，朱铸禹：《全祖望集汇集校注》，第2514页。
[24] 王国维：《汉郡考》，《观堂集林》卷十二，第547页。
[25]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73页。
[26] 如辛德勇便以周振鹤上述意见为基础，考订汉初云中郡、九原郡并立，各辖数县之地。
[27] 郑宗贤：《国境之北：西汉云中郡的政区变迁蠡测》，《兴大历史学报》第21期，2009年。
[28] 《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801-802页。

[29]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1页。
[30] 拙著：《西汉侯国地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01-202页；《西汉侯国地理（修订本）》，第197-198页。
[31] 周振鹤：《汉郡再考》，《学腊一十九》，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5-72页。
[32] 王伟：《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44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年，第181页。
[33] 拙文：《西汉广汉郡置年考辨—兼谈犍为郡置年》，《四川文物》2019年第3期。
[34] 宋少华：《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所见年代、疆域锁议》，《出土文献研究》第二十辑，中西书局2021年，第285-317页。
[35] 拙文：《汉初豫章郡考》，待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