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飞鸟集》的“演辞”者姚华生于一八七六年，卒于一九三〇年，字重光，号茫父，贵州贵筑人。他是二十世纪初北京艺坛有广泛影响的书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与陈师曾齐名。姚茫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高的造诣，除了擅长山水花卉和篆隶真行，举凡诗文词曲、碑版石器及音韵考据等也无不精通，但他曾用五言古诗意译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却长期不为人知。关于他意译《飞鸟集》的前后经过，此书的跋有清楚的交代，不妨逢录如下：

甲子冬十月二十九日，中女磐以疾卒，家居寡欢，乃访姻好陈筱庄宝泉退思斋。客有日，筱庄检示译本泰戈尔《飞鸟集》，为送日之资。泰戈尔者，天竺诗人，春间来游，曾获把晤，因之言论风采如接耳目，怦然于中，不能自已。既语筱庄曰：言短而意长，语切而思婉，盖诗之为术与心同，特其文异焉，可以国风为之。由是依意遣辞，日必数章，归而赓续，及岁尽篇终。乌乎，磐于是死而吾之《飞鸟集》于是生，则情之为缘也。集皆五言，因题曰《五言飞鸟集》，以自别于泰戈尔云。除夕京师莲华庵书贵筑姚华茫父。

姚茫父不谙英文，意译《飞鸟集》所用底本系文学研究会发起人郑振铎以白话诗翻译的《飞鸟集》，一九二二年十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此书虽然只是选译本，却是中国最早的一本泰戈尔译诗集，曾风行一时，多次重印。冰心老人就曾回忆，她早年写诗时，“看了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就学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①因此，当时姚茫父姻亲陈筱庄向其推荐《飞鸟集》，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姚茫父读了郑译本后情动于衷，不能自己，又据以意译成长短不一的五言诗，共得二五六首，倒是颇为奇特。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直接用旧体诗翻译外文诗者不乏其人，但从白话译诗再转译，恐怕是姚茫父首创，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无疑是一种别致的新尝试，正如徐志摩在序文中所说“这是极妙的一段文学因缘”，后来原译者郑振铎也赞赏姚茫父这个译本“更具有中国诗的风味了”。②

遗憾的是，姚茫父未及见到《五言飞鸟集》付梓，就在贫病交迫中撒手人寰。他的遗愿是由其知音徐志摩完成的。徐志摩不但想方设法安排此书在中华书局出版，请文史大家叶誉虎（叶恭绰）为之作序，而且自己也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这何尝不是又一段极妙的文学因缘，是对姚茫父的最好纪念。

1928年徐志摩赴印度拜访泰戈尔，在其家中合影

在这篇序文中，徐志摩推重姚茫父其人其画其译，有不少精彩的神来之笔，他对其笔下的山水的评价多么生动，对其意译《飞鸟集》的得失的分析也十分中肯。虽说翻译就是诠释，容许介入译者个人的价值取向，但诗本来就最难译，何况再从白话译诗转译，必然更多一层限制，有时难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1924年4月13日泰戈尔在张君劢家演讲，徐志摩现场翻译

更难得的是，徐志摩追忆与泰戈尔的交谊，状写泰戈尔与大自然的心灵契合，绘声绘色，令人神往。众所周知，徐志摩与泰戈尔友情甚笃，泰戈尔一九二四年四月访华时就由徐志摩全程陪同并翻译，徐志摩有《泰戈尔来华》《泰戈尔来华的确期》《泰戈尔》等文记其事，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早已传为佳话。但他以诗一般优美的语言较为具体地探讨泰戈尔的诗，却是在这篇序文中才实现的。徐志摩认为泰戈尔“诗的人格是和谐而完美的”，强调译者应该领悟泰戈尔诗中“一点极微妙但极真实的灵机”，都是值得重视的见解。梁实秋曾归纳徐志摩的散文“永远的保持着一个亲热的态度”“任性”和“永远是用心写的”。③在笔者看来，这三大特点在《〈五言飞鸟集〉序》中都有上乘的表现，这篇流丽可爱、情意绵绵的序可列入徐志摩最优秀的散文而毫无逊色。

《五言飞鸟集》杭州徐志摩纪念馆藏！

《五言飞鸟集》出版后不满十个月，徐志摩不幸遭遇空难，英年早逝，他打算再写一篇“更亲切的”讨论泰戈尔诗的计划成为泡影，但笔者以为有这篇序已足可补偿了。有必要指出，当时此书颇获好评，如诗人、词学家卢前就曾援引书中“飞鸟鸣窗前，飞来复飞去，红叶了无言，飞落知何处？”“萤火煽秋夜，零乱不成行；众星未相忌，一样是幽光”等“演辞”，称赞此书“情致盎然”，并断言“姚先生往矣，此集当与先生之画并垂不朽！”④不过，也许此书印数太少，也许线装的译诗集从来就不为现代文学史家所注意（现代文学史上属于“骸骨迷恋”型的线装的译诗集总共只有此书和梁宗岱翻译的《水仙辞》、王统照翻译的《题石集》等寥寥数种），以致这篇文情并茂的序文埋没了整整六十二年。而今它终于与世人见面，为徐志摩研究增添一份新的重要史料，这是应该庆幸的。

附记二〇一八年三月，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杜鹏飞先生点校的《如晤如语：茫父家书》，书中附录一通姚茫父一九二九年七月二日致友人王伯群的信，信末姚茫父告诉王伯群：近《五言飞鸟集》已有友人单于沪上印行，闻系交中华，将来发行是新月书店，并闻。所谓“友人”，自然是指徐志摩；所谓“单于沪上印行”，系指姚茫父有印行自己诗稿的打算，且已编就，但不包括译诗集《五言飞鸟集》在内，《五言飞鸟集》是单独印行；所谓“中华”则是指中华书局了，徐志摩自己的《志摩的诗》线装本也是由中华印的。此信可证姚茫父很看重自己这部别具一格的译诗集。可惜的是，姚茫父归道山大半年后，《五言飞鸟集》才印出，只能作为对姚茫父的一个纪念了。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① 卓如：《访老诗人冰心》，《诗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② 郑振铎：《新序》,《飞鸟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六年。③ 梁实秋：《谈志摩的散文》，《断月》一九三二年第四卷第一期。④ 卢前：《姚华所演〈五言飞鸟集〉》。

本文节选自《说徐志摩》陈子善著P200-P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