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秩律》东郡排序的特殊性。刘邦称帝时，东郡为朝廷直辖汉郡。 《秩律》东郡排列在最后，是抄手补入吕后元年政区变动的缘故。在朝廷正式的汉郡排序中，东郡的位置不应如此靠后。对《秩律》颍川郡排序的分析可以佐证上述看法。高帝末年，东郡、颍川郡一并罢废，改属王国。颍川郡重新建置在惠帝元年（前194年），晚于云中郡建置时间，然而《秩律》颍川郡排列在云中郡之前。可见若有汉郡重新建置，其排序仍以首次建置的时间为准。由此笔者大胆推测，在吕后二年及其之后的汉郡排序，东郡应在颍川郡之前，与高帝五年已建置的“关外郡”排在一起。

由此可以看出，《秩律》首排内史，再排汉郡。汉郡先排“关中郡”（西北诸郡在先，西南诸郡在后），再排“关外郡”（高帝五年已建置汉郡在先，后续建置汉郡在后）。这呈现出京畿&&地位特异，“关中郡” &&地位高于“关外郡”的特征。

新近公布的张家山336号汉墓竹简《功令》有三条令文涉及汉郡排序，现罗列如下：
五十三陇西、北地、上郡、云中郡、雁门、代郡军吏、军吏丞、城塞尉、边县令、尉，年长及能不宜其官者，辄言状丞相、（简113）御史。徙塞士吏、候长，郡自调之。塞尉史、候史县调之。有缺当补者，年五十以上勿用，用其次。（简114）丞尉以上老不能治者，二千石官免之。戊（简115）
八十七为有轻车郡卒长员郡一人，以谁（推）卒长第高功多者补，为劾（刻）印。车令缺以郡卒长补，郡卒长（简144）缺以谁（推）卒长补。郡有车令者，毋补卒长。有卒长者，亦毋补车令。陇西、北地、上郡、云中、（雁）门、代郡（简145）节（即）有㤂（急），轻车各分诣其守、尉，请勿为置车令、卒长。·制曰：郡有轻车而毋令者，皆为置卒长，它（简146）如请，可。（简147）
百二丞相、御史请，陇西、北地、上郡、云中、雁门、代郡备塞军吏、令史视事盈十岁，移功劳居县。居县令史（简183）有秩乘车以上功劳次当补其家居县缺者，皆调徙之。（简184）

三条令文的制定年代在文帝元年十月至二年二月之间，内容涉及北部与匈奴接壤诸郡官员升迁及功劳统计。三条令文对北部六郡的排列有固定顺序。从地理方位来看，六郡乃按照从西至东的顺序排列（图4）。这种排序显然首重“关中郡”（陇西、北地、上郡）。进一步分析还可发现，“关外郡”之云中、雁门、代三郡的排列顺序或许与建置时间有关。云中郡建置于高帝十一年，而雁门、代郡建置于文帝元年。也就是说，六郡的排列同样遵循先排“关中郡”，再排“关外郡”的规律。而“关外郡”或许存在按照建置时间依次排列的特征。这与《秩律》所见汉郡排序原则保持一致。

汉初郡级政区排序与国家&&地理结构存在对应关系。辛德勇指出：
秦汉两朝这种区别对待京师周围区域与其外围地带的地域政策，源自其同样依赖西部关中地区吞并天下并在此建都，而这一政策在古代政治地理上更深一层的涵义，则是《禹贡》等上古典籍所记同心圈层式五服制度的具体施行和体现，即以京城长安为核心，其外环以三辅地区，三辅之外再周以关中地区，关中的外围便是关东地区，只不过关东未能环绕关中，而京师与畿辅地区又僻处西边，偏离全国几何中心较远。

从《秩律》政区排序来看，辛先生上述理解非常准确。特别是这种排序对 “五服” 圈层制度的构拟，乃展现出一种以长安为核心，外围环绕内史，再环绕汉郡的圈层结构。不过，仍需要思考的是“关中郡” “关外郡”两个地理层次的内涵。辛先生认为关外郡虽然未能实现对关中郡的环绕，但仍属于圈层结构，即内史—关中郡—关外郡的圈层结构。而笔者认为，汉郡环绕内史的空间布局确实呈现出一种内外结构。但是汉郡之“关中郡” “关外郡”划分，其实反映出一种“坐西面东”的空间理念，即以“关中郡”为根基，以“关外郡”为屏蔽，防御东方诸侯王国。这一空间布局，既是对秦灭东方六国历史的继承，也是汉初防御东方诸侯的现实需要，其向东层层设防的用意十分明显。这总体上反映出一种“东&对&”的&&格局，是理解汉初&&地理结构的关键（图3、图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