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并不存在所谓“清汉女”，满清时代，汉人分两种：入旗者为旗人，穿旗装。不入旗者为民人，穿民装。即旗民之分。所谓“清汉女”，实为“清民女装”。作为“民装”，自然也不限于未入旗的汉人，它也是很多少数民族的服饰。
之所以把“清民女装”冠以“清汉女”之名，实为一些商家唯利是图，为开财源所故，也满足了很多人和稀泥式的心态。
其次，这种清民装本身就是剃发易服的产物，自然不是汉服，就像汉人留的三百年辫子，自然也不是汉人的传统发式一样。关于这一点，常有人以“男从女不从”、“保留明代服饰特征”等说辞混淆视听。真的如此吗？
事实上，满清从未说过“男从女不从”，这并不是官方的法令或政策，而是当时民间的流言，朝鲜使臣所著《燕京杂识》：
男子则言语衣服，满汉元无分别，女子则尚服中华旧制，故彼中有“男顺女不顺”之语。
当然，这种“彼中之语”还有一个更详细的“十从十不从”的版本。多见于民国野史。如《清稗类钞》：
国初，人民相传，有生降死不降，老降少不降，男降女不降，妓降优不降之说。故生必从时服，死虽古服无禁；成童以上皆时服，而幼孩古服亦无禁；男子从时服，女子犹袭明服。盖自顺治以至宣统，皆然也。犹不解妓降优不降之说，及国初秀才、举人之犹服明服耳。
正是因为这是“人民相传”的民间流言，又只见于野史，故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如“自顺治以至宣统，皆然也”，实际上，大致以乾隆为界，女装前后期大不相同。再如“秀才举人犹明服”又与“男降”矛盾。甚至作者也“犹不解妓降优不降之说”。
实际上“男从女不从”只是当时民间对女子不穿旗装这一现象的描述而已。它并不准确，但也反映了一部分的史实。只不过这句话常被曲解。一些人有意或无意地将女子不穿旗装等同于女子不用易服。又或者说，将易服等同于穿满服。满清的易服实质是强迫汉人服饰满化，而非简单的穿满服。
崇德元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并颁行易服令，从而确定满清之后两百年的祖制和衣冠制度：
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戴绒帽，务要束腰；女人不许梳头、缠脚。僧道照旧衣帽，其道士妇女，亦不许梳头、缠脚。----《清太宗实录稿本·卷十四》
易服政策可以概括为：易服是不分男女的；易服的形式是汉人衣冠要尊照“满洲式样”，即汉人服饰满化，其中女子服饰满化的同时又着重强调不能梳头缠足。僧道衣帽照旧。
顺治入关后，以强硬手段推行之，严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薙发，衣冠悉尊本朝制度。”并制定《服色肩舆永例》，明定衣冠之制与服饰之禁，对于女子实行妻从夫、母从子、未嫁女从父的原则。康熙时复申明服饰之禁。乾隆三十八年又谕“衣冠必不可轻言改易”、“所愿奕叶子孙深维根本之计，毋为流言所惑”。也正是从乾隆起，女装服式发生显著退变。
那么乾隆之前，所谓女子服饰“保留了明代服饰特征”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女子服饰的满化一直都在进行中，只是相较于男子更为缓慢，这是由于客观原因所造成的，并非易服令对女子有何宽待，更不是如流言所说的“男从女不从”。
古时男主外女主内，女子居于从属地位，又在闺门之内，所以政策的影响会更小。清初叶梦珠《阅世编》有言：
盖男子僭于外，法可以禁止。妇女僭于内，禁有所不及。故移风易俗者，于此尤难。
后来清帝严禁旗人妇女穿民装及缠足时，也曾有此感叹，但屡禁不止。
圣谕煌煌，实有深意，自宜永远奉行。傥年久沾染汉人习气，妄改服饰，殊有关系。男子尚易约束，至妇女等深居闺阁，其服饰自难查察。----《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二百十八》
其次，满清易服本身就是一个长期渐近的过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仅女子服饰“保留了明代服饰特征”，男子服饰很多也同样如此。这在满清时代的画像中，非常常见。
如前所述，满清易服是强迫汉人服饰满化，并非要求全民穿满服。当时男子服饰，除官服兵服礼服等特定服饰是直接穿满服以外，很多服饰都是“俱照满洲式样”改的。改的方式有衣去领、裙去边、帽用皮、顶用红缨等。这些改造的服饰，虽然体现着满化风格，但仍保留着明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