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寿张县志》中的《梁山图》

熙宁十年（1077），黄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阳）再度决口，注入梁山泊，湖水面积达到了最盛期。当时，梁山泊的生态环境十分和谐，荷花满望，渔歌和唱。苏辙路过当地，恍然有置身江南的感觉，写下了一组《梁山泊见荷花忆吴兴》的绝句。后人一读之下，也不难想见那时的风光：
花开南北一般红，路过江淮万里通。
飞盖靓妆迎客笑，鲜鱼白酒醉船中。（其四）
菰蒲出没风波际，雁鸭飞鸣雾雨中。
应为高人爱吴越，故于齐鲁作南风。（其五）

二
在山东平原上，有这么大的湖泊，对国计民生的影响当然不小。莲藕是这里主要的出产。早在大中祥符九年（1016），当地粮食歉收，“梁山泊生藕根蒲穗，民掘捣为面，颇济乏馁”，赖此度过了灾年。而据苏颂说，每年夏季，梁山泊都出产大量莲子，仅运达曹门外的就有百来车，“锤取莲肉，货于果子行”。如果在平常年景，正如刘跂在《梁山泊分韵》诗里所说，“从今鱼易得，居与水相通”；“饱有雕胡饭，香无锦带羹”。梁山泊贡献了丰美的谷米和鱼鲜，济州、郓州的农民也都“赖其蒲鱼之利”。而官府则“立租算船纳直”，即按船只交纳租税，若有违犯，就以盗贼论处。徽宗末年，李光在一个劄子里指出，设立不久的西城所对梁山泊周围的京东地区加强了搜括勒索：“蒲鱼荷芡之利，皆日计月课，纤悉无遗，遂致泺傍之人无所衣食，强者结集为寇盗，弱者转徙乎沟壑”，一针见血地揭出了梁山泊“寇盗”不绝的深层原因。
北宋末年，梁山泊一向被视为“盗贼”的渊薮。元祐元年（1086）前后，有个叫作黄麻胡的在这里闹事，芦苇荡成了他的保护屏障，即便县老爷派人竖起长梯以“窥蒲苇间”，也久剿无效。蒲宗孟出知郓州，禁止当地人乘小船出入水泊，以绝其粮食，这才迫使这些啸聚者散伙。然后，他严刑峻法，即便小偷小摸，也斫断其足筋。这样，“盗贼”虽然销声匿迹，“而所杀亦不可胜计矣”。不久，这里又成渔者盗窟。崇宁四年（1105），许几任知州，命渔民十人为一保，结队晨出夕归，否则一经告发，就穷治严惩。任谅任京东提刑，当地渔民“习为盗”，他先采取保伍之法，在编入名籍的渔船上刻以记号，否则不准入水泊，再划分濒湖各县的治安区域，案发，督吏搜捕，“莫敢不尽力，迹无所容”。
据《夷坚志·蔡侍郎》说，蔡居厚知郓州时，“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蔡居厚是政和八年（1118）由郓州卸任的，杀降还要早于这年，有人认为他杀的就是宋江等人，根据似乎不足，因为宋江受招安已是宣和三年（1121）。包括杀降在内的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只要社会基本矛盾不解决，梁山泊的“盗贼”问题也只会愈演愈烈。果不其然，大约在蔡居厚杀降的一二年后，宋江便在这里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

《水浒传》的地理知识差的一塌糊涂。

梁山泊现在只剩下东平湖等几个小湖，还得在黄河与小清河相接的东庞口建大坝拦水

三
宋江离开水泊数年以后，金兵便南下攻宋，梁山泊渔民张荣在当地聚舟数百，不时出击金军。据《金史》记载，金将斜卯阿里先“破贼船万余于梁山泊”，赤盏晖又“破贼众于梁山泺，获舟千馀”，金人所说的破获战船数或有夸大，但这里曾是拥有可观战船的抗金山水寨，则是事实。其后，金朝控制了水泊，一度还将其作为打造南侵战船的基地。但因其地芦苇丛生，水域浩阔，易于逃匿，难以捕捉，南宋初年一直是反抗者随扑随起的根据地。
后来黄河回复故道，梁山泊逐渐萎缩。正隆六年（1161），金主完颜亮攻宋的战船经过这里，便因水涸而进退维谷。据大定二十一年（1181）的记载，这里多已涸为陆地，当地农民“恣意种之”，官府也忙着把开垦地都籍没为官田，准备安置屯田。当地农民“惧征其租，逃者甚众”，官府只得下令“招复梁山泺流民，官给以田”。

明万历容与堂刊本《忠义水浒传》版画《众虎同心归水泊》。宋江率领众好汉在梁山泊上演了一场威武雄壮的活剧

梁山泊干涸进程在元武宗以后中断。由于黄河堤防失修，河水经常溃决，水往低处流，便再度汇聚梁山泊。贡奎生活的元仁宗时代，所见梁山泊风光已是“积水平芜渺没间，夕阳渔市网如山”，渔业重新成为当地百姓谋生的主要手段。至治三年（1323）前后，袁桷有诗写梁山泊，其烟波浩渺似乎与韩琦所见不相上下：
大野潴东原，狂澜陋左里。
交流千寻峰，会合百谷水。
量深恣包藏，神静莫比拟。
碧澜渺无津，绿树失其涘。
扬帆鸟东西，击楫鸥没起。
袁桷还有一首《梁山泺》诗说：
千顷芙蕖送我船，碧香红影乱娟娟。
梁山风景能消得，不到西湖却十年。
一望无际的梁山泊荷花，几乎与苏辙所见毫无二致，令他回想起西湖荷花别样红。十年以后，著名词人萨都剌因公北上，舟至梁山泊，风雨大至，不能开航，只得暂泊芦苇中，他“折芦一叶，题诗其上”，有句云“满泺荷花开欲遍，客程五月过梁山”。可见，荷花、芦苇已经成为梁山泊的标志性景物。
梁山泊的这种规模，在元末依旧不改。胡翰北游，所见仍是“浩荡无端倪，飘风向帆集”的景象。元杂剧有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其中说到“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高文秀是东平府人，梁山泊即在东平境内，八百里之说，在他应是旧闻和亲见兼而有之的。施耐庵生活在元明之际，或许也目睹过八百里梁山泊的雄姿，故而能把水泊梁山摹绘得那么有声有色。

入明以后，梁山泊陆地化趋势加快，到景泰元年（1450）前后，方圆仅剩八十里左右了。景泰六年（1455），明代对黄河沙湾决口进行了较彻底的整治，遂使余下的八十里湖水也涸为平陆。清修地方志时，仅余十里上下，以至颇有人以为《水浒》所叙八百里水泊在夸大其词。
自从《水浒传》传世，梁山泊简直成了造反民众的一方圣地。据《明史》记载，直到崇祯十四年（1641），还有“大盗李青山众数万，据梁山泺”，派部控扼漕运通道，“截漕舟，大焚掠”。无独有偶，这次反叛也发生在王朝末世，李青山也自称“非乱也”。联系上一年山东大饥荒，李青山手下那数万民众应该是又一次逼上梁山的。这不禁让人想起元代陆友在《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中的诗句：
我尝舟过梁山泺，春水方生何渺漠。
或云此是石碣村，至今闻之犹褫魄。
对那些把人民逼入死地的统治者来说，梁山泊，让他们时时感到丧魂落魄，心惊胆裂！

沙门岛

一
《水浒》多次提及的沙门岛，在宋、金、元、明四代，都隶属登州。《大明一统志》卷二十五说：“沙门岛在府城西北六十里海中，凡海舟渡辽者必泊此以避风。”苏轼在其《北海十二石记》里对沙门岛及其附属岛屿有所描写：
登州下临大海，目力所及，沙门、鼍矶、车牛、大竹、小竹，凡五岛。惟沙门最近，兀然焦枯，其余皆紫翠巉绝，出没涛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玮，多不识名。又多美石，五采斑斓，或作金色。
东坡在元丰八年（1085）一度出知登州，但到任五日就奉调入京。他对沙门岛实地考察应该就在这时。就生态环境而言，沙门岛比其他四岛明显为差。这里的海市蜃楼闻名遐迩，实际上就是沙门五岛在海水光照折射作用下幻影的位移。东坡以生花妙笔在《登州海市》诗中描绘道：
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
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
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工。

目睹这种飘飘然的神仙宫阙，不禁令人产生沙门岛几乎是人间天上的错觉。
然而，严酷的现实却与美妙的诗句形成巨大的反差，沙门岛是北宋流放要犯的集中营。《水浒》第四十四回说铁面孔目裴宣就被一贪婪知府“寻事刺配沙门岛”。第六十二回说卢俊义因私通梁山事发，被直配沙门岛。小说没有交代其位置，却借押解卢俊义的公差薛霸的嘴说“沙门岛往回六千里有余”。这是小说家语，不足为据。宋代沙门岛在登州蓬莱县（今山东蓬莱）北的海中，是今天长岛列岛南端的一个岛屿，卢俊义从北京大名府（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流配，两地往返满打满算也只有两千五百里。
据《近事会元》，五代后汉乾祐三年（950），一个城池失守的节度副使被流放到这里，沙门岛自此成为重犯的流放地。建隆三年（962），北宋立国伊始，太祖亲自下令把军事罪犯都配流该岛，“于是奸猾敛迹”，效果显著。大中祥符六年（1013），规定军士盗杀官马一至三匹，就“决配沙门岛”。
除了军事重犯，入宋以后不久，沙门岛也接收其他死罪赦免犯，其中包括类似的死罪官员。因而当时民众就习惯以此诅咒他们深恶痛绝的政府大员。北宋绍圣绍述时，蔡京、蔡卞与章惇肆无忌惮地迫害元祐党人，民谣就说：“二蔡一惇，必定沙门；籍没家财，禁锢子孙。”那么，流配沙门岛的是怎样的重犯呢？据元祐六年（1091）刑部所说大致有几类：军人逃亡做强盗杀人放火者；累计盗窃满五万并强奸、殴伤两犯致死者；窃盗达二贯并谋杀致死者；十恶死罪；以巫蛊杀人者。而据南宋话本《菩萨蛮》说，当时重犯监押“一百日限满，脊杖八十，送沙门岛牢城营”。从有关律条看，沙门岛与宋人所谓的远恶州军虽同属配管羁押的最高等级，但沙门岛管理显然更严苛。据《庆元条法事类》规定，凡流配沙门岛者，必须“别录所犯，谓乡贯、年甲、犯杖及所引条制、断遣刑名，付（刑）部送人报登州”；办案人员中倘若“于令有违及隐漏者，各杖八十”。
正由于流放沙门岛的都是死罪赦免者，而“在路走透”的事，也时有发生，《水浒》里“放冷箭燕青救主”一回，燕青射死了董超、薛霸，救下了卢俊义，就是有力的例证。因而朝廷不止一次规定：“递配强劫贼，须选有行止衙校。”也就是说，必须选品行可靠的衙役军校押解流配犯。
二
据《宋会要》，沙门岛上原有“土居人户”，向国家交纳赋税。建隆四年（964），宋太祖下诏免除他们的赋税差役，让他们专门整治船只，运送女真进贡的马匹或贩易的木材。这是宋初的情况，其后，有关原住民活动的记载逐渐淡出。

梁山泊到是正常，整体气温和河流改道，水域面积大小变化在正常不过了

明杨定见刊本《忠义水浒传》版画《燕浪子救主》描绘了卢俊义在发配沙门岛途中被浪子燕青搭救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