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江苏宜兴人。汉族，原名徐寿康，江苏宜兴县屺亭镇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1927年回国，先后任职于南京中央大学、南国艺术学院，历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协主席。 徐悲鸿既是一位中西全能的画家，更是一位出色的美术教育家。他极推崇具有写实能力的中西方大师，贬斥文人画和野兽主义绘画。在中国画教育中，他主张写实的学院观念，并以素描为造型基础，对中国画进行改造。
艺术家们或许都有着不少的情史，大画家徐悲鸿也不例外，他爱的女人，和爱他的女人，都太多了。
他的情感经历始终不圆满。第一段婚姻以妻子去世、幼儿夭折告终，第二段婚姻以离婚告终，第三段婚姻虽和美，徐悲鸿却无福消受，结婚八年便撒手人寰，留下年轻的妻子守寡。而这中间，还有一段有缘无分的师生恋。1919年，20出头的徐悲鸿和蒋家小姐蒋棠珍相恋了。但此时蒋棠珍已经有婚约在身，两位年轻人意乱情迷，冲动之下竟私奔出国。这也是我们现在说的“朱砂痣”了吧。徐悲鸿给伴侣取名蒋碧微，后来她也用这名字用了一辈子。然而激情过后，两人在三观上的不合开始渐渐显现——徐悲鸿对艺术的狂热的爱，决定了他对身边伴侣无法照顾周到。但蒋碧微却是大小姐出身，摆脱不去喜欢享乐的习气。如此相处日久，感情也开始淡漠起来。徐悲鸿已经是功成名就的美术家了，婚姻生活也进入了平淡乏味。

蒋碧薇

蒋碧薇和徐悲鸿
就在此时，一名美丽而聪颖的少女闯入了他的生活。这是他的学生孙多慈。徐悲鸿对她的情愫从对学生的欣赏怜爱开始，势不可挡地滑向异性之爱。而正值芳华的孙多慈，怎么抵挡得住一位赫赫有名的老师的热烈怜爱呢？于是少女也芳心暗许。

孙多慈
徐悲鸿为以孙多慈为主人公的画徐悲鸿开始在她身上投入比其他学生多得多的精力，乃至整个班都感觉到了孙多慈的特别；徐悲鸿为她出版了一本个人画集，原本想亲自给她写序，却畏惧流言，请了自己的好友著名美学家宗白华来作序；徐悲鸿为她花了许许多多的像，甚至有一幅《台城夜月》，画着自己和孙多慈共赏明月。两人不在一起时，孙多慈给徐悲鸿寄去一枚红豆和一条手帕，手帕上绣着“慈悲”二字。爱情故事总是甜蜜的，可徐悲鸿清楚自己是有妇之夫，再也不能像当年一样闹一出“私奔”。他需要尽力克制自己。他向蒋碧微坦白此事，并且说自己只是爱慕学生的才华，绝对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没想到，徐悲鸿没出问题，蒋碧微却出轨了——和追求她已经很久的民国政要张道藩。婚姻至此，已经没有再维持下去的必要了。

蒋碧薇和张道潘
离婚之后，徐悲鸿本以为能和孙多慈结合，却没料到，孙家父母极力反对此事，甚至为此搬家，将孙多慈带走。一段美好恋情，竟然就此无疾而终。这也成了徐悲鸿的“白月光”了。几年以后，孙多慈还写信给徐悲鸿：“我后悔当年因为我父母的反对，没有勇气和你结婚，但我相信今生今世会再见到我的悲鸿。”可他们始终没有再见。后来，徐悲鸿又找到了值得托付终身的贤妻廖静文，孙多慈也嫁给他人，两人联系越来越少。1953年徐悲鸿去世，孙多慈还是通过蒋碧薇之口才得知。

廖静文与徐悲鸿
虽然大画家徐悲鸿的感情史相当丰富，但他在书法上亦有相当造诣，他的书法造曾经得到康有为的指点，作行书喜用中锋，结体漫不经意，有种稚拙的儿童体的韵致。






徐悲鸿书法作品
徐悲鸿幼年家境清贫，其父是一名民间画师，擅长书法、篆刻、诗文。从小耳濡目染随父学习书画，徐悲鸿学画是建立在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基础上。他从6岁起就跟从父亲读书；7岁开始执笔学书法；9岁就读完了《诗》、《书》、《易》、《礼》、《四书》、《左传》；10岁时已经能够帮助其父为乡里书写“时和世泰，人寿年丰”等春联；14岁家乡发生水灾，生活无法维持，便随父外出谋生，给人画肖像、刻印章、写春联等，过着风餐露宿的落拓生活。

徐悲鸿《书法四条屏》
21岁时，徐悲鸿在姬觉弥的介绍下得以认识康有为并拜其为师，康氏十分赏识徐悲鸿，将自己所藏碑版供他观览，并为其讲解。徐悲鸿在《自述》中曾谈到：他早年在康有为门下学习书法，曾数遍临习过《经石峪金刚经》、《爨龙颜》、《张猛龙》、《石门铭》等碑拓。徐悲鸿对大篆、小篆、魏碑、行书亦均有涉猎：大篆碑文，他对《毛公鼎》和《散氏盘》尤为钟爱，他曽集得《散氏盘》金文为一联“东井西疆司邑宰，左图右史傅传人”；小篆，徐悲鸿喜欢邓石如；魏碑，尤其是对《龙门二十品》，他更是赞赏有加，反复临习揣摩。

徐悲鸿《烟雨障遐思》
43岁时，徐悲鸿临摹的《魏灵藏寺碑》，颇得精髓，格调高估；行书，他十分欣赏王铎、文徵明，曾收藏了王铎十余幅作品，曾集文徵明行书联数幅。徐悲鸿一生临帖不辍。

徐悲鸿《行书四言》
50年代初期，徐悲鸿的案头还有一本《积玉桥字》的拓本，拓本只存少数残字可辨，从徐将其置之案头、朝夕揣摩多年，可见徐对这一拓本的钟爱。他的故居客室里曾悬挂一幅摩崖隶书《汉杨淮表记》的整张拓片，气势磅礴、结构天成。在他病危前，床头仍放着一本《散氏盘铭》放大影印本，而且平时最喜临习。他在中年留居海外的条件下，仍然研习魏碑下不肯间断。

徐悲鸿《行书韵君诗》
1950年曾以他1939年在新加坡临的《魏灵藏》、《爨龙颜》等碑字见赠，并且勖勉有加，发人深省。通过徐悲鸿的书法经历不难看出，他对书法的酷爱已达到难以割舍的程度，简直是一个书法狂人。也许他画马成功，与书法学习息息相关。 民国初年的上海，集中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十里洋场则为“西风东渐 ”提供了便捷。徐悲鸿到上海时，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上海“海派”艺术家队伍不断壮大，以康氏为代表的“崇碑派”书家的理论以及先驱们对传统书画艺术的改良、革新等，都对徐悲鸿的艺术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徐悲鸿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徐悲鸿的书法艺术风格受其师康氏影响很大，脱胎于魏碑，参以行书笔意，结体疏朗大方。其书与魏碑相比，不如魏碑凝重，当是其少年时学习赵孟頫书法所致。其书与康书相比，拂去了康书的霸悍之气、锋芒内敛，使作品气息归趋平淡冲和。其书与其他画家书相比，几乎没有画家们惯用的墨色的强烈变化。
徐氏书法，在字的结体上、节奏上也没有太大的夸张变形和起伏，在线条的质感上则非常内敛和纯净，没有大多写碑人的绞转笔法所带来的毛涩感和挣扎感。绝大部分作品都是按照心性自然、轻松的写来，一派文人不经意的散淡和儒雅，极富书卷气。欣赏他的书法，如晤高士、乍见平常、愈后则回味无穷。
徐悲鸿对书法艺术极为重视，他曾将书法比作“音乐”之美、“金石”之声。例如他在自己收藏的《积玉桥字》提拔中开头便说：“天下有简单之事，而为愚人制成复杂，愈久愈失去益远者，中国书法其一端已。中国书法造端象形，与画同源，故有美观。演进而简，其性不失。厥后变成抽象之体，遂有如音乐之美。点画使转，几同金石铿锵。人同此心，会心千古。抒情悉达，不减晤谈。”
徐悲鸿是康有为崇碑理论的信奉者和实践者，他曾有“北碑怪拙吾人能得其美”之语，可见他受魏晋碑学影响之大。另外其行楷中锋用笔，结体稚拙率真，文字不暇修饰，体现了“宁拙毋巧，宁丑勿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理念，事实上傅山的“四宁四毋”贯穿于徐悲鸿艺术思想的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