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校勘-“孙权以将军领会稽太守”或“统年二十”
现将笔者所见之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三国志》中关于史事记载有待商榷的问题，就教于方家。
卷五十七《骆统传》载：“孙权以将军领会稽太守，统年二十，试为乌程相……年三十六，黄武七年卒。”（册5第1335页）
按：黄武七年（228），据此逆推，骆统生于汉初平四年（193），至建安五年（200），曹操“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第930页）时，年方八岁。而在建安十四年（209），“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第932页），故“孙权以将军领会稽太守”期间，骆统为八至十七岁，然文中言“统年二十”，二者相互矛盾。故“孙权以将军领会稽太守”或“统年二十”当有一处谬误。

【转】“分兵拟西陵”当改为“分兵拟夷陵”（金华市社会科学院）
卷四十七《吴主传》裴松之注引《魏书》载诏答曰：“老虏边窟，越险深入，旷日持久，内迫罢弊，外困智力，故见身于鸡头，分兵拟西陵。”（册5第1125页）
按：理由有三：其一，“西陵”乃孙吴改“夷陵”之名所置，其年在吴黄武元年（222），而根据《魏书》诏书中文意，诏书应书于吴破蜀后，而在魏吴交战前，根据《三国志集解》，应在黄武元年六月至九月（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03-904页）。诏书颁布的时间未言明月份，故与“夷陵”改名先后顺序不一定，在时间上有不确定性；其二，笔者通过检索《三国志·魏书》中关于“西陵”的记载仅有三处，皆非代指“夷陵”之意，需用其地名之处仍以“夷陵”称之。其三，所引《魏书》该文又有言曰：“昔吴汉先烧荆门，后发夷陵，而子阳无所逃其死”（第1125页），在同一文中出现“西陵”与“夷陵”，盖前者指刘备驻军于“西陵”，后者指东汉初年吴汉平讨公孙述，攻下“夷陵”，其典故见于《后汉书·吴汉传》“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将军岑彭等伐公孙述，及彭破荆门，长驱入江关，汉留夷陵”（ 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81页）。吴汉所发之“夷陵”即刘备所在之“夷陵”，既然两者乃同一地方又在同一文中，为何前者要用“西陵”替代“夷陵”，岂不是自相矛盾？所以，“西陵”当改为“夷陵”。

疑惑-《三国志集解·吕布传》：《英雄记》曰：以魏续有外内之亲【集解：◎元本、官本作“内外之亲” ，《通鉴》同。◎何焯云：然则布妻乃魏氏也。
然则，连词，用在句子开头，表示“既然这样，那么…”。
何焯（1661年—1722年），字润千，因早年丧母，改字屺瞻，号义门、无勇、茶仙，晚年多用茶仙，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寄籍崇明，为为官后迁回长洲。先世曾以“义门”旌，学者称义门先生。
隔了千年以上，康熙年间的何焯突然说吕布妻是魏氏！感觉不合乎逻辑，因为由一方的姓去判断另一方妻子的姓，恐怕不是大小舅子、小姨子、岳父一类称谓是无法做到的。有外内之亲的魏续，就是大小舅子、小姨子、岳父一类称谓吗？不知何焯又是怎么判断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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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续与吕布外内之亲的真相，以及侯成背叛吕布的原因】的说法：
吕布对魏续是比较重视的，要不然也不会将手下主力陷陈营交给其掌管。但是如果你仔细分析一下吕布将陷陈营交给魏续的“外内之亲”的理由，就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
所谓外内之亲，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历来也是说法不一，字面理解就是表面和里面的双重之亲，这个亲指的是关系好的意思，还是确实是有血缘亲缘关系，说法就又不一样了。有专家曾经依据古时候往往称妻子为内人的说法，认为“外内之亲”就是指魏续是吕布妻子的兄弟。但是这种说法“内之亲”是解决了，“外之亲”却解决不了。
我个人对于“外内之亲”有一个理解，其实也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没有史料佐证。就是外内之亲指的可能就是外子内子之亲。所谓外子，是古代妻子对丈夫的一种称呼，而内子则是已婚男人在与外人交谈的时候对自己妻子的称呼。所以“外内之亲”恐怕是有夫妻之亲的含义。
那么《英雄记》中的这种说法，就是在说吕布和魏续之间有像夫妻一样的关系。
我这么说可能是会遭到许多的反对，吕布和魏续都是男人，他们之间怎么可能是夫妻一样呢？莫非他们是“同志”关系吗？
在这里我想说，虽然目前并不能排除吕布与魏续是同性恋的这种关系的可能，但我的这种理解本身并不是这种意思。我的意思是吕布恐怕是与魏续的妻子有染，所以吕布才会高看魏续一眼，并因为魏续妻子的缘故提拔魏续做了陷陈营的统领。
关于吕布与其部将妻子有染这件事，最初正是《英雄记》的记载中曹操所说的话。原文是这样：“布谓太祖曰：‘布待诸将厚也，诸将临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爱诸将妇，何以为厚？’布默然。”
这段记载是吕布被曹操俘获以后，两人之间的一段对话。从这段对话记载来看，吕布认为自己对待部将甚厚，可是在关键时刻他们却背叛了自己。可是曹操却说“你吕布背着自己的妻子，去和部将的妻子通奸，也能算是对部将甚厚吗？”吕布听了曹操这番话后的表现是“布默然”。“默然”其实也就是默认。
在这里很明显，曹操是清楚的知道吕布与其部将妻子通奸的这件事的。他之所以知道这件事，肯定是有人说给他知道的，说给他的这个人一定是吕布方的知情人，又是能够到曹操这里说话的人。这个人要么是曹操派往吕布方的卧底，要么就是吕布方叛变投奔曹操的人。这个人究竟是谁，史书中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已通过前面引用的《英雄记》中吕布与曹操对话的核心内容得出一定的信息。
在吕布与曹操的这段对话中，吕布主观想要表达的是自己的部将叛变自己的不忠行为，是造成自己兵败被抓获的主要原因。那么叛变吕布的是谁呢？《三国志》明确记载是侯成、宋宪和魏续这三个人。所以吕布说这番话，主要指的就是这三个人。而曹操在回答吕布这番话的时候，所针对的也应该就是这三个人，或者是其中之一。在这三个人中，侯成和宋宪的史料记载中都没有过吕布与其妻子有染的记载，直观的或者隐晦的记载都没有，只有魏续在《英雄记》中有过比较古怪的“外内之亲”的记载。
所以，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如果曹操说的“卿背妻，爱诸将妇”的话是属于实情的话，那么魏续的可能性就应该是最大的。
魏续由于不堪忍受吕布与自己妻子通奸的行为，而与有“自疑”之心的侯成以及宋宪一起决定“叛吕投曹”，并且商定了开城门放曹兵入城的计划。于是由魏续和宋宪俘获着陈宫，出城去见曹操，随后又在曹操的率领下加紧攻围下邳，并在侯成打开城门的关键作用下，攻入下邳将吕布围困在白门楼上。《三国志吕布传》记载“布与其麾下登白门楼。兵围急，乃下降。遂生缚布”。
吕布就这样落入到了曹操的手中，等待他的除了死亡，别无他途。这也算是对他的种种错误不耻行为的一种报应吧！
而魏续也终于算是报了自己“被绿”之仇。不过这件事终究还是不甚光彩的事情，被《英雄记》采用隐晦的方法处理，也是比较人性化，比较合理的做法。

【转】“吴粲”当改为“吾粲”，“太子少傅”当改为“太子太傅”（读本：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三国志》）
《三国志》卷五十二《顾邵传》载：“邵字孝则……少与舅陆绩齐名，而陆逊、张敦、卜静等皆亚焉……乌程吴粲、云阳殷礼起乎微贱，邵皆友而拔之，为立声誉……礼零陵太守，粲太子少傅。”（第5册第1229页）
按：方北辰先生已在《古籍点校疑误汇录》中指出:“吴粲”当改为“吾粲”，“太子少傅”改为“太子太傅”（中华书局, 1990年，第240页）。但方先生没有说明其理由。此补之。
《三国志》卷五十七《吾粲传》载：“吾粲字孔休，吴郡乌程人……虽起乎微贱，与同郡陆逊、卜静等比肩齐声矣……与吕岱讨平山越，入为屯骑校尉、少府，迁太子太傅。”（第1339页）又卷五十八《陆逊传》载：“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第1354页）其一，籍贯相同，都是吴郡乌程人；其二，时代、名声类同，两文中都出现了类似“与陆逊、卜静齐名”之义。其三，出身背景相同，都是出身微贱。可见，“吾粲”和“吴粲”为同一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卷二十八中认为“吴”与“吾”相通，所谓“庾信作吴明彻墓志，用吾彦事对吴起。岂吾、吴同耶？寿王多作虞邱，而虞仲亦为吴仲，则吾、吴通也。”（中华书局，1987年，第478页）虽然如此，但在同一书中还是应该一律改为“吾粲”，以免被误认为是两个人。既然“吾粲”、“吴粲”为同一人，则“太子少傅”当改为“太子太傅”。因《吾粲传》载“入为屯骑校尉、少府，迁太子太傅”（第1339页），据《通典》卷三十六，后汉少府与太子太傅官秩为中两千石，太子少傅为两千石，而三国循后汉制。（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525页）若为太子少傅，前文言“迁”则谬矣，而太子太傅为太子之师，于太子不称臣，虽品秩与少府同，然比之尊贵，故言“迁”则合理。
（作者单位：金华市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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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意见
【转，摘录】我们就校点本（第二版1998年3月第14次印刷）的书影、《出版说明》、《目录》、正文与注文的搀乱问题、佚文问题、分段编排、文字校勘及标点符号等等，谈谈具体的修订意见。
（九）关于标点工作的参考资料
《出版说明》最后说：“《三国志》过去还没有过标点本。”这就意味着《三国志》的断句及标点工作没有可参考的资料。实际上，参考资料并非完全没有。例如明代陈仁锡曾用当时的“圈点”给《三国志》断句，断句的方式虽然简单而陈旧，但毕竟比没有任何句读符号的旧本前进了一步；再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国学基本丛书本《三国志》，全书均以黑点断句，它标志着标点工作迈入了近代化阶段；又如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本《三国志选注》已经是现代化的分段标点本，此本所采用的标点符号有顿号、逗号、句号、分号、冒号、引号、问号、感叹号、书名号、专名线（用于人名、地名、年号）十种。
三．关于《目录》的编排
校点本《三国志》的《目录》，是在金陵活字本基础上删订而成的，未来修订本在《目录》编排方面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在早期刻本（如日本静嘉堂藏本、绍熙本）里，《三国志》的《目录》分上、中、下三篇，分别冠于《魏志》、《蜀志》、《吴志》之前。金陵活字本的《目录》合三为一，冠于全书之首，校点本即沿承了金陵活字本的格式。显而易见，以上两类《目录》都不是陈寿原著或裴松之原注本所固有的，因为《目录》中诸多杂乱无章、繁简失当的现象已说明了这一点。
校点本的《目录》在总体上胜于旧本。旧本《目录》和正文有某些不相符合的地方，如娄圭、孔融有目无传，霍弋、黄崇有传无目，校点本已分别加上方圆两种括弧的符号，表示应增和应删，这对读者极有帮助。我们认为，要把这项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不能不考虑以下七点。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草拟了一份征求意见的新目录。为醒目起见，正传的目录均顶格；附传的目录则分两级排列。附传的第一级，有的规模相当于正传，例如卷九的“曹爽”、“夏侯玄”，有的规模略次于正传，如卷七的“张邈”、“陈登”，均退一格；第二级，内容上简略，但也揭示了传主的主要特点或社会影响，例如卷二十一的“邯郸淳”等，均退二格。新目录中，凡是对校点本有所改动的地方，均在“今按”中略作说明。
新编《三国志目录》（草案）
郭氾 [今按]校点本作“汜”，今参考古写本等改作“氾”。
朱灵 [今按]何焯曰：“朱灵当附见。”校点本第二版以“朱灵”顶格，误。
邯郸淳 [今按]自此以下至“荀纬”，校点本列为第三级标目，是一种创新。今从之。
卷二十八 魏书二十八
王母丘诸葛邓钟传 [今按]校点本作“毌丘”，今据宋本作“母丘”。

【转】
《献帝春秋》之价值
《三国志》裴注引《献帝春秋》凡28条[26]，即《魏书》17条，《蜀书》4条，《吴书》7条。具体言之，《魏书》17条，即《武帝纪》5条，《袁绍》、《张邈》（《吕布传》附）二传各3条，《董卓》、《袁术》、《公孙瓒》、《荀彧》、《王朗》、《董昭》六传各1条；《蜀书》4条，即《先主传》2条，《刘璋》、《诸葛亮》二传各1条；《吴书》7条，即《孙坚传》2条，《孙权》、《刘繇》、《孙静》、《张纮》、《陆瑁》五传各1条。裴注仅于6条有异议，其余22条皆为引《献帝春秋》以丰富《三国志》之记载者。此有异议之6条中，见于《魏书》者4条，见于《蜀》、《吴》二书者各1条。《魏书》之4条，即《袁绍传》2条，《张邈》、《荀彧》二传各1条。《蜀书》之1条见于《诸葛亮传》，《吴书》之1条见于《张纮传》。兹为说明问题计，特将裴氏有异议之6条，分言于下。为求比较详切，乃将《三国志》原文、裴注引书及裴氏案语皆列之。
其1，《魏书六袁绍传》曰：“董卓呼绍，议欲废帝，立陈留王。是时绍叔父隗为太傅，绍伪许之，曰：‘此大事，出当与太傅议。’卓曰：‘刘氏种不足复遗。’绍不应，横刀长揖而去。”裴注：
《献帝春秋》曰：卓欲废帝，谓绍曰：“皇帝冲暗，非万乘之主。陈留王犹胜，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痴，亦知复何如，为当且尔；卿不见灵帝乎？念此令人愤毒！”绍曰：“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来久。今帝虽幼冲，未有不善宣闻天下，公欲废适立庶，恐众不从公议也。”卓谓绍曰：“竖子！天下事岂不决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尔谓董卓刀为不利乎！”绍曰：“天下健者，岂唯董公？”引佩刀横揖而出。
臣松之以为绍于时与卓未构嫌隙，故卓与之谘谋。若但以言议不同，便骂为竖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绍复答，屈强为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绍此言，进非亮正，退违诡逊，而显其竞爽之旨，以触哮阚之锋，有志功业者，理岂然哉！此语，妄之甚矣。[27]
今按：裴氏所言似有理。然《献帝春秋》所言袁绍“引佩刀横揖而出”正与《袁绍传》所言“横刀长揖而去”相应，何可轻疑。如元代之郝经言：“时卓暴戾，气凌一时，决计废立，而绍忤之，故致忿骂。绍亦一世之杰，气自盖卓，揖之而去，亦其宜也。是不为妄。”卢弼则曰：“竖子之语，正类犷悍武夫所言。《英雄记》言卓新至，见绍大家，故不敢害。可释松之之疑。”[28]皆是有理。鄙意，有志功业者，气自横豪，则裴氏所谓“有志功业者”云云，盖以书生弱息以量英豪，非识真际矣。且袁氏根深势大，董卓新贵粗鄙，则袁氏心理之小观董卓，亦为难免，《献帝春秋》所谓“引佩刀横揖而出”，不亦宜乎？如此则裴氏于《献帝春秋》之批评，仅可目为仁智之见，不足深计，能以此而言《献帝春秋》必非乎？若以《献帝春秋》所载为非，则当于陈寿所作《袁绍传》亦非之，何得仅论《献帝春秋》？此可见裴氏有意回护陈寿之书，且关照未能全面也。鄙意，《献帝春秋》所载，虽不敢言绝对真实，然其所示董卓、袁绍之不能合心，则是矣。世间盖无完全正确之书，纵令《献帝春秋》所载有误，可轻言其妄乎？
又按：袁绍之言，诚无诡逊可言。然诡逊需依条件环境而生，以《袁绍传》、《献帝春秋》所载者言，实不容袁绍诡逊也。且袁绍之家世及其影响远非董卓可比，何需诡逊。若言非亮正，则非也。
又按：裴氏于董卓骂袁绍为竖子一点有异议。实则此当考虑董、袁二人年纪大小及董卓见袁绍之前有无其他生怒之事二端。后者难知，不拟置论，兹仅言前者。盖董卓年长于袁绍，加以性格粗狂，故如此矣。《董卓》、《袁绍》二传皆未载传主生年，二人年纪大小情形虽不易知，待考，然既有“竖子”之称，则盖可定卓年长于绍也。果如此，则裴氏之异议，实显其于相关史事用力未足矣。
又按：《袁绍传》所言事之始末太简，《献帝春秋》所载则较详，且其所载袁绍之言，相对于董卓所言者，颇和而婉，甚合袁绍出身情形。此亦足见《献帝春秋》补充《三国志》之情形，裴氏审之实未细致，可惜矣。此足见《献帝春秋》所载，非仅是胡玉缙所谓“资异闻”[29]而已者。吾人言《献帝春秋》之价值，当有见于此也。
（李万生，关于诸葛玄之死地问题）

其6，《吴书八张纮传》：“纮建计宜出都秣陵，权从之。”裴注：
《江表传》曰：纮谓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廵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权善其议，未能从也。后刘备之东，宿于秣陵，周观地形，亦劝权都之。权曰：“智者意同。”遂都焉。
《献帝春秋》云：刘备至京，谓孙权曰：“吴去此数百里，即有警急，赴救为难，将军无意屯京乎？”权曰：“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备曰：“芜湖近濡须，亦佳也。”权曰：“吾欲图徐州，宜近下也。”
臣松之以为秣陵之与芜湖，道理所校无几，于北侵利便，亦有何异？而云欲窥徐州，贪秣陵近下，非其理也。诸书皆云刘备劝都秣陵，而此独云权自欲都之，又为虚错。[45]
今按：孙权之都秣陵，《江表传》、《献帝春秋》皆言与刘备之建议有关，此乃大可注意之事。此可见《献帝春秋》之记载，必有切实之依据，非浪载者，大可考虑其可信度。裴氏未观于此，专责《献帝春秋》记载之不可信，亦是其秉持轻视《献帝春秋》态度之所致矣。而裴氏于《献帝春秋》之批评，如钱大昕所言，实为裴氏疏于地理所致。钱氏曰：“秣陵与广陵隔江相对，而广陵属徐州部，权意欲都秣陵以图广陵，故云欲图徐州。裴氏讥之，盖未审于地理矣。”[46]钱氏所言有理。如此则可见裴氏所言，不足论矣，此亦可见《献帝春秋》此文之意义也。
总结言之：裴氏异议者，如以6条计之，则约占28条之21%。若除去后人有异议之2条即《袁绍》（第1条）、《张纮》（第6条）二传之注所言者，可认为裴氏异议之有效者仅4条，则约占28条之14%。4条中，1条即《张邈传》（第3条）注言《本传》与《献帝春秋》之记载“未详孰是”[47]，1条即《诸葛亮传》（第5条）注言《献帝春秋》之记载“与《本传》不同”[48]，皆不当言乃《献帝春秋》之不足，裴氏亦未言《献帝春秋》之误。则《张邈》、《诸葛亮》二传之注所引《献帝春秋》之记载皆是补充、丰富二《传》者。此外，《荀彧传》（第4条）注之裴氏按语，当目为裴氏自障之误。如此则仅有1条即《袁绍传》（第2条）注所言者，注家未有辨析，或即认为确属《献帝春秋》记载之不足者。然以愚意观之，裴氏所言未必是。则即令计此条为《献帝春秋》之不足，其在《三国志》裴注所引《献帝春秋》28条中，仅约占4%，可言比例甚低。
依据以上分析综合之结果，可认为《献帝春秋》之可议者，当在其作者袁晔与《三国志》作者陈寿相比，非作文高手，且屈居江南，加以其年纪当小于汉献帝，于汉末之事未曾经历[49]，故该书所载难免因年代有隔、传闻演异而致欠确者。然可决言，即令有不确者，绝非故意造假。再加袁晔当年长于陈寿，其著《献帝春秋》之时间亦早于陈寿著《三国志》之时间，则《献帝春秋》于研究三国历史具有极其重要之意义。陈寿当未见《献帝春秋》，后人乃以为陈寿虽见《献帝春秋》而轻视之，故意不采用，以致其书之价值埋没近二千年，亦深有可慨也。故当言裴氏于《献帝春秋》及其作者袁晔之批评，实有过者[50]。
胡玉缙所以言《献帝春秋》乃“不经”之书[51]，盖与陈寿未取此书入史有关。胡氏于陈寿是否得见《献帝春秋》一端全无思考，故有此轻率之言，亦深有可慨也。要而言之，不可轻言《献帝春秋》为不经之书，吾人当充分利用之以论三国史事。故《诸葛亮传》注引《献帝春秋》所载诸葛玄之事，当大可信据也。
（李万生，关于诸葛玄之死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