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人赀”应是废除以民户资产比例征税的制度。“计丁为布”则又回到以绢布为调税的传统。《梁书》对梁代税制语焉不详，《隋书·食货志》在这方面却有相关记载：
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其田，亩税米二斗。盖大率如此。
可见梁代税制主要是对成年男女征收租粮、调绢（及布、丝、绵）。但对于田产还有“亩税米二斗”之制，这应当是在丁男丁女的租调之外征收的，可以看作宋、齐财产税的遗留（其实东晋时就已试行过依田亩征粮之制）。向百姓征收实物而非钱貌似比宋、齐宽大，实则为后来梁武帝借铸币改革搜刮民间奠定了基础。
梁朝建立之初，北魏已经占领了寿春，对淮南江北之地形成直接威胁；不久梁州刺史夏侯道迁又投降北魏，魏军进占关中，威胁益州和汉南。在这种压力下，梁武帝于天监四年（505年）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北伐，试图将魏军逐出淮南。为了筹集军费，梁朝“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资”，名义上是官民自愿捐献，实际还是采用刘义隆元嘉二十七年（530年）北伐时向百姓富民收取临时财产税的措施。但在此后，萧衍逐渐摸索出通过铸钱聚敛财富的手段，所以此后梁朝虽经常有大规模对北战争，但已不再采用强行加税的办法筹集军费了。

梁武帝最早铸钱的时间不详，大概在天监（502—519年）中期。自萧道成、萧赜以来必须用完整的“大钱”完税，经过剪凿的不完整铜钱则要按二比一汇率折算，造成当时社会上两种铜钱并行，且存在固定折换率的情况。梁武帝早期的铸钱政策，也因循了这种局面，即同时铸造两种铜钱：
武帝乃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如其文。而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女钱。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号。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转甚。
可见梁武帝铸造的“五铢”对应完整的古钱；“女钱”则对应经过剪凿的古钱。这样就保证了钱制的稳定。但问题也和宋、齐时代一样：政府手中的铜少，难以大量铸钱，所以各种古钱也要继续流通使用。梁武帝却频频诏令不许使用古钱，“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原因何在？可能在他的计划中，铸造足值五铢和女钱只是权宜之计，待新钱全面取代旧钱之后，就要对新钱进行减重贬值了，如果社会上新、旧钱并行，新钱缩水会导致其对旧钱的折算率降低，政府就难以从增发钱币中获益。

到普通四年（523年）末，梁武帝找到了新的铸币手段：铸造铁钱，同时全面禁止铜钱流通，所谓“尽罢铜钱，更铸铁钱”。最早发行铁钱时，与足值旧铜钱的官方兑换比例应是一比一。铁的价格远低于铜，造成“人以铁贱易得，并皆私铸”。就在开铸铁钱的数月之后，梁武帝的堂弟萧昱就因盗铸钱被捕：
昱字子真，景第四弟也。……普通五年，坐于宅内铸钱，为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临海郡……
可见当时盗铸钱应处死罪，但宗室也经不起盗铸的诱惑。铜钱禁止流通之后，铜价必然随之跌落，梁武帝的这次币制改革，受损失最大、最直接的是储存了大量铜钱的富户和达官贵人。比如梁武帝之弟临川王萧宏，武帝曾借机探查其钱库，见到“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帝与佗卿屈指计见钱三亿余万”。梁武帝长子豫章王萧综曾“以宏贪吝，遂为《钱愚论》，其文甚切”。大概也是嘲弄其在铁钱改革时遭受的损失。
此次铁钱改革之际，正逢北魏内部发生六镇起义局势大乱，梁武帝乘机发起大规模北伐（普通六年，525年）。此次梁朝再未向民间大规模征税，却出现了“大军北讨，京师谷贵”的现象，应是大量铁钱流入社会造成的通货膨胀，铸铁钱成为梁朝军费最便捷的来源。这次北伐旋因主帅萧综戏剧性的叛逃告终。此后北魏统治解体，梁武帝多次北伐，一直未取得明显成效，但梁朝的财政状况却越来越好。为了推广铁钱的使用，在开铸铁钱四年之后的大通元年（527年）春，梁武帝宣布百官俸禄“自今已后，可长给见钱，依时即出，勿令逋缓”，给钱则意味着不再发放绢、米等实物。梁武帝还向寺院系统注入了大量铁钱。527、529、547年，他三度到同泰寺“舍身”，后两次都由百官出钱一亿为其赎身，这也是为了使大量铁钱进入流通领域。到梁武帝统治后期的公元540年代，官铸铁钱日多，梁朝上层官员、宗室都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也补偿了废止铜钱受到的损失，普通百姓却因为通货膨胀而生计日蹙，且还要承担北伐等兵徭力役，下层社会日益凋敝。

时人并不了解铸钱与财政、经济的关系，对社会的贫富悬殊局面却有直观感受。散骑常侍贺琛曾向梁武帝上书痛陈当时的社会问题：自铁钱流通以来，官员不仅俸禄无缺，还通过侵占贪污积累起大量铁钱，又立即在养歌女、办宴会等奢侈消费中挥霍一空，整个社会的货币流动速度空前加快（以现代经济学概念，则是GDP迅速增长）：
为吏牧民者，竞为剥削，虽致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便已消散。盖由宴醑所费，既破数家之产；歌谣之具，必俟千金之资。所费事等丘山，为欢止在俄顷。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费之多……
这些现象背后则是满目民生凋敝。因为百姓缴纳的米布丝绢都是实物而非钱，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受到的损失最大。但贺琛也有疑问：“国家于关外赋税盖微，乃至年常租课，动致逋积，而民失安居，宁非牧守之过？”此“关外”盖指建康近郊的石头津、方山津等税关。贺琛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赋税貌似轻微的情况下，百姓生活却越来越贫困？他只能归因于州郡长官的苛剥。
这个上书引起梁武帝勃然大怒，因为这完全否定了他为帝四十余年的政绩。“书奏，高祖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琛……”他辩解的核心，就是澄清自己生活简朴，并未滥用国库开支，所以社会凋敝的说法纯属恶意污蔑：
我自除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稔，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积累岁月。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财，颇有方便，民得其利，国得其利，我得其利，营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财用，暴于天下，不得曲辞辩论。

梁武帝自称全家“不食国家之食”，但他和子孙妃嫔绝对不会耕田织布，只能消费百姓的租调财物。梁武帝又自称“近之得财，颇有方便，民得其利，国得其利，我得其利，营诸功德”，应当就是靠发行铁钱获利。他沾沾自喜地认为这一政策是不传之秘，天下无人理解，“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其实贺琛并未指出官吏奢靡、百姓贫困的实质原因在于滥发铁钱，而梁武帝的震怒和急于辩解恰恰显示了其心虚：他不愿正视铁钱对百姓造成的伤害，所以急于表白自己“得财”是有某种常人“不能得知”的“方便”，并且自己没有滥用这些钱财—“所得财用，暴于天下，不得曲辞辩论”，而他始终躲闪、不敢正面回答的，正是下层社会的贫困和上层社会的奢靡并存的问题。虽然梁武帝只字未提自己铸钱之事，却做贼心虚、欲盖弥彰地引用了汉文帝的例子：汉文帝节俭治国、却放任邓通铸钱：“汉文虽爱露台之产，邓通之钱布于天下，以此而治，朕无愧焉！”显然，他虽不肯承认自己铸钱的恶果，但也知道后世之人必然看到此点，所以预先埋伏下了这一句自辩，其用心也可谓良苦了。
同在540年代，还发生了铁钱的“不足陌”现象，即用数十钱作为一百钱流通：
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已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云。
中大同元年（546年）诏书的原文是：
顷闻外间多用九陌钱，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非物有贵贱，是心有颠倒……自今可通用足陌钱。令书行后，百日为期，若犹有犯，男子谪运，女子质作，并同三年。

按，诏书云“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其实完全错误。“陌减”（数十钱假作一百钱）实质是钱贵物贱，即钱的价值上升、货物价值下降。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铁钱在升值。这似乎显得不好理解，因为梁朝发行铁钱的本意是搞通货膨胀牟利。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现象发生在开铸铁钱二十余年之后，所以应是由于铁钱大量增发，加上民间盗铸，导致铁钱的价值已经低于铁价。这样民间盗铸者会因没有利润而停铸，甚至将铁钱熔铸为铁器，由此引起铁钱价格从低谷上升。《隋书·食货志》提及距离京师越远，不足陌的现象越严重，可能是因为京师官铸铁钱的积存量最大，盗铸的铁钱也较多（如前引梁武帝的堂弟在宅盗铸），所以铁钱的价格反弹较慢。简言之，此时各地铁钱的价值几乎等于当地铸铁的价格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到549年侯景之乱，梁朝统治基本解体，铁钱停止铸造，却一度更为增值，“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云”。在当时战乱中，将领王僧辩曾出钱赎买一位文士沈炯，“酬所获者铁钱十万”，可见梁末铁钱仍有一定购买力，但随着铜钱的复出，铁钱很快便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