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专利收消费税
对于中国古代王朝而言，清查土地占有的状况，是一项相当庞大、复杂、繁重而又零碎的工作，需要投入难以想象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在物质投入之外，还需要建立一套复杂的制度，来解决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即使如秦始皇，他能统一六国，但是在土地清查方面也是一筹莫展，只得下令“黔首自实田”，让六国老百姓自己呈报土地占有的数额，作为官府征收田赋的依据。你想老百姓都会老老实实地上报真实的土地占有数额？做梦去吧。
以秦朝的严刑峻法，尚且做不到清查土地占有状况，更遑论其他王朝。所以，并非中国古代的朝廷都不想平均土地给农民，而是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事实证明，洪秀全的“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其实也成了一张空头支票。
既然无法履亩而税，那就“舍地而税人”，因为人口状况比较好清查，一旦登记在册，按人收税就可以了。但是现实情况还是没有这麼简单，因为会有士族挟藏人口，人民逃亡隐匿等问题。以明朝为例，“太祖当兵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清朝康熙皇帝为了清查人口，更是直接跟老百姓说，我调查户口只是为了弄清楚国家的人口数据，而不是为了向你们征收人头税，所以大家都别隐瞒了。

为了填补人口隐漏的问题，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管仲就提出了绝佳的解决方案——盐铁专利。管仲说，国家可以通过对人民生活与生产的必需品进行垄断，然后加价销售。无论老百姓怎麼隐匿，你总得吃盐吧？你避得了交人头税，但你避不了买高价盐时交的消费税。所以这样一来，官府等于间接收到了所有人的税，而且不用费神费力地去清查田地和人口。
更绝的是，官府不需要包揽盐铁生产和运销的全过程，只需要发个营业执照给商人，让商人自己去煮盐开矿就行了。朝廷对商人课以重税，商人再把重税转移到盐铁中，最后由人民，尤其是农民来买单。这种制度，简洁、高效，是统治者们心头的那一抹白月光。秦国商鞅变法，主张盐铁官营，结果“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解决了“军旅之费”，“国赋之急”；唐朝第五琦，这个名字很怪的人，主持食盐专利，将盐价从每斗10钱增加到每斗110钱。从此，唐朝仅用10年左右的时间，盐利收入就从每年40万猛增到600万——不然你以为唐朝怎麼还能苟延残喘那麼长时间。
这种专利制度，一方面简化了朝廷压榨农民的程序，减轻了朝廷收税的成本，一方面又可以让广大农民一边吃着高价盐，一边没有直接感受到自己所受的压榨。他们可能会怨恨盐铁商人，骂他们是奸商，但不会直接怨恨官府；朝廷还能得到“不及民”、“取人不怨”的美名。
所以这套好用不贵的压榨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

货币地租，谷贱伤农
仅仅是通过专利制度来间接压榨农民的油水还不够，中国古代王朝还有“货币地租”这麼一个设计巧妙的榨汁机。
跟货币地租比起来，劳役地租存在着诸如“运粮草一天”这样难以确定和量化的问题，所以，将劳役折算为固定的货币额度，劳役地租的任意性就会完全消失；而实物地租又存在着运输、储藏和交换方面的限制，不利于提高国家的财政储备能力。
所以，货币地租成为王朝的头号选择，汉朝有“口赋”、“算赋”，南朝有“口钱”、唐朝有“青苗钱”、“地头钱”，明清有“金花银”、“一条鞭”、“地丁银”……朱元璋也曾经想建立一个完全征收实物地租的财政体制，但是后来发现实物的储藏转运实在是太麻烦，最后还是以金、银、钱、钞折纳赋税。
官府强迫农民以货币形式缴纳赋税，这就迫使农民只得去市场卖粮换钱。由于同时有大量农民卖粮，必然导致谷价大幅下跌，加剧“钱重物轻”的情况。如此一来，大量增值的货币上缴给官府，官府赚得盆满钵满。又是管仲，他率先提出，“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也。”

然而，与此相对的，农民则辛辛苦苦干一年，一朝回到解放前。白居易诗云：“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夏秋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以重，农力日以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而根据顾炎武的记载，明朝时很多农民“岁甚丰，谷甚多，而民相率卖其妻子”。
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古代从秦汉以后，只有魏晋南北朝实打实地采取过实物地租的政策。北宋的王安石更是主张全面利用商品货币经济增加国家财富，借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在他变法之后，米、绢价格骤然下跌，出现了“年丰谷贱”，农民倒霉，但是朝廷却“府库充盈”的局面。
当然，官府并非完全采用单一的货币地租政策，毕竟小农经济要靠天吃饭，一旦出现农业歉收情况，谷物价格也会随之上涨。这时朝廷就会调节货币地租与实物地租的比例，主要向农民征收实物。所以说，古代王朝在压榨农民这笔账上，算得门儿清。
根据笔者的理解，货币地租曾经推动欧洲瓦解封建经济，走向近代文明，正如马克思的论述：“在进一步的发展上，货币地租——把一切中间形态，例如小佃农的地租，除开不说——不是使土地变为自由的自耕农的财产，就是导向资本主义方式的形态，导向资本主义和地农业家支付的地租。”然而在古代中国，由于封建经济早已在2000多年前解体，导致后来出现的货币地租成为大一统王朝压榨农民的重要手段，使得中国的社会再生产能力被泰山压顶，动弹不得。如果不是明末清初从外国流入大量白银，估计农民所受的货币地租剥削会更严重。

然而，随着元朝统治的日益斧败，纸币的准备金制度也形同虚设。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朝廷开始滥发纸币，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农民被压榨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最后只好武装造F。正如元朝末年流传的一首民谣：“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所谓的“变钞”，就是指乱发、滥发纸币，它成为元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明朝建立后，于洪武八年（1375年）开始发行“大明宝钞”。为了强制全国使用纸币，朱元璋曾下令罢宝源局、宝泉局，停止铸钱，并“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其罪”。然而，短短十九年后，“大明宝钞”就贬值到不足面值的20％，不仅农民叫苦不迭，就连官员都深受其害——因为官员的一大部分薪水都是发给纸币的。

大明宝钞
直到正德年间，朝廷终于悬崖勒马，不再印发宝钞，恢复了铜钱流通货币。
相比之下，清朝不再发行纸币，确实是一种明智之举。因为在一个中央集权完全不受制衡的时代，朝廷很容易就滥发纸币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从而引起经济危机。与其自我放纵，不如提前自我约束。

咳咳，我就看看不敢说话

加急加急

房价，油钱，嗯，我懂了

这套路怎么这么眼熟

朝廷没做到，大地主做到了

房子 烟酒 奢饰品 都是不同形式而已

以前还能做饭，现在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