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往前追溯，春秋时期齐国的名人管仲，在他没出名之前，据说曾经三次从阵地上逃跑回家，鲍叔牙还振振有辞的替他辩护，说他有个年迈的老母需要供养。如果这事是真实的，那齐人战场逃跑的风气可谓源远流长了。
　　齐国出现过许多个人主义的勇士，比如北宫黝，孟说，从晏婴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中可以看出，齐国勇士为个人名誉和利益而战的欲望非常强烈，但他们为国家而战的欲望少的可怜。田单在即墨战役中鼓舞齐军士气，他用的办法不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的宣传，而是派出间谍，暗中去误导燕国将领，让燕军割掉齐国俘虏的鼻子，又挖开齐人祖先的坟墓。一旦损害到齐军士兵的个人和家族利益，他们的战斗力马上直线上升。
齐国的精锐部队号称‘技击之士’，从名字我们就可以大概看出这只部队注重的是个人武艺训练，‘技击之士’中从来没有发展出类似魏国武卒方阵的集体战阵配合。他们个人武艺很高，但是缺乏集体配合与协作，所以，‘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精锐部队都这样，想来普通部队之间组织得就更加松散了。
　　齐国有许多勇猛的民众，但没有一只勇猛又团结的军队。如果遇到的是比较弱小的对手，士兵逃亡现象会很少，但是在遇到强敌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士兵大量逃跑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齐军只要遇到强敌就一定会战败。如果领军将领不硬来，而是善于动脑，巧施妙计，扬长避短，他先想出尽量减少军队伤亡的办法，齐军还是能够打赢强大对手的。比如孙膑的围魏救赵之计，减灶诱敌之计，田单的火牛计。前320年，秦假道韩、魏攻齐，齐将匡章与秦军在桑丘交战，他预先派一些齐兵改装易服成秦国士兵的样子，混入秦军中，结果最后齐军大胜，秦军大败。所以，在大仗硬仗当中，齐军主将的智谋是获胜的关键。一般来说，秦国获胜主要是依靠军队比敌人更勇猛，这种方式在齐国是行不通的

战国中期，通过齐威王在位时期进行的改革，齐国变的强大起来。齐威王即位于前356年，只比秦孝公即位的时间晚5年，齐威王的改革和商鞅变法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如果比较一下这两个同时进行的改革和变法，大家可以清楚地发现一个事实，它们完全是大相径庭的两回事。商鞅变法和他前面的秦献公改革，重点都集中在改变国家制度方面，而在齐威王改革中，我们很难找到他曾经改变过某种国家制度的痕迹，他做的仅仅是‘举贤才’，提拔了一批人才，更换了一批官员。
　　秦人认为制度的优劣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相信客观制度可以把全体国民都管理好，改造好，给日常生活中的每个行为都规定一个正确的模式。齐人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个人才能是国家命运的关键，每个人的天赋是千差万别的，他们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只有人自己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东西，能够作到什么事情。严密的制度，统一的规定，僵硬的法律，只会约束个人能动性和权利，妨碍个人才能的发挥。
这里有齐威王改革中的两个故事。徐州相王的时候，齐威王、魏惠王在效野约会狩猎。魏惠王问：“齐国有什么宝贝吗？”齐威王说：“没有。”魏惠王说：“我的国家虽小，尚有十颗直径一寸以上、可以照亮十二乘车子的大珍珠。以齐国之大，难道能没有宝贝？”齐威王说：“我对宝贝的看法和你可不一样。我的大臣中有位檀子，派他镇守南城，楚国不敢来犯，泗水流域的十二个诸侯国都来朝贺。我的大臣中还有位盼子，使他守高唐，赵国人怕得不敢向东到黄河边来打渔。我的官吏中有位黔夫，令他守徐州，燕国人在北门、赵国人在西门望空礼拜求福，相随来投奔的多达七千余家。我的大臣中有位种首，让他防备盗贼，便出现路不拾遗的太平景象。这四位大臣，光照千里，岂止是十二乘车子呢！”魏惠王听了面色十分惭愧。
　　齐威王下令全国：不论朝廷大臣、地方官吏或老百姓，能当面提出君主过失的，得上赏；用书面指出君主过失的，得中赏；在广众中议论君王过失的，得下赏。一时大臣争相提出意见，宫廷门前熙熙攘攘。由于广开言路，不一年，弊除政清，齐国大治，这便是成语“门庭若市”的典故。

商鞅宣称，只有足够严格的制度才能富国强兵，所以他辛辛苦苦的改造着国家制度。齐威王在国际场合公开宣传的是相反观点：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个人才能，个人才能比任何的珍宝都要更加珍贵，只要选拔出正确的，有能力的官员，国家就可以富强。商鞅不允许任何人讨论国政，甚至对自己的决策表示赞同的也不允许，也要被流放。齐威王却鼓励大家自由讨论国政，谁批评的越多，越直接，谁得到的赏赐就越多。
　　难道齐威王是在有意地在和商鞅对着干？其实不是的，他这些做是符合齐国的传统和习惯的。齐人一贯认为，一个国家里，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特殊的人格，素质和才能，完全的发挥出来，然后想出办法让大家取长补短，和谐相处，这样的国家才是最为理想的。就象稷下学宫一样，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观点都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存在，融和，这样才能达到理想的学术境界。
而且，一个人有什么能力取决于个人的天赋和选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键是要把他放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职位上。某些情况下，即使是鸡鸣狗盗之徒具备的能力也能起到重大作用。商鞅把从事耕战的能力视为唯一有用的能力，这个观点齐国人肯定不会赞同。
　　田氏能够推翻姜氏齐国的政权，取而代之，主要是因为他们获得了齐国老百姓的普遍支持。作为一个贵族家族，田氏在春秋时代并没有为齐国建立多少值得铭记的功业，但他们平时很注意给老百姓一些实际好处，比如借贷粮食给百姓的时候，大斗出，小斗进，等于变相的发福利。出售工商业产品的时候，只收成本价。由于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他们每一次和其他家族展开政治斗争，都能最终获胜。这样建立起来的政权能不重视民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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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应该干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国家才会兴旺发达，这个听起来有点理想化的观点，运用到实践中是否行的通呢？为了验证它，我们分别来看看古之四民，士，农，工，商，四个基本职业在齐国的发展情况。在当时最重要的学术中心稷下学宫里，有大量的士人知识分子，而且待遇优厚，士阶层在齐国的日子过的相当滋润。长平之战中，赵国的几十万大军缺乏粮食，他们想到的能够给赵国提供粮食援助的唯一国家就是齐国，这说明齐国的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剩余粮食比较多。至于齐国的工商业，在管仲的时代就已经很兴盛，名闻天下了。看来，齐国的各行各业发展的很均衡，水平也都很高。
　　这方面，齐国又和秦国背道而弛。商鞅变法时期，秦国由于实行耕战政策，全国的平民阶层只能从事一个职业--农民，社会进入严重的失衡状态，导致一批人跑出来抱怨生活不方便。虽然消灭工商业的政策在秦惠王执政后已经松动，但也直到战国末年，才开始出现寡妇清，乌氏倮这些值得在历史上记一笔的工商业者。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士人阶层最为威风得意的时期，他们的人数不断发展壮大，他们的思想影响深远，但在秦国根本就没有士人阶层。所以秦国只能从国外引进智力人才，秦国自己只有在一个方面的人才可以自给自足---领兵打仗的将军（即使是秦惠王也只能在本国挖掘出司马错，樗里疾这些领军将领），其他领域的人才都不得不从国外引进。
秦国没有士人阶层，自然也不会有思想家的出现。不只限于中国，在整个世界上，包括希腊，印度，犹太在内，这个时代都是思想发展最活跃的黄金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号称轴心时代。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是诸子百家各种学说彼此辩难，互相争鸣的中心，荀子和庄子的散文中记载了当时最著名的一些思想家，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正在稷下学宫里，或者曾经生活在稷下学宫里。
　　反观秦国，他们似乎和时代潮流是完全隔离的。如果我们把孔子，墨子，老子这些学派创始人视为一流思想家，主要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孟子，荀子，庄子等视为二流思想家，有资格记载在历史上的学者比如慎到，子思，田骈、环渊，彭蒙、尹文、田巴、儿说等人看作三流思想家，秦国连一个三流思想家都没有培养出来。

秦国的斩首授爵制，如果把它移植到齐国，会不会让齐国人变的勇于公战？我想是不会的。齐国风行的是另外一套规则：施与-回报机制。什么叫施与-回报机制？田氏家族向老百姓施与好处，老百姓们就支持它上台，成为新的齐国统治者，这个就是施与-回报机制。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课本里冯谖劝孟尝君的故事，冯谖劝说孟尝君的主要内容，是让孟尝君免除他的封地，也就是薛城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所有债务。后来孟尝君和齐王的关系严重恶化，双方政治斗争达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孟尝君当然斗不过齐王，他回到薛城避难，为了自己的安全，他把薛城从齐国分离出来，变成一个实际上的独立小国。令人惊奇的是，这种事情得到了当地人的支持，孟尝君的独立小国很快就站稳脚跟。他当初免除债务，给了老百姓好处，这是一个‘施与’，所以大家后来都回报了他。
　　就算冯谖自己，也是在孟尝君给了他足够多的好处，比如吃饭有鱼可吃，出门有车可坐，老母还替他抚养之后，才开始给孟尝君出主意，想办法的。
史书中还有一个背景接近的故事。孟尝君任齐国宰相时，一次他的侍从魏子替他去收封邑的租税，三次往返，结果一次也没把租税收回来。孟尝君问他这是什么缘故，魏子回答说：“有位贤德的人，我私自借您的名义把租税赠给了他，所以没有收回来。”孟尝君听后发了火一气之下辞退了魏子。几年之后，田君甲劫持了齐湣王，湣王便猜疑是孟尝君策划的，曾经得到魏子赠粮的那位贤人听说了这件事，就上书给湣王申明孟尝君不会作乱，并请求以自己的生命作保，于是在宫殿门口刎颈自杀，以此证明孟尝君的清白。湣王为之震惊，孟尝君乘机推托有病，要求辞官回到封地薛邑，湣王答应了他的请求。如果不是因为有人回报以前的恩德，孟尝君难以逃脱齐王的控制。
　　施与-回报机制和斩首授爵制都重视物质利益，它们有什么区别呢？施与-回报机制是事先给好处，然后得到好处的人才会回报你。斩首授爵制是先干活，然后根据干活的成绩来决定赏罚。齐人对利益的计算远比秦人精明，在没有确定得到足够利益之前他们是不会在战场上拼死战斗的。人命只有一条，一场战役通常是由许多场战斗组成的，今天你砍了两个人头，明天你有可能就战死了，那你前面按规定应该获得的奖赏还有意义吗？等于什么实质性的好处都没有得到，就白白地替人卖命。

秦国人通过斩首获得的爵位只能自己拥有，不能传给子孙。对重视家庭的齐人来说，这种死了之后就收回，家人不能长期获益的奖赏，其价值大大降低了。
　　齐国是个富裕的国家，稷下学宫里很多学者‘不治而议论’，成天高谈阔论，什么事都不用做，国家给他们发的工资却是县长级别的。孟尝君养了几千门客，他们的吃，穿，住，各种待遇都和孟尝君自己一模一样。齐国足够富裕，足够养活许多不工作的人，而且这些学者和门客们也不用上战场（他们都属于韩非子所说的五蠹）。和秦国每个人都必须种田糊口，都必须去打仗大不相同。在齐国人看来，秦人是越穷越革命，为了一些谈不上丰厚的奖赏就搭上自己的性命，实在是不值。要让富裕的齐国人卖命，价格可不低。
斩首授爵制在齐国是不可能有什么前途的。生命是最大的利益，把利益计算的比谁都清楚的齐人不会轻易出价。其实，在战争当中，不仅是单个的齐人，作为集体的齐国算盘打的也是叮当响的。他们制定作战方案就象做生意，总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好处。比如，齐国强大的时候，他们和秦国一样，想方设法地对外扩张，但他们的扩张方式和秦国完全不同，秦国是长期作战，一点点地，耐心地去蚕食对手的领土，齐国则是集中所有兵力，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一口把对手整个的吞掉。
　　一旦下定决心进攻燕国，齐国马上派出了‘五都之兵，北地之众’，基本囊括了全国的军队。后来齐国灭宋的时候，也是倾巢而出，以至于‘虚北地而行其兵’，连和燕国接壤的边防军区部队都被调走了。就这样齐湣王还怕兵力不够，另外从燕国抽调两万军队助战。

齐国不愧是孙子兵法作者的故乡，他们牢记着孙子兵法中的一个教导：战争是一件很花钱的事情。“（孙子.作战篇）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出动10万军队，一天就要花1000两金，太贵了，所以要尽快地结束战斗。“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贵胜，不贵久。”。怎样才能尽快地结束战斗呢？齐国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上面提的，把全国军队尽量地集中在一起，以多打少，在战场上造就敌我双方实力对比的悬殊状态。
　　还有一个办法是精心地选择进攻时机，燕国的禅让事件，使得它在长达几年时间里进入混乱和内战之中，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这显然是齐国一个完美的进攻时机。齐国进攻宋国的时候，宋国也刚发生了宋王与丞相，太子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虽然没有象燕国那样把国家都搞瘫痪了，但是宋国的内乱性质也很严重，足以让齐国觉得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机会。
让自己处于最强势状态，同时在对手最虚弱的时刻发起进攻，齐国采用的办法确实起到了效果。它50天就占领燕国全境，这是让周边各国感到恐惧的超级速度。前286-284年，齐国在三年里打了三仗就灭了宋国，七雄国家号称‘万乘之国’，而宋国的绰号是‘五千乘之劲宋’，也就是说，宋国有七雄级别国家一半的实力，三年时间把它灭掉算是一个相当快的速度了。
　　当然，这些办法只有在齐国主动决定进行扩张，对手比齐国弱的时候才能采用。因为这样它才能事先集中优势兵力，从容地选择进攻时机。乐毅破齐之后，虽然有田单恢复齐国，但齐国的实力已经被严重削弱，再也无力扩张，剩下的都是些只花钱没好处的被动防御战，所以齐国从此渐渐地，在心理上越来越排斥战争。

齐军在防御战中往往表现不佳，就是因为他们从心理上排斥这一类战争，在国界上进行的防御战不象进攻战，可以去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难以激励起士兵的战斗欲望。
　　但是进攻战胜利之后又会产生一个新问题，齐军在占领燕国后的表现就很典型，他们把当地人太多的财富据为己有，导致当地人忍无可忍，群起反抗。但是上层将领又没有办法去严格约束下层普通士兵，士兵们都敢逃跑回家，完全脱离军法的管制，他们在军队里的时候当然也不会太把军法放在眼里。法不责众，只要他们不逃亡，愿意战斗，将领们就满足了，所以齐军的军纪是个老大难问题。
说了这么多，再结合贾谊在治安策中描述的秦地风俗，大家肯定感觉秦人是比齐人更好的士兵，他们奋不顾身的为国而战，而且不怎么忠诚于家庭，只忠诚于国家，不然怎么会‘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呢？而齐人对自己和家庭的忠诚，超过了对国家的忠诚，所以他们才喜欢从战场上逃跑回家。这种看法貌似有理，实际上是似是而非的。
　　如果秦人是爱国的，那刘邦进入关中，灭掉已经存在五六百年的秦国的时候，秦国人民应该表达悲痛，哀悼，而且猛烈抗争。但事实是，史书记载中的情形恰恰相反，在灭秦的过程中，和灭秦之后，刘邦通常都是受到当地民众欢迎的。项羽建立西楚政权，分封诸侯以后，东方不少国家不服气，起来反抗他，但秦地从未有过类似事件，尽管项羽分封的三秦王都参加过坑杀20万秦军，据说秦人对他们恨之入骨。刘邦在垓下打败项羽之后，东方各地不断发生叛乱，为了镇压叛乱刘邦疲于奔命，只有秦地一贯保持着安定局面，成为刘邦稳固的后方。在那个秦朝灭亡，汉朝兴起的混乱时代，关中地区几乎是发生叛乱最少的地区。

战国前期，秦国的权力不断地被一些挟制国君的大臣所把持，战国后期，外戚家族长期在幕后掌握秦国大权，无论是正统的国君，还是权臣，外戚统治时期，我们都从来没听说过有秦人起来反抗领导，或者帮助某个国君夺回权力的事例。
　　这一切加在一起，说明了一个问题，秦人不是爱国，那个时代也还没有明确的国家观念，秦人只是敬畏和服从权力。不管是谁，不管他是本国的权臣，外戚，国君，还是占领秦国的外来势力，只要他能掌握权力，秦人就会完全的服从。掌握权力的人所制订的所有规则，无论是用规章制度，法律，还是命令的形式下达的，秦人都会完全遵守。秦人天生就是法家学说中理想的听话国民。
　　既然还没有国家观念，齐人自然也不是因为不爱国而逃亡，他们只是没有秦人那么敬畏权力，不敢违背命令而已。古代的士兵地位一般都是极为低下的，‘军人是合法的奴隶’，这句话在那个时代不是类比，多数情况下都可以看作是对现象的如实记录。齐人的平等观念，自主观念，自尊心都很强，而且从不盲从，当然他们不愿意做这样的奴隶。就算你的地位高到是齐王，或者是高官显贵，如果你没有对某个齐人‘施与’，也没有具体的表达对他的尊重，他就不会理所当然的服从你，更不用说上战场为你献出生命了。
齐人的平等观念有多强？孟尝君的几千门客，他们都要求在日常生活中有和孟尝君一样的吃，穿，住条件，待遇稍微与所区别就是对他们的不尊重。有一次，孟尝君和门客们在一起吃饭，由于灯光暗，孟尝君的饭菜被阴影遮住，门客中一个疑心病很重的家伙跳出来，质疑孟尝君是在偷偷的吃其他东西，孟尝君只好把饭菜一一拿出来给大家看，证明自己的清白，结果，这个门客自杀谢罪。门客们的出身都是些下层平民，否则他们也用不着去依靠他人生活，但他们面对权势仅次于齐王的孟尝君，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有求于人，低声下气的屈辱姿态。在这种社会氛围中长大的齐人，应该比较不适应上下级的权力和责任天差地别，下级只能绝对服从的军队生活。
　　荀子在他的书里对秦国有许多批评，但有一段记述他来到秦国见闻的文章难得的讲了一些秦国好话，他是这样说的。
　　荀卿说：“秦的边塞险峻，地势便利，山林河流美好，自然资源带来的好处很多，这是地形上的优越。踏进国境，观察它的习俗，那里的百姓质朴淳厚，那里的音乐不淫荡卑污，那里的服装不轻薄妖艳，人们非常害怕官吏而十分顺从，真像是古代圣王统治下的人民啊。到了大小城镇的官府，那里的各种官吏都是严肃认真的样子，无不谦恭节俭、敦厚谨慎、忠诚守信而不粗疏草率，真像是古代圣王统治下的官吏啊。进入它的国都，观察那里的士大夫，走出自己的家门，就走进公家的衙门，走出公家的衙门，就回到自己的家里，没有私下的事务；不互相勾结，不拉党结派，卓然超群地没有谁不明智通达而廉洁奉公，真像是古代圣王统治下的士大夫啊。观察它的朝廷，当它的君主主持朝政告一段落时，处理决定各种政事从无遗留，安闲得好像没有什么需要治理似的，真像是古代圣王治理的朝廷啊。所以秦国四代都有胜利的战果，并不是因为侥幸，而是有其必然性的。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所以说：自身安逸却治理得好，政令简要却详尽，政事不繁杂却有成效，这是政治的最高境界。秦国类似这样了。即使如此，却仍有它的忧惧啊。综合了以上这几个条件而全都具有了，但是用称王天下者的功绩名声去衡量它，那简直是天南海北，它相差得很远哩。”
　　“这是为什么呢？”
　　“大概是因为他们没有儒者吧。”

前排

没错，齐国的社会风气是大多数人都公然把追求自己和家庭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罔顾国家的利益，但是事到临头，我们终究还是能够发现一些忠于国家的人。田单出身于田氏宗族，他应该也是忠诚于齐国的。这大概就是乐毅半年内连下齐70余城，剩下的最后几个城池却几年都打不下来的原因。有血性的，仍然忠诚齐国的人都想办法赶往最后还在坚守的几个城池，在这里，忠贞之士的密度变的比较高。
　　正是因为齐国存在着一些真正意义上的爱国者，他们才能创造田单复国这样的奇迹，才能在被秦始皇灭掉10多年再次恢复齐国。反过来看秦国，不管是项羽还是刘邦，一被他们统治，秦地就马上变成了最稳固，最顺从，最让项羽和刘邦放心的地区。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背景下秦国灭亡了，那就是永远彻底的亡国，再也不会有一丝的复国希望。
在乐毅率军攻破齐国都城临淄的时候，齐国的政府已经被打乱。在齐湣王被淖齿杀掉，太子法章又躲起来谈恋爱的时候，齐国实际上已经没有了政府。是莒城当地的民众自己组织起来杀死淖齿，赶跑楚军，抵挡住了燕军的攻击，他们又和官吏一起，找到法章，重新把政府建立起来。燕国军队占领齐国大部分地区，残余的几个城池被燕军分隔开来，接不到来自莒城中央的命令。即墨地区的官员战死之后，当地民众自发推举田单担任新的统帅，这个事件成为长期的齐燕战争中，齐国一方转危为安的最重要转折点。齐人的自发性，自觉性，自己处理面临问题的能力，是秦人从来都没有表现出来的。
　　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表面上看来很听话，很服从，对国家非常忠诚的秦人，实际上还不如‘勇于私斗，怯于公战’，一向不把国家利益放在心上的齐人，这一对比证明，不能简单的给人下结论，事物总是具有复杂性和两面性的。

荀子在一堆表扬的话后，临了却莫测高深的说秦国离王道政治很远，他应该看出来秦国的‘优点’其实也就是缺点。‘甚畏有司而顺’，大家都象在军队里一样，上级下达的命令全都不拖拉推迟，不加思索，也不讲条件，不打折扣的遵照执行，这样的国家行政效率是极高的，行政效率高当然是优点。但是如果人们长期以来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顺从，他们会逐渐地失去独立思考能力。无论是灭掉秦国的刘邦，还是在秦国大肆破坏的项羽，还是秦人的仇人章邯，董翳，他们各自发出的命令对于秦人来说似乎没有任何区别，都和其他人发布的命令一样，得到了严格执行。这样的秦人已经很接近机器人，他们只剩下盲从的本能，完全失去了自己判断是否应该做这件事的能力。谁又能说这是一个优点呢？
　　齐人‘勇于私斗，怯于公战’，使得国家在战场上遭遇更多的困难，不可否认，这是缺点。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因为齐人的特点很象现代人，他们尊重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讲平等，不盲从，理直气壮地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有现代特点的人不适应古代军队的严酷管理制度，这正说明了一种优点。战争与自身的生死，家庭的命运密切攸关，自己的大事自己决定，其他的大事自然他们也懂得如何去抉择，在危难时刻，人们有清醒的头脑，能够自己去判断应该做些什么，自己去思考和处理眼前的问题，我想，这也是一个优点。

这是很久以前的帖子，现在观点已经有些部分调整，大家姑且一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