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

如果看不懂道德经就不要丢人现眼的随便发表看法，道德经和所有正教一样，就像一面镜子，可以使各种各样的人显出本来面目！

楼主不错，很有个人见解。

中国为什么能接纳各种宗教及很好的翻译其典籍？因为有道文化在……

王东岳思想

说的对，老子是神仙，不食人间烟火

@一贴友

今本虽然分为道经和德经两篇，但这种分法具有任意性，因为它们缺乏各自独特的、明确的主题。楚简古本《老子》不分道经、德经。但古本的甲、乙、丙三组，其实就是上、中、下三篇。
第一，这三组竹简形制各不相同，这当然是竹简制作者有意进行区别的。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三篇主题有所不同。古本《老子》的核心思想是守道归朴。具体言之，上篇大致讨论守道归朴及其根据、效果。中篇大致讨论守道归朴的途径。下篇只有四章，似为杂列。尤其是相当于今本64章下段的末章，显然是附录。它已在上篇出现一次，只是由于其文字有出入才附列卷末。此《老子》三篇，或许我们可以仿照《庄子》体例分别称为内篇、外篇、杂篇。因此，古本的分篇明显优于今本。

综合上述考虑，如果从时间上来取舍，肯定是郭店战国楚简《老子》为真，那么无非有三种可能：一是荆门郭店战国楚简应为原版《老子》，为老子所作。二是战国末期的太史儋篡改了原版《老子》，帛书伪版《老子》便应为战国末期的太史儋所作。三是曹魏王弼篡改了原版《老子》，但这种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传世1500年的伪版《道德经》确为王弼所作，但王弼祖上传下来的不是楚简古本《老子》，而是早在战国末期就已被篡改过的帛书《老子》。为了便于用排除法逐一排除疑点，据此思路，我们先从出现最晚但影响最大的王弼传世版《道德经》的辨伪开始，先假定王弼亲手篡改今本帛书《老子》的可能性最大——

如果真的如此，谁能想到，一位年仅活了24岁，具有强烈叛逆精神和反儒倾向的曹魏才俊王弼持才居傲，目中无人，仅凭祖上的一套传世孤本伪版《老子》，便可以瞒天过海，标新立异，经精心篡改后制作成伪书《道德经》？这一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王弼一生崇道恶儒，他也许并非是为了出名，其根本目的是为以老子的口气，来教训独尊儒术的汉儒。但是，狂生王弼独霸篡改孤本伪版《老子》并自标新学的结果，却使后代学者读经如同雾里看花。面对王弼的孤本玄版《道德经》时，已完全丧失了辨别能力，让后世的学者很难分辨是真是假。

值得庆幸的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了战国楚简《老子》，并于最近公之于世。或许，这是从历史的深处透射出来的第一束最强烈而鲜明的光线，戳破了这一谎言。对人们最大的期望，当然莫过于它终于能够驱散弥漫千古的谜雾了。
奇怪地是，自1993年发现正版楚简《老子》至今已有24年，学界虽然对此议论纷纷，但众口不一，各执己说，故对如此重大的历史悬案，直到现在仍未作出一个明确而令人信服的结论，为了厘清这个问题，先追问帛书今本《老子》为何人所作？搞清这个问题之后，再追问王弼玄本《道德经》为何人所作？
《史记》记载太史儋：居周久之，见周之衰，廼(同“乃”)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廼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
另外还记载，秦献公十一年时，太史儋对献公说：“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年复合，合七十七岁而霸王出。”，最后详细记载了其家世：“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叚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邛太傅，因家于齐焉。”

不过许多人不认可这种观点，第一，周太史儋晚于孔子一百余年，与《礼记》等诸多典籍所记载的孔子入周问礼于老子不合。第二，据《史记》记载，他曾经西入秦会见秦献公。但太史儋见秦献公的年份，就连司马迁也没弄清楚。司马迁在《老子列传》中认为应为孔子去世后129年，也即公元前350年。
但在《周本纪》中又说是周烈王二年，即公元前374年，相差了24年。第三，据郭店楚简中已有《老子》的摘抄，说明那时《老子》一书已比较流行。郭店楚简的年份也定在在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300年前之间。《老子》如果为周太史儋所著，不可能一成书就流传到楚国去。所以司马迁在写到周太史儋时，用了“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来表示以周太史儋为老子，只是当时的一种推测。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故又称老聃，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他曾经做过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所谓“守藏室”，据司马贞索隐的解释，乃是周王室的藏书室，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图书馆兼档案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老子对周代的典章制度、礼乐仪式很是熟悉。孔子入周问礼，拜访的主要对象就是老子。
这次会面大概发生在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至二十年(公元前522年)之间，也是文献留下来的关于老子事迹的少数记载之一。可是，老子对这个远道而来好学深思的学生并不十分感冒，尤其是他那一肚子关于周代礼乐制度的问题。所以满腔热情的孔子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他想请教的问题老子连回答的兴趣都没有，只是淡淡地告诉他：“你所谈到的那些人早已成了冢中朽骨，只剩下他们的片言只语还在好事者中流传。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君子遇到了好时机就居官从政，不得志则随遇而安。
老子说，我听说高明的商人都把自己装得像没钱人一样，道德修养高深的君子看起来就像庸人一般。去掉你身上的那些骄气和各种各样的想法吧，去掉你那些迎合的神色和空头志向吧，这些都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孔子听了，虽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却不能不为老子那些富有洞察力的人生见解所折服。

孔子回去对弟子喟然长叹，把他与老子的这场会晤作了个生动的比喻：“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走。在地上走的，可以捕之以网;在水里游的，可以钓之以钩;在天上飞的，可以射之以弓。至于龙，我就不知该拿它怎么办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乘着风云遨游天上。我今天拜会了老子，他就像那见首不见尾的神龙啊!”这时的孔子，大约三十岁左右，虽然他自称“三十而立”，但其学识显然还与富有人生阅历、学术思想已经成熟的老子不在同一层次上。
除了史料记载的这次会面外，司马迁所记载老子的事迹，就仅剩下西出函谷关而隐居了，但却隐去了孔子是如何迫使老子交出周室藏书的。也没有讲老子为什么独自骑上青牛，孤愤离家出走，西出函谷，流落天涯的。“替圣者隐”和“为尊者讳”是汉儒的传统，司马迁也不会例外，谁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揭“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这块伤疤。
但是号称信史的《史记》，却在《老子列传》中提及了另外两个老子的候选人：楚国人老莱子和周太史儋的存疑。由此可见，在司马迁那个时代，人们对于1000年前老子的身世便已有了疑惑。
据学者考证，老莱子是楚国人，曾经著书十五篇，阐释道家学说，与孔子同时，也与老聃同时。老莱子还是“二十四孝”故事中“彩衣娱亲”的主人公。据说他当过春秋时期楚国隐士，为躲避乱世，隐居于蒙山南麓。据说其年届70仍不言老，为博父母一笑，穿起“五色斑斓”的衣服，在父母面前“为婴儿戏”。据说有一次去父母居处取水，故意跌倒，像婴儿般的啼哭，目的竟然是博取父母一笑。鲁迅对其在《二十四孝图》一文中的行为作过辛辣的讽刺：“现在这模样，简直是装佯，侮辱了孩子。我没有再看第二回，一到这一叶，便急速地翻过去了。”
那么，这位“老莱子”为什么会被司马迁写入《老子列传》中，作为老子的候选人之一呢?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笔者以为，老莱子在当时也可能也被称为老子，但他的名字当是老莱，不是“老莱子”。战国时人们对于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总是尊称其为“某子”，一般不称“某某子”。所以孔丘称孔子而不称孔丘子，孟轲称孟子也不称孟轲子。同样，老聃可称老子，老莱也可称老子。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所谓“严事”，就是恭恭敬敬地对待的意思，连孔老夫子都尊重的人物，称作“子”是绝对不过分的。
但后来为什么又改称“老莱”了呢？这是因为周王室的守藏史老聃名气过大，著作又多，“老子”便成了老聃的专称。为了与老聃区别，名望矮了一大截的老莱只好委屈的改称“老莱子”了，这也许是唯一和乎情理的解释。那么，在以上诸多可能性中，哪种可能性最大呢？
据《史记》记载，太史儋曾经西入秦会见秦献公。但是在哪年见的秦献公？就连司马迁也没弄清楚。司马迁在《老子列传》中认为太史儋西入秦会见秦献公是在孔子去世后的129年，也就是公元前350年。但司马迁在《周本纪》中又说是周烈王二年，即公元前374年，相差了24年。所以把周太史儋是老子的可能性首先排除在外。
再说，荆门郭店楚简中已经有《老子》的摘抄，这说明那时《老子》已流行于世。郭店楚简的年份在在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300年前之间。依笔者之见，《老子》如果真为周太史儋所著，不可能刚一成书就流传到楚国去。所以，司马迁用了“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这无疑是在怀疑周太史儋即为老子，只是司马迁在当时的一种推测，但尚未形成定论。但周太史儋崇尚老子、提倡道家玄学的立场是确定无疑的。至于他是如何得到老子的真传就不得知了。
历史上的所有相关争议，均可在这一框架下获得合乎情理的解释。
下面的问题自然是，一千年之后的王弼祖上传世的孤本是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竹简《老子》？还是长沙汉墓出土的太史儋编写的帛书《老子》？显然这个问题更值得研究。
众所周知，王弼的《道德经注》曾是老子学说唯一的传世孤本，直到1973年长沙马王堆发现《老子》的帛书原文为止，这一定论便不攻自破。
王弼自幼熟读老庄，与何晏、夏侯玄等同倡玄学清谈，为人高傲自大，鄙视独尊儒术的汉儒及其旧学。史载"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可见年轻气盛的王弼，喜欢以标榜新学为傲。为了标新立异，为以老子的名义教训汉儒，于是将祖上传世孤本《老子》篡改之后公诸于世，此即为王弼留给后人的今版玄本《道德经》。那么，为了避免王弼祖传的孤本《老子》流传于世，被人抓住把柄，那套“孤本”一定被王弼亲手烧掉了。
因此，尹喜的老子古楼观传道一说也许确有其事，但史料则说是尹喜据老子讲经后整理而成的，并非为老子亲手所为，故疑为托古之说尚无定论，但至今仍缺乏实证支持却是不争的事实。《史记》所载之史，又多有不实之处，所以饱受后世学者诟病。
王弼的家庭祖风对王弼的成长也有重大影响。其六世祖王龚，名高天下，官至太尉，位列"三公";五世祖王畅为汉末"八俊"之一，官至司空，亦列"三公";其父王业，官至谒者仆射，再加上继祖王粲的文学地位，都会对王弼成长产生极大的有利影响。史载王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王弼与钟会、何晏等人为友。正始十年(249年)秋天，以疠疾亡，年仅24岁，遗下一妻一女。
王弼素以老庄思想为主，年纪轻轻便建立了体系完备、抽象思辩的玄学哲学。其对易学玄学化的批判性研究，尽扫先秦、两汉易学研究之腐迂学风，王弼人生短暂虽仅有24年，但学术成就卓著。著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周易大衍论》三卷、《周易穷微论》一卷、《易辩》一卷等数种。但其成就不在于著作数量，而在于其创见。他注《周易》一改汉人支离烦琐的传统方法，不用象数，而用《老子》，以老子思想解《易》，并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在学术上开一代新风"正始玄风"。王弼的易学观体系庞大，内容深奥，对后世的儒道玄学影响极大。可以说，儒道玄学不是始于老聃，而是始于王弼。一部经王弼精心篡改的孤本玄版《道德经》，不但成为道教的传世经典，而且误导了国人15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