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蒋之前，张学良反复地劝说蒋介石停止剿共，恳劝、哭谏、对吵，苦口婆心，就差没下跪了，如果要革命，还劝蒋干啥？抓起来就得了嘛！扣蒋之后，如果要革命，张杨为何不除蒋？难道蒋能跟张杨一道干革命吗？在抓蒋行动已经开始但尚未抓到之时，杨说，扣起来个活蒋介石，迫使内战停止，就必然还得放个活蒋介石；张则对杨说，如果委员长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⑤]；如果这还不够（有人说回忆不可信），那么，还可举出蒋方的铁证。蒋的亲信将领万耀煌军长在扣蒋的当天也被扣押，万军长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中午，张学良两次对万说，只要委员长接受我们的抗日主张，我张学良一定亲送委员长回南京。14日，连远在南京的宋美龄也得悉张要亲自送蒋回京。权威学者们几乎都没有注意到，上述这些足以表明张杨两人捉蒋放蒋初心的言行，是在事变遭到苏联和全国舆论（陕西除外）强烈反对与愤怒谴责之前，而不是之后。换言之，拥蒋联共联苏来抗日救国，是张杨的主动要求，而不是迫不得已的被动主张。张杨这些拥蒋抗日的言行，铁证如山，谁也否认不了。
至于张学良发给中共的一些密电，说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称事变为“一二一二革命”，那主要是为了获得中共特别是苏联的支持；再则，抗日救国，也必须广泛发动民众，自当提出一些反专制争民主的革命性主张，但这些都不能做为事变性质是革命的证据。

四、张学良究竟是人渣还是英雄？
多年前，在讨论奉系军阀的学术研讨会上，笔者说张学良对东北与热河之沦陷负有重大职责，遭到许多著名学者的严厉抨击；可今日舆论场上，却为张是人渣还是英雄争论不休。人渣论者常常拿张下野游欧前的负面言行做论据，本文也不想回避这些。
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恐怕是中国近代社会最腐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早年，张就沉浸在北洋这个大染缸里。混战是北洋的主要特色。张作霖的特点则是野心极大，要夺取国家最高权位——大总统，他先后五次派军入关争雄。1924年之前，张学良对其父基本上是言听计从，其后虽对其父穷兵黩武政策在口头上有些看法，但在战场上，他不是主将便是首席指挥官。他同情郭松龄的爱国言行，但领兵打败郭的就是他。郭牺牲之前，张平时把日常军务都交给郭做，自己则耽于玩乐。其父要找他时，总是派人到赌场和窑子去找，也几乎总能在这两个地方找到他。国共第一次合作进行北伐，要打倒的对象就是北洋军阀。在这些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里，张学良该不该算一个？指挥奉军主力部队在豫南大战中对抗武汉北伐军的，就是张啊。
但北洋时期结束，张步入了新的政治营垒：国民党新军阀。从封建营垒进入大资产阶级营垒，也算是一种进步吧。1928年，东京和南京都极力拉张。该站在哪一边？东北实行易帜，站到了南京一边，促成了中国统一，这是张人生的第一个功绩。为何站在南京一边？他与日本有杀父之仇，他也深悉日本要侵占东北，灭亡中国。但第二年，他出于爱国之心，盲目地发动了对苏作战的中东路事件，结果不仅损兵折将，得不偿失，还向日军暴露了东北军的致命弱点。1930年的九一八，他派军入关，虽有结束蒋冯阎大战之功，但重兵入关，致使东北国防空虚。重返平津花花世界，他尽享人生乐趣。影视常常赞扬他与赵四小姐的忠贞爱情，可张自己却说他年轻时乱七八糟，没有什么爱情。他坦承有11位情妇（不算买春的妓女）。[⑧]
与情妇鬼混期间，张也在吸毒；毒瘾最大时，每天要打400针；而这样的毒针，正常人打上10针，非死即病（张抗毒的能力真强啊）。[⑨]

可是“好景”不长，不久便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多年前，与为张极力辩护的知名学者们争论时，笔者就说过，不管张能讲出多少理由，如果守土有责的地方军政首领可以不予抵抗就放弃大片国土，事后且好官仍旧做着，那么，保家卫国的职责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再说，诚如张当时的一位心腹所说，九一八前后，直到热河失守，正是张“苦中寻乐”最甚的腐化时期。身负国难家仇，却如此荒淫，难免有人认为他是人渣啊。
可是，1933年春，热河沦陷，舆论沸腾，张学良成为千夫所指。他下野游欧了。长期以来，权威学者们几乎都认为，1935年底张与中共及红军直接接触后，才有了重大转变。如果只从政治态度上考量，此说也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对张的整个人生轨迹加以考察，其人生重大转折其实发生在下野游欧的1934年。[⑩]
这里不便详加论证，只能说，千夫所指与辞职下野，对张震动极大。游欧整整一年，他不断地反思与自责。张为何能有实质性的重大转变？常识说，人性有善恶两面，不过好人坏人各有侧重而已。始终只看张学良负面人性者，不仅认定他是人渣，也看不到或者有意不看他负面人性占主导时期里，他还有正面人性的次要层面。张下野时，了解他的一位亲信在其当时的日记中说，张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复为嗜好所累，还说他聪明过人而无决心。显然，即使在他腐化堕落时期，他内心也十分清楚好坏善恶，并为此而纠结不已，只是那时他还下不了弃恶从善的决心。
出国前，他要戒毒。心腹不信，因为像他那样长期吸毒且毒瘾极大的人，真能彻底戒除者，通常百人里只有一、二而已。张回答说，我张学良不是没有骨头的人。他昏迷疯狂了一周多，三周多就彻底戒了。可见，张确非凡夫俗子！张初次游欧，一向好玩的他却不去游山玩水，总是一边探寻救国之道，一边反省自己的过去。他说，东北军过去95%以上的错误都该由他来负，他如果不能自救，就无法改善东北军，更不配谈救国！在英国，首相麦克唐纳给他讲了克伦威尔的生平。克氏为使国家强盛，曾通令全国禁止一切娱乐，因此遭到一些人憎恶，死后竟被人断尸。张听后大受感动。他深知，当时的中国比克氏当政时的英国要危险得多！他反复警戒自己：要救中国，不能再看别人如何，必须先把自身的一切：金钱、名位、享乐、毁誉和生死都看穿了，不讲任何条件地为国家牺牲，没有这样决心奉献自己一切的人，中国不能得救！因此，他引用佛经上的话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矢志要做无名英雄！游欧回国后，他曾在牯岭与蒋介石的心腹将领蒋鼎文同住一个房间，张时常与蒋鼎文谈到天亮，谈自己过去的罪过，目前的苦闷，收复东北的渴望，谈着谈着就痛哭失声，蒋鼎文深深地被张的悲壮决心所感动（蒋介石被扣期间，派往南京传送蒋亲笔手令的，就是这位蒋鼎文将军）。驻节武汉时期，张不仅戒除了种种不良嗜好，身体健壮如牛，在职守上也体察下情，勤劳刻苦。人们用四个字来描述他出国前后的体魄与言行，“判若两人”！
张深沉诚挚的救国言行，在西安事变前后达到了极致。为求简短，这里只说一件小事，1936年12月25日下午，张陪送蒋介石等人乘飞机从西安飞往洛阳。翌日早晨，蒋等先乘另一架飞机飞往南京。大约一个小时后，张乘自用的波音专机起飞了，架机的是张的私人驾驶员美国人罗亚尔·伦纳德。事变等于叛变，除了陕西，全国掀起了拥蒋浪潮；事变也震撼了全世界，张寄予厚望的苏联竟公然说张是受日本指使发动了事变，美国一家著名刊物把张称为“世界恶棍”。张学良却不顾“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共）参与事变所有官兵（包括张最信赖的心腹与亲人）的强烈反对，毅然决然只身陪送蒋等回京。当时，傻子也知道张去京不会有好果子吃！张的波音机升空后，张的这位美国驾驶员伦纳德对张说，我们别去南京，飞回西安吧！张却坚定地回答说，飞往南京！即便处死我，我也到南京去！毛泽东评论此事时说：“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11]。张主动只身陪蒋去京了，把发动西安事变的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了。

风潇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
张后来曾说，自己若有一点点私心，就不会有西安事变。诚哉，斯言！事变中，国共两党自然要为本党争取利益的最大化，张既不为他所统领的近30万东北军争，更不为自己争，丝毫不争！他所争的，始终是停止内战，抗日救国。求仁得仁，剿共内战停止了，举国抗日实现了，中国得救了！张个人则从事变中得到了两大收获：东北军瓦解了，被蒋收编了（东北军有30万啊，是当时红军的十倍）；张的大半生（50多年）的自由被蒋剥夺了。
在事变期间与张打过交道的国共两党领袖，都异口同声地赞扬张的爱国赤诚。周恩来后来提到张时，曾三次痛哭。1949年，周对张治中先生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对不起张学良。周临终时还嘱咐主管台湾事务的罗长青部长，不要忘了老朋友张学良。许多人都知道，周后半生一直记挂着张，但多数人都不知道，周张两人只在1936年有过短暂的三次会晤，而这三次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加起来总共还不到十天。博古同志也参与了事变的解决，他说，张是个“爱国狂”。宋美龄谈起事变，说到张时，总是说张不要权位，不要地盘，他“要的是牺牲”。宋女士当然知道蒋先生恨死了张杨，但她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公然说，“此举有异于历来之叛变”，张杨“始终未提及金钱与权位问题”。[12]
宋美龄还多次对国民党人士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毛泽东读了张被幽囚后写给周恩来信时说：“其璈璈之节，形于言辞；拳拳之忠，催人泪下”[13]
张在西安事变前后所迸发的爱国精神，无私无畏，堪称圣洁！像他这样统领30万大军且在国家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军政首领，纯粹为了救国救民而发动政变，且为了和平解决这次政变而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纵观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绝无仅有！查遍世界各国历史，也找不到第二个！
那么，张学良究竟是人渣还是英雄呢？
如实地说，张的一生，跌宕起伏，曲折而复杂，如果只就某一时段或某一侧面来评说，下什么样的断语似乎都有道理。但如果全面而客观地考量，结论可就大不一样了。为了简明，这里不妨把1933年3月下野之前的张学良，简称旧张，下野之后的张学良，简称新张。笔者认为，只就旧张而论，说他是人渣，也有一定道理；只就新张而论，说他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则理所当然。问题是：张这个人从人渣变成了英雄！即便您认为他曾是人渣，他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了，我们还应当只以人渣给他定位吗？那不是不给出路吗？那也太不厚道了吧？笔者觉得，对于旧张与新张，负面人生与正面人生，也该分清孰大孰小，孰轻孰重。旧张，从1901年出生到1933年，去掉走入社会之前（张1920年从讲武堂毕业，毕业后才算走入社会吧）的20年，旧张这段实际只有13年。新张从1933年下野到去世的2001年，共68年，这68年中还有50多年是没有自由的。旧张只有13年，新张长达68年，长短不可比呀！再说，在旧张的13年里，东北易帜与结束中原大战，两次促成国家统一，也该算功劳吧。还有，在政治圈里，不少大人物暗中男盗女娼，却讲得冠冕堂皇；而张却相当坦诚，自己的许多污点，比如玩女人等等，都是他亲口说出来的。如果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客观地说，西安事变促成了拼死厮杀十年因而有深仇大恨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救国了！显然，旧张的过错与罪责加在一起，也远远不能与新张救国救民这个伟大的功劳相比！！换言之，张的功劳远远大于罪过。因此，结论就应该是：张学良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桂冠，当之无愧！

笔者以为，无论是在祸国论者还是人渣论者的群体里，多数人都是因为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历史真相。但不论你把真相与道理讲得多么清楚明白，总是有人死死地认定西安事变不是救国而是祸国，再加上张丢了东北，丢了热河，生活糜乱，……甚至追根溯远，把中共犯过的错误，包括十年浩劫在内，都追加到张身上，那张简直就铁定是人渣中的人渣了！但笔者要问：遵照诸位的逻辑，如果1927年蒋先生不发动政变，不搞四·一二大屠杀，而是依照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国共两党好好合作。那么，90年后的今日中国，该富强到何种程度啊？！民众哪会遭受那么多苦难啊？！如此看来，蒋先生是不是破坏国共合作与扭转历史走向的罪魁祸首？是不是比张学良的罪责要大得多的多啊？！再加上蒋又一贯独裁，抗战胜利后腐败得“五子登科”，到1948年搞得物价飞涨，民怨沸腾，终至丢掉了大陆。那么，蒋先生是不是更大的人渣啊？（其实，整体说来，蒋先生也是位爱国者。）
历史不容假设，只靠假设来评说历史，恐怕难以服人。
近年来，与西安事变相关的较大争论，还有一些，如中共与事变的关系，扣蒋放蒋送蒋问题，二二事件，张学良是否上当受骗，等等，限于篇幅，以后有机会再谈吧。
欢迎批评指正！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①]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载秦孝儀主编：《革命文献》，第九十四辑，第41页，1983年3月台北出版。
[②]臧运祜：《西安事变与日本的对华政策》，载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第729-7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5月北京第1版。等等，这里不一一列举。
[③]刘建国、毕万闻：《抗战胜利与今日中国》，载《东北史地》，2015年第3期第5页。
[④]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4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北京第1版。
[⑤]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赵寿山：《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均载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46、12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北京第一版。
[⑥]张学良：《张学良日记》，，未刊稿，1958年8月；以及随存的张学良文稿等。藏于美国哥伦布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 the B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 ）。
[⑦]同上注，1958年11月。
[⑧]除原配于凤至和长期包养着的赵四小姐之外，这11位情妇中，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连长”表嫂、窑姐“大洋马”谷瑞玉、外长王正廷的妹妹、代理总理朱启钤的四女儿、溥杰的二姨太唐怡莹等人，已经先后淡出；但天津富商的梁十一小姐、上海商人徐东海的夫人、后来嫁给银行家贝祖贻的蒋四小姐蒋士云、墨索里尼的女儿爱达等人，都在九一八前后与张打得火热，中餐西餐换着吃。
[⑨]王卓然：《自传》，载辽宁省政协文史委等编《王卓然史料集》，第4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沈阳第一版。
[⑩]关于张的人生转折，有兴趣者可以参阅拙文《从新发现的史料谈张学良的抗日主张》，载台湾联合报系《历史》月刊，1995年12月号，第124-13页。
[11]《毛泽东与史沫特来的谈话——关于西安事变问题》，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85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北京第一版。
[12]前引《革命文献》，第九十四辑，第48页。
[13]前引台湾联合报系《历史》月刊，第128页。

评论：
直面网络流言，逐一评价西变重大争论。毕万闻先生终于完成了这篇80周年的纪念稿。
西安事变，是祸国还是救国？是兵谏还是革命？
张学良是否后悔发动了西安事变？张学良到底是人渣还是英雄？
作为西安事变研究最权威的史家（之一）了，一向治史严谨的先生，沿用了网络上的非书面语言，这对于一个成心想把过去的这段研究埋葬起来的人来说，完全是出于道义、友情和心底的那份责任和眷恋。
文章并没有如以前先生的文章那样死抠史实。大抵是因为，你无论如何死抠史实，听的人他还是只听他自己想听的话。不如直接拿出观点！拿出推论！所以，毕老师在文章标题上只写了“浅谈”二字，虽然这已是一篇万字长文，也仅仅针对了四个争议。
现在对张少帅有好感的人，都得装出一副冷静的面孔。因为这个年轻人，他的传奇故事烧灼了喜欢他的人太多的热情，今天他所遭遇的非议，有时代的原因，也有那些过去人们浇筑的热情的过犹不及。历史在矫枉过正，过去他是中国人的一个神，现在神被推倒了，尤其是，被他自己推倒了，后来的看客狂欢还来不及呢，再踏上几只脚。
所以，看到文章中张游历英国时克伦威尔的故事，张当时就是那种心了！今天无非是在历史的虚无中再被践踏一次。
回到正题，对张有好感的人，再冷静，回到西安事变，冷静不再。一向自比“夫子”，“老朽”的先生，写到西安事变的时候，我可以看到笔底的青春，扼不住的激情。乖乖，我不敢说三千年所未有，先生敢说五千年所未有。他用“圣洁”来形容西安事变时张汉卿的状态。这是我一个粉了张几十年的人不敢言而未言的二字。我还私下里怀疑，我点出这点的时候，毕老师也会有郭冠英先生所言的“罗曼蒂克”的面红。：）
所以，我看到这文是非常激动。毕先生要写80周年文我在几个月前知道了，听说这是一个面向西变权威学者展开的征稿。几个人小小地兴奋过一段时间。虽然好像史家该讲的话都讲了，史家的话也未必有几个人去认真的听。但真实而权威的历史，总要有几个人来传承，毕竟，再过几十年，一百年，留下去的，不会是网上的纷乱，而是正史的言说。

襄外必先安内

东北大学的，谁要虚化西安事变，东北大学不答应，感谢本吧热心大神们的发掘（建议使用手机在有wifi的情况下阅读）http://m.sohu.com/n/475765520/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