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以调笑戏谑的态度描写动物或人本身的俗赋源远流长，东汉后期以来，时见载籍。这类俗赋或嘲笑人的形貌丑陋、举止荒唐，或描写动物的滑稽谐趣，用以游戏取乐或调笑讽刺他人。多题材狭小、怪诞，以四言韵语为主，语言通俗，风格诙谐，口诵的特征比较明显。
[关键词] 嘲讽 丑陋 怪诞 谐趣
本文所说的咏物之“物”，是一个较广义的概念，它不仅指动植物及其他没有生命力的具体物体，而且还指人、与自己相对的环境场景等。赋本来着重于“体物”、“写物图貌”(《文心雕龙·诠赋》)，先天即带有咏物的倾向。荀子的《赋篇》，其《云》《蚕》《箴》三篇已开汉代咏物赋之先河，如《蚕赋》写蚕之形状、功能及生态，由于是用民间“隐语”的形式写成，因而含有诙谐之意；要不是结尾上升到教化的高度，整篇的情调将会大变。根据《史记·梁孝王世家》、《司马相如列传》，《汉书·贾邹枚路传》等的记载，西汉从中央到地方诸侯王门下，都有一大批文学侍从，为主子吟诗作赋，取笑逗乐。而西汉诸侯王的取乐方式的卑俗，史籍有明确记载。那么其应诏而作的赋作、包括咏物赋，自然俗者不少。但今传《西京杂记》所载诸赋，却很难说是俗赋。据严可均辑《全汉文》《全后汉文》统计，汉代咏物赋从贾谊《旱云赋》算起，大约70篇，另外题目可考者近10篇[1]。但我们能看到的真正调笑戏谑的咏物赋却从汉末才出现。
我们首先对西汉的咏物俗赋作些推测。先秦时宫廷俳优侏儒往往诵说俳词以取悦人主，这些俳词，就是早期的嘲戏性俗赋，《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比较集中。汉代的赋家，或滑稽诙谐，被人们视同倡优。其作品，多诙谐调笑之作。如枚皋、东方朔等的赋作，虽多散佚，但其中肯定就有这类作品。《文心雕龙·谐隐篇》把枚皋、东方朔作为“谐隐”类的代表作家提出，并指出他们作品的特点是“博举品物”、“图象品物”，《诠赋篇》也说：“皋朔以下，品物毕图。”范文澜注：“品物毕图，谓皋、朔辄受诏赋宫馆奇兽异物。”枚皋、东方朔作为汉武帝的侍从，常从武帝出行。《汉书·枚乘传》附皋传记载，皋曾“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蹵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诗赋略·陆贾赋》类著录有“枚皋赋百二十篇”，但《汉书》本传说这百二十篇是勉强可读的，“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有数十篇”，他的赋受诏辄成，恐怕只能是诙谐嫚戏的“类俳优”之作了。
东方朔本是“滑稽之雄”，他作的咏物纪行赋，当与枚皋同类。《诗赋略》不录东方朔的赋，惟“杂家”类有“《东方朔》二十篇”。《汉书》本传明明记载他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凡刘向所录朔书具矣”。考《汉书·枚皋传》云：“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余嘉锡先生说：“然则《朔传》所言，自‘皇太子生’以下，皆所作赋也。赋不入《诗赋略》，而入《杂家》者，以其学为杂家，而诗赋则非其所长耳。”[2] 从题目看，其中不乏“应谐似优”（本传）的赋作。《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等作品从题目看，就是咏物、颂德及纪行之作。可惜都未能传下来。
东汉时，有所谓“鸿都门学”[3]。《后汉书·杨赐传》说：“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他们的作品，《蔡邕传》说“熹陈方俗闾里小事”，“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14“科场书”条引用了这段话，解释说“是汉时有连偶捷录”，即用俗语编成的对句。《汉志·小说家》颜注引如淳曰：“今世亦谓偶语为稗。”“偶语”就是前文所说的“连偶俗语”，即用俗语对口争辩。那么，“鸿都门下”所作的“赋说”不乏这类赋。王利器先生也说：“余谓敦煌写本的杂赋，当即鸿都文学所献之赋之流馀韵也。”[4]蔡邕曾上书灵帝，激烈批评鸿都门学所作的这类俗赋。但这位老学究，自己还是免不了受时风的影响，写下了《短人赋》这样的作品。我们倒是通过他的创作，才了解了鸿都门学的俗赋：
[关键词] 嘲讽 丑陋 怪诞 谐趣
本文所说的咏物之“物”，是一个较广义的概念，它不仅指动植物及其他没有生命力的具体物体，而且还指人、与自己相对的环境场景等。赋本来着重于“体物”、“写物图貌”(《文心雕龙·诠赋》)，先天即带有咏物的倾向。荀子的《赋篇》，其《云》《蚕》《箴》三篇已开汉代咏物赋之先河，如《蚕赋》写蚕之形状、功能及生态，由于是用民间“隐语”的形式写成，因而含有诙谐之意；要不是结尾上升到教化的高度，整篇的情调将会大变。根据《史记·梁孝王世家》、《司马相如列传》，《汉书·贾邹枚路传》等的记载，西汉从中央到地方诸侯王门下，都有一大批文学侍从，为主子吟诗作赋，取笑逗乐。而西汉诸侯王的取乐方式的卑俗，史籍有明确记载。那么其应诏而作的赋作、包括咏物赋，自然俗者不少。但今传《西京杂记》所载诸赋，却很难说是俗赋。据严可均辑《全汉文》《全后汉文》统计，汉代咏物赋从贾谊《旱云赋》算起，大约70篇，另外题目可考者近10篇[1]。但我们能看到的真正调笑戏谑的咏物赋却从汉末才出现。
我们首先对西汉的咏物俗赋作些推测。先秦时宫廷俳优侏儒往往诵说俳词以取悦人主，这些俳词，就是早期的嘲戏性俗赋，《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比较集中。汉代的赋家，或滑稽诙谐，被人们视同倡优。其作品，多诙谐调笑之作。如枚皋、东方朔等的赋作，虽多散佚，但其中肯定就有这类作品。《文心雕龙·谐隐篇》把枚皋、东方朔作为“谐隐”类的代表作家提出，并指出他们作品的特点是“博举品物”、“图象品物”，《诠赋篇》也说：“皋朔以下，品物毕图。”范文澜注：“品物毕图，谓皋、朔辄受诏赋宫馆奇兽异物。”枚皋、东方朔作为汉武帝的侍从，常从武帝出行。《汉书·枚乘传》附皋传记载，皋曾“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蹵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诗赋略·陆贾赋》类著录有“枚皋赋百二十篇”，但《汉书》本传说这百二十篇是勉强可读的，“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有数十篇”，他的赋受诏辄成，恐怕只能是诙谐嫚戏的“类俳优”之作了。
东方朔本是“滑稽之雄”，他作的咏物纪行赋，当与枚皋同类。《诗赋略》不录东方朔的赋，惟“杂家”类有“《东方朔》二十篇”。《汉书》本传明明记载他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凡刘向所录朔书具矣”。考《汉书·枚皋传》云：“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余嘉锡先生说：“然则《朔传》所言，自‘皇太子生’以下，皆所作赋也。赋不入《诗赋略》，而入《杂家》者，以其学为杂家，而诗赋则非其所长耳。”[2] 从题目看，其中不乏“应谐似优”（本传）的赋作。《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等作品从题目看，就是咏物、颂德及纪行之作。可惜都未能传下来。
东汉时，有所谓“鸿都门学”[3]。《后汉书·杨赐传》说：“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他们的作品，《蔡邕传》说“熹陈方俗闾里小事”，“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14“科场书”条引用了这段话，解释说“是汉时有连偶捷录”，即用俗语编成的对句。《汉志·小说家》颜注引如淳曰：“今世亦谓偶语为稗。”“偶语”就是前文所说的“连偶俗语”，即用俗语对口争辩。那么，“鸿都门下”所作的“赋说”不乏这类赋。王利器先生也说：“余谓敦煌写本的杂赋，当即鸿都文学所献之赋之流馀韵也。”[4]蔡邕曾上书灵帝，激烈批评鸿都门学所作的这类俗赋。但这位老学究，自己还是免不了受时风的影响，写下了《短人赋》这样的作品。我们倒是通过他的创作，才了解了鸿都门学的俗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