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纺纱厂是王永江“秉承”老帅的“意旨”倡办的，初始资本奉大洋450万元，官商合办，总共45000股，每股100元，1923年7月开工。笔者依照该厂厂史概略计算，到1928年底，该厂已获纯利奉大洋3648万，每股所分红利406元，就是说，不计该厂已有的资产，其纯利已是初始资本的8倍多，每股所分红利已是股本的4倍还多。
从1917年到1922年底，奉系花掉了多少军费呢？估计，约有奉大洋7800万至8000万上下。如果把这些军费的2/3用来办纺纱厂，那么，至少能办11个和奉天纺纱厂相仿的工厂。据1923年春满铁调查课调查，当时，东北民众所需棉织品，几乎全由中国内地或外国进口，每年花掉1亿6千3百万海关两，因此，日本当年3月便在辽阳开办了满洲纺织株式会社，资本500万日元（约合695万奉大洋），规模比奉天纺纱厂大。如果仅把奉军1922年的军费用来开办满洲纺织株式会社同等规模的纺织厂，至少可以办4个。
再说，（民族资本家杜重远）1923年创办的肇新窑业公司，开办时资本仅10.6万奉大洋，24年扩增到20万，开办3年就获利7万奉大洋，27年前后招股现大洋48万（张学良投资12万元），先后投入的总资本折合现大洋约为60万元，据笔者估算，到1930年末，不计其设备与资产，总共已获纯利现大洋24万多元。日本在大连开办的大华瓷厂，因竞争不过肇新，被迫改做耐火砖。
再以修筑奉海铁路为例，初始资本奉大洋2000万元（约合现洋1250万元），官商各半，每股奉大洋100元，每年付股息6厘。25年7月开工，28年末竣工。到1930年底，总共获利967万现洋，也就是说，竣工后仅仅3年，已收回77%的初始资本。如果把奉军1924年一年的军费用来修筑类似奉海这样的铁路，至少可以修筑7条半！

二十年代前后，东北地区的主要社会需求，究竟是什么？东北地区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来自何方？让我们先从人口迅速增加和贸易额急剧增长等经济要素来分析。1918年，东三省人口已由十年前的1715.6万增加到2156.9万，到1930年，已经接近3千万。如以1908年人口基数为100，1918则为126%，1930年则为172%，增幅迅速扩大，同时，由于来“闯关东”的移民，多为青壮年劳动力，生产能力大为提高。1907年至1927年，全国进出口贸易额，只增加了3倍，而东北贸易总额却增加了18倍，而且，东北的贸易，大体上总是出超。输入的物品，大多是用于消费的成品，价格高昂，如棉织品、面粉、麻袋等等，输出的物品，大多是原料，价格低廉，如三豆（大豆、豆饼、豆油）、煤炭、高粮，等等。输入品来自日本最多，输出品输往日本最多，就是说，钱大多让日本赚去了。人口迅速增加，贸易急剧增长等等社会现实，足以证明东北社会的主要需求是发展经济，最该做的是兴实业，办教育。可我们呢？把80%以上的财力以及大量人力（几十万的奉军将士都是年轻力壮的好劳力啊）和时间都用在向关内的军事扩张上了。换句话说，用来窝里斗，用来自耗国力！
张作霖竭尽所能地对内穷兵黩武，同一时期，日本却千方百计地向东北扩张，到20年代后期，以满铁和关东军为代表的日本在东北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已占“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霸占着3462平方公里的“关东州”和482.9平方公里的“满铁附属地”，宛如楔入东北的“蛇形国家”；装备精良、作战凶悍的关东军、铁路守备队及日本警察和宪兵，总共约有18400多人常驻东北（准军事力量“在乡军人”尚未计算在内）；满铁独占或实际掌握的铁路达2351公里，占东北铁路总长的37.7%（而东北自建自营的铁路仅有1561公里，占东北铁路总长的25%）；东北的钢铁生产和煤炭生产，也大多操控在日人手里；日本对东北的投资已达17亿5千6百多万日元（折合奉大洋约为1762.9亿元）；仅以满铁为例，到1931年，满铁付给日本政府股东的红利、债息以及留存的公积金，合计为21.38亿日元（折合奉大洋约有2145.7亿元），而1930年前后，东北各省的财政大体上都处于入不敷出的局面，不足部分只好靠发行纸币来应付。
人家靠搾取东北而富得流油，我们自己却穷得入不敷出！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啊！

少帅的转轨太迟了
老帅对少帅，呵护提携，始终如一；少帅对老帅，敬爱有加，念念不忘。两人都那么聪明机敏，性情冲动，但因两人青少年时代境遇不同，所受教育熏陶不同，两人虽父子情深，但其人生理念却颇有歧异，简而言之，老帅野心勃勃，至死不悟；少帅国家至上，荣辱不惊。
少帅虽与郭松龄兵戎相见，但其政见实际上是相仿的。因少帅放任郭松龄独掌军政而招致反叛，老帅再也不肯轻易听信少帅的政见；少帅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政见。少帅只好尽量服从老帅命令，在前线挥军作战。
28年6月，关东军炸死了老帅，少帅随即接掌了东北军政大权。此后，张学良便放弃了其父武力夺取中央政权的穷兵黩武政策，改为裁兵屯垦，注重教育，兴办实业，整理金融，努力使东北政务转到稳定内部发展经济的正确轨道上来。但强敌日本最迟在1927年东方会议上已经确定了武力侵占东北的“最高国策”，并为此做了一系列周密准备。张学良欲使东北富强的计划实施不久，尚未大见成效；依靠全国力量抵抗日寇的打算又落空了，于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东北近代化随之夭折了。
孟夫子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信夫！
了解历史，反省历史，创造美好的未来

在近代（1840—1949）中国，中华民族遭遇了两次生死存亡的危机，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世纪末，由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所引发，首先由东北开始，也以东北较为严重。“瓜分豆剖，触目惊心”；第二次民族危机，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日本制造的九一八事变所引发，仍然先从东北开始，也以东北最为严重，国土沦亡，生灵涂炭。两次民族危机之间，统治东北最久的就是以张氏父子为核心的奉系军阀。他们可否做得更好些？
不了解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童。但笔者疑惑：既往的历史进程，是否必定如彼？那不都成宿命论了嘛！或许有叉路口，或许有不同的路径，端在执政者依照自己的利害和理念来选择。九一八事变已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社会矛盾，国内两大政党仍执迷于自己的利害与梦想，继续打了五年大内战（变相的窝里斗），逼得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才把国家的大战略转到携手抗日的轨道上来；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本该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万岁爷”却喜欢窝里斗，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还要“拯救”占人类2/3“受苦受难”的民众，去当世界救星，折腾来折腾去，直到折腾出来个“十年浩劫”，才让国人大梦惊醒，终于转到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正常轨道上来了！
封建的旧军阀张老帅犯过的错误，以及先进政党之英明领袖的“失误”，后来的当政者，能否不犯或少犯呢？
史学，恐怕不应当只是为既往的历史做记录、做解释甚至做辩护，而应着眼于国家的未来。我们了解历史，反省历史，决不是去追究谁的责任，而只是为了好好吸取教训，防止悲剧重演，进而创造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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