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第六十五回叙述弃官从商的大理寺禁子王德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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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可想在狱中勾当，赚的都是欺心钱，怕没有报应的日子？

这里真实地记载了民间的因果报应观念，也正是通俗小说中因果报应的叙事模式形成的民间社会的伦理基础。艺术作品的娱乐功能，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价值与伦理观念上的，通俗文艺的娱乐功能，则是建立在民间的普遍的道德、宗教信仰与伦理观念的基础上的[9]。但是这种因果报应的叙事与包含其中非理性的认识方式，显然大大地减弱了小说认识历史的功能，是《岳传》失去历史小说资格的原因之一。然而从通俗小说的接受者来说，这又是其实现审美、娱乐功能的重要触媒。这里，通俗小说与艺术小说审美上的沟通就产生了。

《岳传》将一切的史实嵌镶在一个由天命、定数观念虚构出来的因果报应、仙释之言的传说中，从第一回虚构宋徽宗错写玉皇大帝为王皇太犬帝、导致赤须龙下降、大鹏鸟啄死女土蝠而谪凡、铁背虬龙、团鱼精报怨等传说，最后第八十回虚构“表精忠墓顶加封，证因果大鹏归位”，仙凡两界同时进入大团圆结局。这里道教的天数论，即所谓“万事皆由天数定，一生都是命安排”(第二回结尾)，同时又有佛教的万法归空思想，如结尾写岳飞魂魄归真时：

佛爷道：“善哉善哉，大鹏久证菩提，忽生嗔念，以致堕落尘凡，受诸苦恼。今试回头，英雄何在？”岳飞听了，猛然惊悟，随佛前打个稽首，就地一滚，变作一只大鹏金翅鸟，哄的一声，飞上佛顶。如来用手一指，放出五色毫光，照耀四大部洲，无微不显。佛即合掌说偈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但书中又充满了褒忠惩奸的道德宣喻，表现忠臣孝子、扬名显身的儒家伦理价值生命思想。这种儒释道混为一体的思想，正是民间复杂矛盾而又和谐的伦理价值的体现。可以说是上述思想体系的通俗化。通俗小说、戏剧的一部分娱乐功能，正是依赖于这种民间的伦理。由此可见，在人物的历史遭遇之上，安排体现天道意志的神话故事，本身就是通俗小说、戏剧的叙事模式。

除了神话的因果报应的叙事线索外，即使是一般的世俗生活、政治制度，民间也都有自己的知识结构与理解方式，与历史的真实结构有很大的不同。通俗作家大量采用的，不是历史的知识，而是民间的历史知识与理解方式。如朝廷政治、科举、战争、绿林等，民间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知识结构。一个通俗作家，必须重视这个知识结构与理解方式，才能使他的作品获得充分的娱乐性，才能流行。一个作品，虽然因为真实地再现历史真实与生活逻辑而获得很高的艺术成就，但当这里面所展示的历史真实性与生活逻辑超出了民间的理解能力，就会减弱它在民间接受者中的娱乐效果。这也是一些经典小说没有在民间流行的原因。

《岳传》的改编历史、虚构故事，还使用科举考试、英雄结义等民间熟悉的英雄故事的模式。通过这些模式，作品很成功地将岳飞的生平遭遇改编为一种英雄传奇。从真实的历史情况来看，虽然宋代存在武科的考试，也有武状元一目。但岳飞出身行伍，以军功被授低下武官，在他的一生中，根本不存在考状元的经历。而在小说的第五回《岳飞巧试九枝箭》到第十二回《夺状元枪挑小梁王，反武场放走岳鹏举》是以科举来结构故事情节，以科举为岳飞成名之起点。将岳飞的婚姻以及与刘光世、徐仁、宗泽等人的关系，也都安排在科举中的座师、门生之关系之中；而且后来结义吉青、梁兴、周青、施全、赵云、收降杨再兴、罗延庆，都缀在科场结识这一环上。与用科举这条线索来安排情节的同时，小说作者还将岳飞与几乎所有的下属将领的关系，处理成结义兄弟的关系。其次序是岳飞军中核心集团的人物，属于最早结义的是麒麟村诸人，其次是红罗山诸人，然后是历次战事中陆续投入岳飞麾下的众将领。从历史的层面上讲，主将通过与下属结义，加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的。但在小说中，结义成了岳家军中主将与属将、属将与属将之间的主要关系，将军队中将领之间等级关系简单化，这是对其历史真实性的又一次大削弱。在六十一回之后，这种结义形式延伸到岳家军下一辈之中，甚至还延伸到妇女之中，如岳飞夫人李氏与梁红玉、柴娘娘的结义。可见《岳传》的结义模式，与科举模式一样，表面上看起来有历史依据，但实际是遵从与民间历史知识与理解方式相契合的通俗小说、戏剧的叙事模式。

这个门生日后定有好处，贵县可回衙去，替他查一下所有岳家旧时基业，查点明白，待本院发银盖造房屋，叫他仍归故土便了。<?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然后徐仁即着手查核岳家旧业，并吩咐岳飞回内黄县接取母亲回籍。而当岳飞完婚返里之际，王、张、汤三位员外，竟因为遵照周侗儿子们不可离开岳飞的遗嘱，决定举家随岳飞迁居汤阴县：

再说众兄弟各自归家，与父亲说知岳大哥归宗之事，众员外好生不忍。次日，三位员外正在王员外庄上谈论商酌，只见岳大爷走来向众员外作过揖，就将归宗之事禀明。王员外不觉眼中流下泪来，叫声：“鹏举，你在此间小儿辈正好相交。况且令尊遗命，叫小儿辈‘不要离了鹏举，方得功名成就’。如今你要归宗，叫我怎生舍得？”岳大爷道：“小侄只因刘大人恩义，难违他命，就是小侄，也舍不得老叔伯并兄弟们，也是出于无奈。”张员外道：“我倒有一个主意在此，包你们一世不得分离。”汤怀即忙问张达：“是何主意？”张员外道：“我挣了一份大家私，又没三男四女，只得这个孩儿，若得他一举成名，祖宗面上也有些光彩。我的意思，止留两房的当家人在此总管田产，其余细软家私尽行收拾，一同岳贤侄迁往汤阴县，有何不可？”众人齐声道：“此论甚妙！我们竟都迁去就是。”岳大爷道：“这个如何使得。老叔伯大家资，又有许多人口，为了小侄都要迁往汤阴居住，也不是轻易的事，还求斟酌。”众员外道：“我等心意相同，主意已定，鹏举不必多言。”岳大爷只得回家，与母亲说知众员外要迁居之事。<?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这两个情节，完全是虚构的，并且不符合生活的真实。岳飞一介武士，就因武艺高强，在还没有任何功劳的情况下，就得到政府发银为其重建旧居的待遇，而众员外居然为儿子能跟岳飞就各自撇下偌大产业。这完全是作者为了突出英雄人员的非凡，为了耸动听众、读者心目，设置了这等情节。又如第十八回写李纲、宗泽接到让他们领兵退金兵的诏旨后，宗泽建议去请岳飞兄弟帮忙：

且说那宗泽差人往汤阴县去，不多日，回来禀说：“岳相公病重不能前来。那些相公们不肯离了岳相公，俱各推故不来。小人无奈，只得回来禀复。”宗泽长叹一声：“岳飞有病，此乃天意欲丧宋室也！”<?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宗泽这种感叹，显然是很不符合历史与生活真实的。好像在岳飞还没有出生时，人们已经将抗金大业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他身上。这是作者在塑造英雄人物的非凡，提前给予他历史的中心位置。同样，在真实的历史中，岳飞的官位的提升，也是一步步十分复杂，涉及繁琐的官制与犒赏制度。这些显然是普通的听众、读者所难以了解的。作者为了便于他们理解，一是授官早，一开始就被授予总制(第二十三回)，立了两次战功，险些被张邦昌陷害，旋案情明白，并因收伏吉青等人而升为副元帅(第二十六回)，第三次升迁为败兀术后，被派往征讨太湖水寇杨虎。升为五省大元帅(第二十八回)。此后岳飞就一直以元帅身份出现，不再叙述其繁复的升迁之事。这也是一种对历史的通俗化处理。事实上，真实的历史情况是，虽然岳飞在当时也被称为帅，但实际他每个时期的称呼都是随官位而变化的，要比小说的叙述复杂得多。小说一律称用人们熟悉的官衔，用了一般读者最熟悉的“元帅”这个称呼。武将多称元帅、都督，文官常用宰相、尚书。这是戏剧、小说及民间通俗说唱之通例。亦为通俗化的一个特点。

为了使上述主人公的历史核心地位、“特权”合理化，这类小说采用了赋予主人公异象的方法，如岳飞在大鱼缸里漂流不死、岳飞沥泉枪的获得经历，以及夸张主人公的能力、才华这样一些因素，使情节合理化。但实际上只是使情节合理化，并没有丝毫增加历史与生活的逻辑真实的作用，反而是进一步削弱了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也减弱了读者通过小说来认识历史与生活的功能。所以通俗小说与戏剧、说唱一样，其首要功能是娱乐性。但这种娱乐性，是在思想与知识、生活经验、文学知识都比较低的读者群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

五<?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岳传》不仅采用通俗小说的各种叙事模式来整合历史的材料，而且在情节安排上使用大量的巧合方法，造成紧凑热闹的场面，很符合民间的趣味。如第三回，写王员外因王贵打了家人王安而惩罚他，惹得夫妻吵架。正在生闷气时，张员外、汤员外先后来到，说的也都是打骂了淘气儿子，引起夫妻口角的憋闷事。正巧这时周侗又远道来访，三人向他诉苦，周侗慨允替他们坐馆。这是一种辐辏式的情节处理方法，也是带有戏剧叙事的特点。巧合方法是传奇故事的特点，所谓“无巧不成书”，它是一种古老的叙事艺术，大量地使用巧合正是通俗小说与戏剧的特点。这种巧合，是以牺牲生活的真实性为代价的，所以在现实主义的小说艺术中，巧合的艺术方法虽然不能完全被排除，但至少已经退居极其次要的地位。《岳传》中大量地使用巧合，正体现了它作为通俗小说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