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岳家军的战绩，确有史料方面的缺憾，今存的《金史》固然扬胜讳败，而宋方由秦桧主持修史，又力图堙没岳家军的军功。尽管史料的残缺不全，但岳家军战绩的基本情况还是可以考证的。例如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军曾被迫放弃开封北遁，见于《鄂国金佗稡编》卷８《鄂王行实编年》所载。《金史》卷７７《宗弼传》说，在岳飞出兵后，完颜宗弼（兀术）命孔彦舟占领开封。按金朝出兵重占河南之地，早在绍兴十年五月十三日占领开封，xi则《金史》所述，其实是岳飞在七月奉诏被迫班师后的重占，可与《鄂王行实编年》之说互相印证。

为了寻求历史记录的公正和客观，我们姑且置岳珂的私家传记《鄂王行实编年》于不不顾，而专引宋金双方的其他记载。关于岳飞大举北伐时的军事形势，身居金朝的宋使洪皓说：“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xii直到岳飞身后二十年，金海陵王率军南侵，“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xiii关于岳飞个人的军事才能，当岳飞入狱时，南剑州布衣范澄之上书救援，说：“况胡虏未灭，飞之力尚能戡定。”xiv岳飞遇害后，金使刘祹讥刺宋人说：“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xv宋孝宗时为岳飞议谥的文件说：“忠宣洪公（皓）在虏，尝遣蜡书至，太上（宋高宗）以赐其家，言虏中所大畏服者，张浚与公（岳飞）而已。他日忠宣还，因奏事，论至公死，不觉为恸。”xvi张浚是文臣，本人并没有统兵打仗，对于他的成败得失，在此暂且不论。岳飞身后六十年，金章宗招降宋吴曦诏也强调说：“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叁夷之诛，可不畏哉！”xvii可见岳飞作为一代最优秀的抗金名将，是宋金双方所公认的。

出使金朝，后来逃归的宋汝为，在岳飞班师后上书说：“女真乘袭取契丹之锐，枭视狼顾，以窥中原。一旦长驱，直捣京阙，升平既久，人不知兵，故彼得投其机而速发，由是猖獗两河，以成盗据之功。既而关右、河朔豪杰士民避地转斗，从归圣朝，将士戮力，削平群盗，破逐英雄，百战之馀，勇气万倍。回思曩昔，痛自惭悔，人人扼腕切齿，愿当一战。加以金人兵老气衰，思归益切。是以去岁顺昌孤垒，力挫其锋，方其狼狈逃遁之际，此国家乘胜进战之时也。惜乎王师遽旋，抚其机而不发，遂未能殄灭丑类，以成恢复之功。”xviii宋汝为当然熟知金朝的情况，他认为“金人兵老气衰”，又称“王师遽旋”，即岳飞班师，“遂未能”“成恢复之功”。完颜兀术的心腹、悍将韩常私下对人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xix《朱子语类》卷１３６说：“绍兴初，岳军已向汴都，秦相从中制之。”《三朝北盟会编》卷２０８《林泉野记》说：“飞乘势欲深入，而秦桧议和，屡诏班师，乃还，寻失所复州县。”可见历史真相决不是像康熙所论，是宋高宗“偏安社稷，犹存一线之脉络”，而是宋高宗的偏安政策，迫令岳飞班师，才使金朝得以在中原立足，造成了南北分裂的长久化。

宋高宗当然不是昏庸之主，他处置军国大事，决无大气魄和大器识，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自从绍兴七年（公元１１３７）以后，他对诸将，特别是岳飞愈来愈猜忌，但迫于金朝的军事压力，又不敢不用岳飞，藉以护卫自己的皇位和半壁江山。岳飞在绍兴十年被迫令班师后，悲愤交加，力请辞职。但宋高宗的回诏却说，“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请”，“所请宜不允”，xx表明他尚不敢顺水推舟，乘机解除岳飞的兵权。然而一年之后，宋高宗不仅敢于解除韩世忠、岳飞、刘锜等将的兵权，还进一步将岳飞处死。这又表明他对“偏安社稷”已经有了足够的把握，根本不用担心“兵老气衰”的金朝会卷土重来；他不仅已不需要抗金将领护卫自己的皇位和半壁江山，而解除他们的兵权，杀害岳飞，只能更有利于自己的偏安政策。故元朝史臣在《宋史》卷３６５《岳飞传》论说：“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可谓是一针见血。

关于宗泽、岳飞等指挥的抗金战争的正义性，人们已经论述很多，在此不必再论。应当指出，我们如今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理念，决不意味着就应当抹煞古代抗金战争的正义性。

自宋以降，关于宗泽、岳飞等抗金，各朝都有议论。宋人本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可惜今已佚亡。至于自元至清，不论持何种见解，即便是长于考证的清代学者，也根本做不到如今人那样，以现代科学方法，最大限度地网罗史料，进行细致和深入的研究。人们只需稍稍翻阅一下如《廿二史札记》、《陔馀丛考》之类，就不难发现此类史论与今人研究的差距，而康熙所论，当然就更是自郐以下。通过以上论析，对于康熙的议论，人们不难得出结论：偏见与无知相比，往往距离真理，距离公正的评价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