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真宗澶渊之盟后，北宋经历了三十余年休兵时期。“祥符以后，稍稍消汰，弛马牧地给耕民，边将占兵自固者辄罢之”。宋仁宗即位，陆续增兵百余指挥。自宝元元年(1038)后，因西夏勃兴，宋军连战连败，加之内地不断爆发小规模qi义，遂大量扩军增兵。总计“内外所增置禁军八百六十余指挥”，“约四十二万余人”，其中包括侍卫步军司保捷军一百八十五指挥，武卫军七十四指挥，宣毅军二百八十八指挥，光宣毅军即达十一万人，这是当时增兵最多的几支禁军。[关于宝元后增兵情况，见《乐全集》卷23《论园计出纳事》，《再上国计事》，《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月庚戌，《韩魏公集》卷12《家传》。据《宋史》卷 187《兵志》，保捷军增九十指挥，武卫军增五十一指挥，这大约是裁减后的数宁，故与《乐全集》所载不同。]庆历年间(1041—1048)，共有军队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而禁兵马、步军为八十二万六千人。这支庞大而素质颇差的常备军，使宋朝的财力难以负荷。赵师民上奏说，“兵兴以来，召募尤广，县官所养，浮冗者众”，“可战之士十无二、三”(《长编》卷146庆D6四年二月丙辰)。但要裁军，却又极其不易，文彦博和庞籍费了很大气力，说服宋仁宗，也只裁减陕西保捷军三万五千多人(《长编》167皇佑元年十二月壬戊)。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据主管财政的三司使蔡襄说，宋朝有禁兵为六十九万三千三百三十九人，厢兵为四十八万八千一百九十主人，共计一百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人。[《蔡忠惠公集》卷18《论兵十事》，据《历代名臣奏议》卷220，此奏力治平元年所上。]这个数字实际上也应反映宋仁宗末期的兵力削减情况。宋英宗在位时，又裁减一些兵力，最后共有军队一百十六万二千人，其中禁兵马、步军为六十六万三千人。[本节所述北宋前期和中期的禁兵番号与兵力，主要依据《宋史》卷187《兵志》。] 

 必须指出，以上介绍北宋前期和中期的各代兵力，仅是兵籍上的虚数，与实数必然有差距。宋太祖时，虚数与实数应较为接近，而往后各代，因编制不满员的现象日益严重，虚数与实数的差距应是较大的。

(4)军

 厢下设军，在前引初唐李靖兵法中已有著录。五代时，厢下设军的编制较为普遍。厢的统兵官仅有都指挥使一员，而军的统兵官却有都指挥使和都虞候两员。自后周到北宋，不少将领即是由军的统兵官，升为厢的统兵官，再升为二司三衙的统兵官。周世宗在高平之战后赏功，赵弘殷由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升龙捷右厢都指挥使，龙捷左(左厢)第二军都指挥使孙延进为郑州防御使(《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王审琦在后周任“铁骑都虞候，转本军右第二军都校(都指挥使)”，后又“转控鹤右厢都校”(《宋史》卷250《王审琦传》)。王彦升在后周“以功迁龙捷右第九军都虞候，累转铁骑右第二军都校”(《宋史》卷250《王彦升传》)。韩令坤曾任后周“控鹤右第一军都校”(《宋史》卷251《韩令坤传》)。张廷翰“从世宗平淮甸，以功迁铁骑右第二军都虞候”，“宋初，权为铁骑左第二军都校”(《宋史》卷259《张廷翰传》)。这些例子证明，后周铁骑、控鹤、龙捷等主力军的左；右厢之下，都有军一级的编制单位。

 当时还往往称军和厢的都指挥使为“军主”和“厢主”。曹英在后汉时任“奉国军主”，后又“迁本军厢主”(《旧五代史》卷129《曹英传》)。李万全“隶护圣军，为骑土，累迁至本军都校，与田景咸、王晖等从周祖入汴，号十军主”(《宋史》卷261《李万全传》)。郭威得以夺取帝位，在相当程度上依仗了护圣和奉国军十个军的兵力。护圣军和奉国军后改名龙捷军和虎捷军(《旧五代史》卷111《周太祖纪》)。周世宗高平之战后，“将校迁拜者凡数十人，士卒有自行间擢主军、厢者”(《资治通鉴》卷291)。北宋开国的第二年，宋太祖“宴宰臣、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统军、诸军、厢主军指挥使以上及诸道进奉使于广政殿”(《长编》卷2建隆二年十一月壬申)。当时尚是五代余习，军都指挥使地位颇高，不像后来那样居于低位。

 北宋军一级统兵官仍是军都指挥使和都虞候，“每军各有都指挥使一员，都虞候副之”(《东斋记事》卷2)。关于军的番号，如有龙捷左厢第六军(《长编》卷 10开宝二年九月辛未)，效顺第一军(《长编》卷63景德三年八月庚寅)之类，可见军之上设厢或不设厢，番号稍有不同。按照规定，北宋一军为五指挥，应有二千五百人，然而实际上也很不整齐划一。如在宋真宗晚期，殿前司与侍卫步军司的两支虎翼军都是“左、右各五军，军十指挥”，如每指挥以五百人计，则海军为五千人，兵力比标准编额多一倍。此外，殿前司的马兵骁骑军和步兵神勇军、宣武军各分上。下两军，每军十指挥。殿前司的马兵宁朔军、骁胜军和侍卫马军司的云骑军，武骑军，都仅有一军的编制，一军十指挥。[《长编》卷99乾兴元年七月癸巳，《玉海》卷139。按《东斋记事》卷2作殿司和步司“虎翼左、右各三军”，有所不同。]殿前司的步兵广勇军也是“每指挥十为一军”(《宋史》卷187《兵志》)。其中骁骑、骁胜、宁朔、云骑、武骑等军，“每指挥及三百五十人”(《长编》卷77大中祥符五年正月乙酉，《宋史》卷194《兵志》)，则每军为三千五百人，比标准编额多一千人。殿前司的步兵龙骑军“为指挥二十，分三军”(《宋史》卷187《兵志》)，每军的指挥数也显然高于五指挥的标准编制。至于其他不少番号的禁兵，其兵力在十指挥以下者，大约也只有一个军的编制。

二)禁兵的屯驻和更戍

(1)内外相制

 禁兵作为“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宋史》卷187《兵志》)。关于“守京师”和“备征戍”两项任务，宋太祖在开国伊始，即确定了所谓“内外相制”的政策。《曲洧旧闻》卷9说：“艺祖养兵止二十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长编》卷327元丰五年六月壬申作“养兵止二十二万”，稍有不同。]《历代兵制》卷8说：“京城之内，有亲卫诸兵，而京城之外，诸营列峙相望，此京城内外相制之兵也；府畿之营云屯数十万众，其将、副视三路者，以虞京城与天下之兵，此府畿内外之制也。非特此也，凡天下之兵，皆内外相制也。”所谓“内外相制”，无非是保持京城内外，开封府畿内外的某种兵力平衡，作为维护赵宋家天下的妙计。这项政策大体上延续到宋神宗初。为了作进一步的说明，今将宋仁宗时的禁兵分驻情况，列成后表。

 由后表可知，第一，北宋的禁兵主要屯扎北方，驻兵一千七百三十二指挥，而南方仅驻兵一百九十五指挥。南方很多州本无禁兵，“庆历三年，因王伦，张海等狂贼数十人，更于江、湖、淮、浙、福建诸路又添宣毅一百二十四指挥”(《乐全集》卷18《对手诏一道》)，于是不少州才常驻禁兵。

 第二，就北方而言，开封府界驻禁兵六百八十四指挥，京东、京西，河北。河东和陕西驻禁兵一千零四十八指挥。这是因为在对西夏战争后，“陕西、河北，京东、京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挥，武卫七十四指挥，宣毅一百六十四指挥”(《乐全集》卷18《对手诏一道》)。即使如此，开封的兵力依然比北方任何一路强得多，仍足以“内外相制”。

 第三，就三衙兵力分布而言，殿司的禁兵主要驻于开封及其附近，马司，特别是步司的禁兵分布较广。但是作为马司和步司主力的龙卫、神卫、虎翼等军，仍驻于开封及其附近。

 第四，由于三衙禁兵的分布是插花式的，故很多州府往往同驻三衙或侍卫两司的禁兵，实际上也起着互相制约的作用。

由于更戍法造成了“将无常兵，兵无常将”的弊端，正如吕陶所说：“出师数万，而以生杀存亡之柄，授人于仓卒之中，把旄赐钺，建灵旗以启行。而三军之士不知其谁何，莫敢仰视其面，而欲与之同其死生，攻取战捷，不亦难乎?”(《历代名臣奏议》卷221)宋太宗时，宋军这方面的弱点，在对辽战争中已暴露得相当充分。雍熙三年(986)，曹彬在涿州大败，原因之一是“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者” (《长编》卷30端拱二年正月乙未)。宋仁宗时，蔡襄也上奏说：“今之都部署及统帅之名，其钤辖、路分都监、都。同巡检等并是佐属裨校，各以宾礼相接。主帅等威既不尊异，向下官属更无节级相辖之理。及至出军，首尾不能相救，号令不能相通，所以多败也。”(《蔡忠惠公集》卷19《请改军法疏》)在出戍征战之际，一般由各种番号的禁兵指挥临时拼凑成军，各指挥与部署、钤辖等暂时委派的统兵官之间，号令不通，“不相管辖”，不能组成臂指相应的战斗整体，因而往往招致军事失利。

 更戍法持续了百余年，到宋神宗时，才“慨然更制”，而规定禁兵“无复出戍”(《文献通考》卷153)。但实际上更戍仍不能全免。

(4)各地的统兵体制

 北宋时军权分而为三，“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宋史》卷162《职官志》)。既然三衙禁兵的分驻和更戍是插花式的，故各地不可能按禁兵原有的厢、军、指挥等统兵体制，而另外委派“率臣”，并统当地分属三衙的禁兵各个指挥，负责镇戍、征战等事宜。所谓率臣，有安抚使、经略使、经略安抚使、都部署，副都部署、部署、副部署、都钤辖、钤辖、副钤辖、都监、副都监、监押等等名目。后来避宋英宗赵曙的名讳，“改名部署曰总管” (《长编》卷198嘉佑八年四月乙亥)。

 司马光说：“国朝以来，置总管、钤辖、都监，监押，为将帅之官。”(《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8《乞罢将官状》)南宋洪迈也说：“边境有事，命将讨捕，则旋立总管、钤辖。都监之名，使各将其所部以出。事已，则复初。”(《容斋五笔》卷3《三衙军制》)这些“将帅之官”都属临时委任，并无定制，品级有高有低，管辖地区有大有小，统兵也有多有少。宋仁宗时，贾昌朝说：“陕西四路自部[署)而下，钤辖、都监，巡检之属，军政必相参谋，计之未成，事已先漏，彼可则我否，上行则下戾。虽有主将，不专号令，故动则必败也。”(《历代名臣奏议》卷326)巡检也与都监、监押等相类，只是地位较低，故还不够“将帅之官” 的资格。[关于巡检，可参本书第83页。]自部署至巡检，虽有尊卑之别，有时却并无严格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这也是宋朝经常实行的分散军权的做法。

 宋太祖至宋真宗时，凡出师征战，往往临时委派都部署，作为“大帅”(《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1《马步军都总管》)。如征后蜀，由王全斌任西川行营风州路都部署(《长编》卷5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灭南汉，由潘美任贺州道行营兵马都部署(《长编》卷11开宝三年九月己亥朔)；平南唐，由曹彬任升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长编》卷15开宝七年十月甲辰)。宋真宗时，孙何说，“驻泊行营都部〔署〕，即古之将军、大总管之任也。授任赴镇之际，锡赐甚厚，公使稍优，之外纵握十万之师，但受尺一之诏”，按前代规矩，应举行“筑坛告庙之礼”(《历代名臣奏议》卷322)。部署的官位较低，辖区较小，统兵也较少。如宋真宗时，为抵御辽军，任命王能为邢洺路部署，石普为冀州路部署，魏能为宁边军路部署，张凝为定州路部署(《长编》卷56景德元年七月己丑)。

 钤辖“一路则有路分钤辖，一州则有州钤辖”(《文献通考》卷59)，有的地区还“增置驻泊钤辖”(《长编》卷63景德三年七月壬戌)。都钤辖的官位显然更高，《两朝国史志》说：“官高资深充都钤辖，官卑资浅称钤辖。”(《宋会要》职官48之107，《文献通考》卷59)可见都钤辖和钤辖在事权上其实没有多少差别。

 “都监有路分，有州，府、军，监，有县、镇，有城、寨、关，堡”(《宋会要》职官49之1)，可见各级都监的事权差别很大。“路分都监掌本路禁旅屯戍、边防、训练之政令，以肃清所部”，而“州府以下都监皆掌其本城屯驻兵甲训练、差使之事”(《宋史》卷167~职官志》)。自路分都监以下，都是掌管本地就粮禁兵，或者京城与外地屯驻禁兵。如“禁兵驻泊，则增至一员，不领本城兵”(《宋会要》职官49之1)，称为驻泊都监。宋真宗去泰山从事迷信活动，“京东、西、陕西、淮南路诸州地当冲要者，权增屯兵，命诸司使已下为驻泊都监。又以内殿崇班刘文质为齐州驻泊都监兼都巡检”(《长编》卷69大中祥符元年八月庚子)。各地驻泊都监只掌管驻泊禁兵。[《长编》卷246熙宁六年八月壬申朔：“广南东路驻泊都监杨先言：‘本路枪手万四千，今排保甲，……以少计之，犹十倍于枪手，愿委路分都监二员分提举教阅。’”可知驻泊都监不掌本路军政，其中也包括乡兵，而属路分都监管辖。]此外，凡是官员“资浅者为监押”(《宋史》卷1674职官志》)，监押只是在职称上低于都监，而在事权上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北宋初，部署、钤辖、都监等有“行营”和“驻泊”之别。“行营”往往用于征讨，“驻泊”往往用于防卫。除前引例证外，如宋太祖平后蜀，王仁赡“为行营都监”(《长编》卷5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戊)。宋真宗咸平时，“张曼为定州行营钤辖”(《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一月戊辰)，“王超为永兴军驻泊都部署”， “康继英为庆州驻泊钤辖”(《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己酉)，“镇州驻泊都〔部署〕葛霸为贝、冀。高阳关前军行营都〔部署〕”(《宋会要》兵8之8)。有时也以行营与驻泊合衔，如王超曾任“定州路驻泊行营都部署”(《长编》卷52咸平五年六月乙亥)。但因对辽战争经常被动挨打，故行营与驻泊之名目实际并无严格差别。澶渊之盟后，为表示对辽和好，“行营之号悉罢”(《长编》卷59景德二年正月癸丑)，“止为驻泊总管(部署)”(《文献通考》卷59)。驻泊钤辖、驻泊都监等名目，统管驻泊禁兵。

 禁兵各指挥如驻扎开封府，则受三衙长官的直接管辖；如驻扎外地，则既受率臣的管辖，也受三衙的节制，实际上是双重领导。在大小率臣之间，固然也有不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至于品级最高的率臣，则又听命于中央枢密院、宰执大臣和皇帝本人，而三衙显然无权指挥。在禁兵中建立这种纵横交错的指挥系统与统辖体制，无非是为加强中央军权，特别是皇帝本人的军权，而削弱地方的军权和臣僚的军权。

 北宋初，如部署、铃辖．都监之类，都是专用武将。宋太宗时，开始参用文臣，实行以文制武。四川镇压王小波、李顺qi义时，特命参知政事赵昌言任川、峡两路都部署，自统兵的宦官王继恩以下“并受节度”(《长编》卷36淳化五年八月癸卯)。孙何向宋真宗献议，认为“文武参用，必致奇绩”，主张“于文儒之中，择有方略之士，试以边任委之”，“阃外制置一以付之”(《长编》卷42至道三年九月壬午)。此后，以文臣任统兵官，督率武将，逐渐形成惯例。宋真宗时，特命右仆射张齐贤任那、宁、环，庆、泾、原。仪、渭州，镇戎军经略使，“专为经略使自此始”(《长编》卷51咸平五年正月甲辰)。如安抚使、经略安抚使之类，也往往任用文臣。

 刘挚说：“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挥。国家承平百有二十余年，内外无事，以其制御边臣得其道也。”(《历代名臣奏议》卷238)他所谓“祖宗之法”，其实并非是太祖和太宗之法。自设置经略使之类文官后，部署 (总管)已失去帅的资格，而降为“将官”。长期以来，宋朝皇帝和士大夫养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武人“位尊枳重”，就必然会“奢然自大”，“跋扈骄蹇”，“则方镇之患，自此成矣”(《历代名臣奏议》卷238任伯雨奏)，似乎只有文官任大帅，方可保证“国家承平”。

 按宋朝惯例，文官任经略安抚使等官，往往兼任知州和知府。宋仁宗庆历时，“始分陕西为四路”，韩琦任管勾秦凤路部署事，兼知秦州，王沿任管勾泾原路部署事、兼知渭州，范仲淹任管勾环庆路部署事、兼知庆州，庞籍任管勾鄘延路部署事、兼知延州(《长编》卷 134庆历元年十月壬辰)。后又“置河北四路安抚使，命知大名。真定府、瀛，定州者领之’’(《长编》卷164庆历八年四月辛卯)。这类体制经历一些变更和补充，遂成为定制，据《宋史》卷167《职官志》和卷196《兵志》所载，地方文官兼统兵官的体制大致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