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中国学者在这样面的研究已经开始初步出现了，在山东大学受过训练的一个的德国学者，中文名字叫王木（音译），他发表了一本东北考古的专论，他忽视已经指定的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完全重新把目前发表的材料都构造了一遍，是根据遗址而不是根据文化概念，又重新构造出来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和原来已经构造出来的考古学文化大同小异。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分析出一些更细的细节，而且他后来好像还指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不存在的，目前的学者把不属于它的东西放在一起。他的主要贡献是他试图把东北地区各个阶段发展的过程进行一定的解释，怎么解释呢？就是从生态学、从气候变化去解释，刚好东北地区是适合这种解释的地区，因为东北地区刚好是农耕和草原的交汇地区，对气候变化比较敏感，要么是突然可以进行农耕，要么是可以进行牧业，大家对生态的适应就会发生比较大的改变，他把这样的改变列出来，他还举例说在史前时代的东北地区不是都有人类生活，而是根据气候的变化不断有人类来生活，这本书好像要印中文版。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景观考古，但现在讲的还不是景观考古，而是根据生态变化、气候变化来解释文化发展。和景观考古有关系但还不是景观考古，到底景观考古是什么东西我们以后还要谈。
我现在想讲一下把地理学的概念引进到考古中进行研究的案例，最重要的就是世界体系论。我们上次已经谈到国家意志著作，其实国家意志本来有过一定的影响，大概在16世纪以前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和资本主义形成以来是完全不一样，世纪体系的调整也并不一定完全按照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做法进行，但是总的来讲最近几百年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用世界体系的观点来研究考古学材料，就是如何从里面单单看到一个考古学单元、一个考古学文化或者一个遗址的发展，它研究不出来发展过程当中变化的主要原因。意思就是如果在一个考古学文化或者遗址的历史上发生很多变迁的话，这些变迁往往不是从其内在发展可以解释出来的，而需要看到更大地区之间的互动才能够弄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个遗址有这样的变化，这个往往是超越单个的考古学文化或者是单个的民族或者单个的国家经济制度、范围之内。所以就把世界体系引进来，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对考古学材料进行解释，而且也确实取得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中国现在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我现在也想我将来写中国考古方面的书是不是用这方面的东西，现在还没有做出决定。因为世界体系理论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批评，我也简短的说一下为什么有一些人对这个还是不太满意。一方面是我们怎么指定属于这个世界的是什么，当然这个在研究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或者地球的其他地方，这个问题比较好解决。所以这个在现在的社会中即资本主义的体系中不是问题。但是在古代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比如蒙古人的世界体系肯定不包括新大陆而且在旧大陆到底包括多少现在还很难说，研究考古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但肯定应该不是整个的旧大陆。在古代更早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难解决了。还有就是谁来决定，从什么立场去决定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历来世界体系的研究都把焦点放在核心地区而把边缘地区忽视掉。这点也许大家从中国考古的发展会有所体会的，中国考古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如果按照目前的状况去研究中国考古的话，不但不能把中国考古原来的毛病减少，而且会使这个毛病更强化。还有一个问题和这个有关系。就是一个核心好像就是很自然的无条件的把周边地区吸引进去，这没有考虑到边缘地区的人们是不是同意、是不是会采取这种措施。从后现代派的观点来看，边沿地区的人们会抵抗，不接受各方面垄断的做法。也许这些做法是反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如果你们看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许并没有这么简单，而且无论如何在考古研究中那些不接受主流保留有大量自身特点的是最值得研究的。尽管最后他们都没有办法成功，但是考古学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这上边。还有一种否定意见认为世界体系理论过多的把精力放到经济上，而不去考虑文化、政治等等之类的问题。跟这个相关的是，是不是在现代以前能够做出一个体系来意味着现代这种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就是人们自古以来就一直用的。好，不在谈经济体系了吧，如果大家感兴趣以后还可以接着谈。
我现在想回到一个更早一点的古代观念，而且也是和文化地理有关系的一个观念，就是聚落方式的研究。有一个美国学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四川做过一段时间的经济人类学的工作，就把这个理论引用到四川的一些实际情况中去了。以前的观点就是一个市场、一个经济中心会自然而然在它周围形成一个六角形的经济影响区，会吸引这个区内的所有人到那个市场去交易，然后小的这些这样的六角形的区域又可以形成一个更大的这样的区域。就是可以看出这样层次上的经济市场制度。在四川他发现的情况和这个的确非常的像，如果没有山、没有河流的话的确是非常规则的六角形，但是根据具体的地形还是会稍微的不一样，但是他在四川南部了解的市场还是基本上符合这个理论的。这后来对中国研究地理、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十分有影响。在中国影响如何我不太清楚，但是在日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看他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利用中国的材料做出一些非常有效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他还做了另外一个很有影响的工作，他把中国这个文化区画成九个大区，就像传统意义上的九州。只不过它的位置不完全和九州一样。这个现在好像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好多的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的人都需要这个，而且他在稍后还在每个地域里边分开每个地域的核心和它的边远地区，好像又比较接近世界体系的特点。我为什提到这个呢？这和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苏秉琦的区系类型有一点关系。
张光直先生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到一个和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相似的系统。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可以放入文化区域里，这些文化区域不是根据物质文化指定的，而是根据生态学、地貌以及其他具体的客观情况来指定的。张光直先生当时的理念和完全根据物质文化的分型分类而确立的系统还不完全一样，区别就在这里。然后如果我们的焦点不在于什么人用什么样的陶片，而把陶器的制造者也作为一个市场系统来看，主要根据经济形态中人类的发展的话，也许我们又可以稍微脱离一个特别狭窄的把考古学文化等同于古代民族这么一个观念。所以这些文化地理的东西有一定的价值。目前为止做聚落形态研究的人往往还比较天真，认为只要能够分析出不同大小的几个聚落，做出一个有层次的体系就可以很直接蹦出古代文化的传承的规律。这个恐怕还是不可以的，而且各个地方根据很多具体的情况恐怕要进行校正。

张光直先生写过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形态的论文，这个文章一直没有发表，材料好像不太理想，但是他的主要贡献是把聚落形态研究背后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清楚，这一些他后来都发表了。可以说张光直先生在六七十年代是美国搞聚落考古的几个高手之一。遗憾的是张光直先生一辈子没有自己搞过聚落考古具体工作。他本来要在台湾地区做调查但是因为政治原因没能成功。晚年到中国来也没能做成。其实聚落形态考古和世界体系都不是一个具体的、自己有自己方法的理论。它是一个观点、是一个做法。具体怎么做这个现在没有时间讲，这个最好是自己能亲自去做、去了解。无论如何新考古学常常用这种方法，后过程考古派也把它当成取得材料的很好的手段。无论你有什么理论观点，这些材料都会起作用。
目前在中国开展聚落调查比较好的是匹斯堡大学和吉林大学在东北内蒙古赤峰地区开展的常年的工作。匹斯堡大学虽然有很多缺点，但是它们的确做到了而且也很快的发表了。最近又出了新的材料，我现在还没看到，第一次发表的好像是1998年的工作，这是从九十年代以来几个国际合作项目，牵扯到拉网式调查的唯一发表的一个项目。这是很值得弘扬的事情。可以看到他们调查的还是相当重要的一块地方，当地的条件和参加者都比较好，而且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材料，个个时代的遗址数量的发展，从少到多然后又少到更多最后又变少，陶片的数量体现的更加显眼。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聚落的变化，我并不想过分的批评这个研究结果，这基本上是做聚落调查大家期待的结果，就是早期较少且简单，中期就变多了，反正这是一种规律性的。真正的意思在哪里呢？还是在于反应某一个地区内部古人类对生态的适应，在里面建设出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他们根据这个还复原了赤峰地区的人口发展。
大同小异的还有几个，在山东很漂亮的靠海的两城镇就是一个例子，但是从聚落面来判断社会形态可能不是很准确，而且是很初步的给大家提供一定的认识。要了解具体的情况还是要发掘。还可以说一步就是该地区在商周时期没有很明显的看到聚落分层的体系的存在，但是就可以说商周的社会结构比龙山时期简化了吗？这个可不是。这就是和指定的调查范围不同有关系。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在这里看不到的地方的边缘。那么如果是这样，我们好像就可以知道聚落考古不是很容易，不是可以盲目的做的，好像你指定的范围直接影响到你的结果。刘莉到河南巩义做调查的时候知道了这个问题。她最想做调查的并不是这个地方，而是在二里头。她想了解二里头周围的聚落形态。但是做不下去，所以只好到巩义去做，在那里就选择了伊洛河的几个支流做调查，也做了图而且好的不得了，仰韶期、龙山期、二里头期都有，而且确实可以看到区别。幸亏我们都知道这个地区的中心不在这里而是在二里头地区，否则我们就会认为这个地区的中心是调查发现的最大的遗址。认为它是当时的古国什么的。所以这就是问题，就是你调查的范围直接影响到你是否抓住了真实的情况。无论如何这个结果也是很有价值的，体现出各各时代的情况。而且还调查出这个地区和各种自然资源的关系等。这样的调查最近做的很好，上边说到的都是国际合作项目，其实现在中国的不少单位自己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我最近去山西看到运城盆地就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小一点的像陕西七星河的调查等。日本的学者好像不太相信拉网式调查的价值，可是他们也做调查，而且在那些地方也发现了遗址。所以后来我和他们说你们应该也试一试。我相信也许地面调查可以反映出一定的文化的连续性，但是能不能很有效的反映出社会的复杂化这个还不太好说。但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线索是个好方法。考古学文化是存在的，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是需要你去从材料中了解的，不要说就是某种东西。我是很喜欢做聚落调查的，但是再解释它上面要做更多的考虑。

好，我们总算要谈到景观考古了，快要结束了，但也无所谓，我在给大家的书目中列了一些关于景观考古的书，刚才已经说过景观考古和生态考古还不是一会事情，它提出来可能开始于过程派的考古，但是它的发展却在后过程派时期，这是怎么回事呢？它把一块地区当做是由人创作的物质文化的标准来考虑。就是不止是我们发掘的陶片是遗物，包括周围的景观也是人类长期活动的结果，而且形成了从自然的环境延伸到人为的环境。你们的参考书目里有好几个例子，第一个是一个历史学方面的书。它把各种遗迹的分布和当地的文化关系连接到一起，用比较长的观点，不是根据短暂的事情来说这个地方的历史，就是研究出长长的一直在延续的过程。
下一个是社会人类学方面关于景观考古的书。再下面的是几个还不错的各各地方做景观考古案例。如在希腊的一个岛上基本上都做了调查，把它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发展都了解清楚。我们当时在三峡一带做盐业考古的时候，我们也想做景观考古，可惜没法进行，我们做发掘太忙，后来就没有时间去做调查也没时间好好研究地貌的变化、资源的分布、石器的来源等。反正景观和遗址、考古学文化一样也是可以分为好几个层次的一个概念。基本的单位应该就是一个遗址和其周边的地区。在这个基础上也可以把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地区当做一个景观单位。四川刚好有许多的山，山中间有河流，河谷有的地方比较宽。是研究景观考古比较好的地区。也可以根据一个地方的管理或者政治来定这个景观的范围。这样做尤其在欧洲是比较可行的，在欧洲大家都知道封建社会政治单元小，而且现在的研究也证实一个地方的政治史会很直接的在他们的图画里面留下很多的信息，当然这方面也有生态学、地貌学方面的因素，但是很多方面也是跟管理设施和教会留下来的影响有关系。总的来说景观又是一个当做分析考古材料的基本单位，可以和考古学文化相比，而且和考古学文化也许是不一致的。而且不一致的才更有意思，可以探讨为什么考古学文化在另一个单元里能够看到，而在这个地区看不到了。这个刚好是让我们更好的解释作为考古学文化的现象。
现在美术史家也特别喜欢到处去找石刻、找哪里有人提过字，当然这些石刻是把一个景观的生态单元变成一个文化单元。所以也可以说中国是一个文化考古的圣地，因为刚好有这些文化传统、有这些题记。而且可以根据这些题记去写到相当有趣的景观考古的事实，但是如果光这样子的话就又回到金石学传统上来了，这个好像也不靠谱，还是要让现代的生态学、自然科学、文化地理学还有其他的学科的认识影响到大家对景观概念的认识。谢谢大家。

附：本次课程的参考书目
Ashmore, Wendy and A. Bernard Knapp (ed.). Archaeologies of Landscape: Contem
porary Perspectives. Social archaeology.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
s, 1999.
Butzer, Karl. Archaeology as Human Ec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
y Press, 1982.
Crumley, Carole L., and William H. Marquardt (ed.). Regional Dynamics: Burgu
ndian Landscap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c1987.
Cherry, John F., Jack L. Davis, and E. Mantzourani, et al. Landscape Archaeo
logy as Long-Term History: The Archaeology of Northwest Keos in the Cyclades.
Monumenta Archaeologica 16. Los Angeles: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CLA, 1
991.
Fisher, Christopher T., and Gary M. Feinman (ed.) 2005. “Landscapes over T
ime: Resilience, Degradation, and Contemporary Lessons.” Special “In Focus
” sec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7.1: 62-107.
Hirsch, Eric, and Michael O'Hanlon (ed.)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Pers
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Kirch, Patrick V. The Wet and the Dry. Irrigation and Agricultural Intensif
ication in Polynes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Steward, Pamela J., and Andrew Strathern (ed.) Landscape, Memory and History
: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Pluto Press.
Wilkinson, T. J. 2003. Archaeological Landscapes of the Near East.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有一个美国学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四川做过一段时间的经济人类学的工作，就把这个理论引用到四川的一些实际情况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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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应该说的是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而且把施坚雅的理论或者沃勒斯坦的理论应用到中国考古学中，之前已经有过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