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抽身而去,凄凉隐退 】
张良决心脱离刘汉朝廷,抽身而去,另一个深层因素,是源于他自身的悲剧命运。这同他的身世背景、政治理想直接有关。张良原是韩国的贵族子弟,他的祖父、父亲都曾做过韩国的相国,先后辅佐过五位韩国君主。韩国被秦始皇灭国时,张良家中还有“家僮三百人”。当时张良还是一个在校学生,正在淮阳“学礼”。他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作为一名亡国之士,张良念念不忘的就是要为韩国“复国”。但是,秦虽暴虐,“分久必合”却是天下大势。即使揭竿而起推翻秦朝,走向统一的时代潮流也不可逆转,张良“复韩”的政治理想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这就注定了张良命运中存在着先天的悲剧因素
从实践层面讲,张良一个贵族书生,势单力薄,在群雄并起的时势下,也不存在他独立奋斗的客观条件,他只能依附于比他更强大的势力。当时“陈涉等起”,风云际会,项梁和项羽、刘邦等都在这时相继起事,张良自己也曾拉起一支小小队伍,“聚少年百余人”。有个叫景驹的,在留城自立为楚假王,张良本想到留城去投奔景驹的,走到半路碰上刘邦。刘邦手下有数千人,势力比张良大得多,张良便和刘邦走到了一起。但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并不一致,两人是同路人而已。
一个人最初确立的政治理想,犹如人生初恋,往往难以忘怀。张良虽然加入了刘邦营垒,他心中的“复韩”梦想却难以泯灭,一有机会就会冒出来。项梁与刘邦会合后,为了打旗帜,“共立楚怀王”。张良觉得机会来了,借机说服项梁,把韩国公子成也立为新的韩王,张良本人被任命为韩国司徒,和韩王成一起,领着一支千把人的队伍,要去夺取原来属于韩国的地盘。结果当然不会成功,刚刚打下几座小城,被秦军轻而易举就夺了回去,他们的队伍也被打散成散兵游勇,张良只得重新回到刘邦队伍中来。当时项羽正在巨鹿和秦军主力决战,刘邦乘机抢先进入关中,占领咸阳,灭了秦朝。项羽随后入关,觉得刘邦投机取巧,十分恼火,“欲击沛公”。张良和项伯从中竭力调解,帮助刘邦渡过了鸿门危机。刘邦退往汉中时,送给张良“金百溢,珠二斗”,打发他回韩国去,等于把他“辞退”了。张良将金银悉数转赠项伯,只身回到韩国,方知韩王成已被项羽所杀。至此,张良的“复韩”理想彻底破灭,只得重新投奔刘邦。
张良的以上经历,说明了一个问题:他在刘邦阵营内始终带有“客串”性质。刘邦虽然重其才,用其计,但对他的信任度一直有所保留,对他始终没有达到倾心相依的地步。刘邦本人粗俗豪放,做泗水亭长时衙役小吏“无所不狎侮”,做了皇帝仍然“素慢无礼”,对萧何等都是直呼其名,动辄臭骂。张良身上则有一股子贵族书生气质,知识高深,见解精辟,谈吐文雅。刘邦对张良一直以“子房”称之,始终客客气气,连重话都不曾说过一句。相敬如宾,要害在“宾”。在刘邦心目中,张良这个人“身在汉营心在韩”,并不是死心塌地的追随者。因此,在关键问题上,刘邦对待张良和萧何的态度是有本质区别的。封侯前,刘邦对“三杰”作出评价,第一个就讲到张良,给人以错觉,好像他把张良列为第一位大功臣。实际上,刘邦内心一直把萧何排在第一位,“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只是由于群臣争功激烈,刘邦自己不便直说,“难之”。最后正式排列位次时,关内侯鄂君揣摸到了刘邦的心思,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发表了“萧何第一,曹参次之”的意见,刘邦立即表态:“善!”加封萧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恩宠无以复加。
司马迁有评语:“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刘邦遭遇过很多次危机,危急关头都是张良为他出谋画策,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刘邦面临重大问题时,也往往都是张良为他作出精辟分析,帮助他作出正确决断。诸如:智击秦将,计取关中。化解鸿门危机。不立六国之后。去汉中,以退为进。联合英布、彭越以抗项羽。重用韩信,独当一面。主动出击,追击项羽。调动韩信、彭越参加垓下会战。定都关中。不废太子。等等。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刘邦都曾得力于张良的计谋和忠告。人们不竟要问,既然刘邦明确表态“萧何第一、曹参次之”,那么张良应该排在第几位呢?刘邦对此三缄其口,别人也没有谁再提出这个问题。
对此,张良内心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