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教学改革要以师德、师风、教风、学风为抓手

《远芳古道崤函路》
来源：《河南日报》2016年7月22日第11版
这里曾经商旅云集，车轮滚滚，东来西往的车马驼队留在石灰岩古道上的车辙蹄印，见证着久远时空里的一次次兴衰浮沉。
　　漫长的丝绸之路，其地貌或遭风雨侵蚀，面目全非；或因人畜破坏，不复存在。只有崤函古道石壕段，作为最直观、最有力的见证，完好保存了下来，并于201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是丝绸之路联合申遗项目中唯一一段的道路遗存，显得格外珍贵。
　　崤函古道东起洛阳，西至潼关，蜿蜒数百里，延续数千年，遗迹星罗棋布。作为丝绸之路上极为险峻的路段，既是“襟带两京（西安、洛阳）”的锁钥，也是中原通关中、达西域的咽喉要道。
　　◎千年古道　丝路唯一
　　出三门峡市区东36公里，到达陕州区硖石乡车壕村东南的金银山南麓，环视四周，沟壑纵横，层峦叠嶂。
　　盛夏的山谷，阒寂一片，路边的艾草芳香浓烈，草树连绵，翠绿无边。飞鸟掠过褐红的山体，寂静的林野瞬间多了些许生动，古朴旷远的气息扑面而来。
　　蒿草深可及腰，几乎淹没了古道。蹲下身子，摩挲着脚下凸凹不平的岩石，陕州区文物局局长曹铁刚说，古道是借助自然地势修筑而成，遗址呈S形，在山坡的中部，由西北走向东南，全长230米，最宽的地方达8.8米，最窄处5.2米。遗址上可以看到三种车辙印痕：作为一车道的主道印痕和作为辅道的二、三车道印痕。
　　古道的北段是一车道，车辙印迹宽窄不等。车道北侧有一个小水池，杂草丛生，残留着积水。曹铁刚说，它是古人利用自然形成的坑凹地形，修整而成的蓄水设施，这样的蓄水池在北坡和坡顶路两侧还有三个。石壕段地势较高，缺乏水源，加上坡陡路险，不免人困马乏，人们就存蓄雨水，供应来往行人和牲畜饮用。
　　东侧一处两车辙印的中间，有一个深0.5厘米的小石坑，那是马、骆驼多次践踏而形成的蹄形印痕。山坡的顶部，在主车道两侧，各增加了一条辅助车道，便于会车，它们修筑在深二三米的壕沟内。专家推测，壕沟是以自然形成的山坡为基础，加上人工刻凿、自然风化和长期的车辆碾压而形成。
　　古道南段地势高且陡，人、畜行走时都会有不小的的难度。文物部门探测到，道路的下面，还铺有整齐的垫石层，以保持道路两边与中间取平。
　　从高处俯瞰，古道早已失去了昔日的险峻，然而遥想当年，修筑此道时却费尽周折，清代《硖石山修路记》碑文记载：“伐山取薪火灼之，后续以椎凿，自硖石抵乾壕计二十里，仅周岁而抵平步。”与今日现代化筑路设备相比，工程速度慢得惊人。
　　没有水泥、钢材，没有开山辟路的设备，在避不开的石质路段，人们“草木烧石，冷水击淬”——用草木烧石以冷水淬碎，开山凿石，终成坦途。
　　“长安城东洛阳道，车轮不息尘浩浩。”两京之间，无论是皇帝百官、庶民百姓的往来，使者、僧侣的旅行，还是商贸物资的运输，崤函古道都是不二的选择。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随着东汉建都洛阳，丝绸之路向东延伸，崤函古道随即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波斯、西域商人往来京洛，洛阳使者“相望于道”，胡商蕃客络绎不绝，崤函古道联结起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一段真实完整的古道，成为丝绸之路最辉煌、兴盛、繁荣时期“历史信息的宝贵记载”。遗址内出土的铁马掌、残铁钉、铁质车轴配件等遗物，见证了当年的车马频繁；遗址附近崖底乡刘家渠村的汉唐古墓中，发掘出了波斯古币、日本宽永通宝货币，讲述着东西方贸易的兴盛；陕州区和灵宝市出土的大量胡人灯俑，深目高鼻，头戴胡帽，身着右衽汉袍，体现出传统汉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
　　◎交通锁钥兵家重地
　　唐太宗李世民在《入潼关》中写道：崤函称地险，襟带壮两京。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李久昌在《崤函古道研究》中说，崤函古道的修筑，并非一个朝代所能完成的，它起源于先人拓荒的新石器时代，兴盛在我国古代最为称羡的周、秦、汉、唐诸王朝。西周时，在镐京（今西安地区）和洛邑（今洛阳）之间，修建了一条大道，号称“周道”，又称“王道”，《诗经·大东》描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大道平坦似磨石，笔直像箭杆。
　　这条横贯东西的大动脉，在西周至北宋的3000年间，历尽繁华与战争，勾勒出西安与洛阳“双都轴心”间的关系，被称为中国古代最负盛名，且最具有政治、军事魅力的干道。
　　陕州区崤函古道保护管理所所长张辉介绍，在《隋书·食货志》、《旧唐志》等史籍的记载中，汉唐两代，为保障民生，每年经此道，由洛阳输入关中的粮食多达数百万担。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陕县一带的汉代墓葬中，动辄有大量殉钱出土。近年来，在古道遗址沿线，出土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大量窖藏古钱币，多达1000多公斤，显示出当年的物资交流和经济繁荣。
　　崤函古道是中原通往关中最为便捷的通道，极为险恶，为兵家必争之地。古道上的秦函谷关、汉函谷关、雁翎关、潼关等雄关要塞，都是用来阻拦、防御敌军进攻的，因而古道又有“山河表里”之称。
　　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干净、最彻底的伏击歼灭战”——秦晋崤之战，就发生在石壕段遗址附近，南、北二陵之间的峡谷绝地之中。
　　2600多年前的一个春日，崤山山谷一片死寂。秦国名将孟明视指挥三军，正返回秦国，行进到“文王避风雨处”（北陵）与夏后皋墓（南陵）之间时，突然听到了山谷里惊天动地的呐喊声，他们遭遇到了在此埋伏的晋军！
　　原来，早已占据有利地形的晋军，见秦军全部进入到了伏击圈，随即封住峡谷的两头，把秦军结结实实装在了这个二三十里长的“口袋”里，来了一次痛快的“夹击”。仅仅一天时间，晋军就“获其三帅”，二万秦军全军覆没。
　　3年后，铆足了劲儿的秦军出兵伐晋，大获全胜，算是报了崤陵丧师之仇。战后他们再次进入崤山谷底，掩埋此前阵亡于此的秦军将士遗骨。经过此战，秦国基本控制了崤函古道，一年后，秦国称霸，“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时光又过了800多年。东汉末年的一个八月，关中热浪滚滚。曹操大军厉兵秣马，西进讨伐关陇一带的韩遂、马超等十数支割据势力。大军取道于此，“在春秋古道的基础上，更开北道”，即北崤函，亦称“曹魏古道”。北道缩短了运粮距离，使粮草充足的曹军势如破竹，一举平定关陇，实现了整个北方的统一。
　　李久昌说，发生在函谷关和潼关的重要战争，有历史记载的50多次，许多战争直接影响或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军事格局。崤函之地的得失，甚至成为军事成败的一个决定因素，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评价：春秋时，崤函，晋有也，故能以制秦；秦得崤函，而六国之亡，始此矣。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采访硖石乡村民时，他们说在田地里劳作时，以前经常能捡到铜箭头之类的战争遗物。

史学家最关键的学养还是史识

青石为凭，烟雨为记……

浅谈《学记》中的教育思想
《学记》乃孟子的学生乐正克所著,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当时学生的必修课。它作为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总结,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理论专著,被誉为“教育学的雏形”。其全文虽不过1229个字,但却记载了我国先秦时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学记》全文言简意赅,详细阐述了诸多教育问题,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儒家的教育理论和经验,系统阐发了教育的作用和任务、学校制度、教育目的、教学原则、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师生关系等等。本文主要论及其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教育教学原则、以及师生关系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系统地阐述教育思想的文献,《学记》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在步入21世纪的今天,中公讲师侯婷婷带领大家共同回首这一经典论述,不仅有助于我们感悟古人教育思想的真谛,而且对我们当今的教育仍有重大的启迪。
(一)《学记》中强调的教育的地位与重要性
1.教育的地位
《学记》的开篇首先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及其战略地位。“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谀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这就告诉我们,统治者懂得发布政令、善于谋划国家大事,只能获得小的声誉,不能耸动民众;招贤纳良,体恤反对者,可以耸动民众了,但还不能教化百姓。统治者如果想把统治思想贯彻下去,并且充分地体现出来,必须首先做好教育事业。这实际上表明了作者的一种价值观,即将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2.教育的重要性
《学记》还进一步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居民,教学为先。《兑命》日:‘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玉石不经过雕琢不会成为好玉;人如果不学习,就不可能知晓真理。因此,古代的统治者建立国家、统治百姓,都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即使在《兑命》上,也始终念念不忘的是教育。教育不仅对人的全面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国家的命运也系于教育。

(二)“善喻”的教育方法
1.“善喻”教学法的特点
孔子有句名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为当学生对某个问题积极地进行思考、还没有完全想通的时候给予启发;当学生对某个问题思考已有所得,但不十分明确、还表达不出来的时候给予开导。《学记》指出:“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喻”即启发。“善喻”即善于启发。
“善喻”教学法包括三个要点:
一是“道而弗牵”。“道”即“导”,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起主导作用,引导学生主动地投入学习,而不能牵制束缚学生的思维,拉着他们的鼻子走
二是“强而弗抑”。“强”即鼓励、督促。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给学生以鼓励和督促,给学生以足够的自信心。在愉快的教学过程中,使学生感到我能我行,而不能压抑学生的思维,妨碍发展。
三是“开而弗达”。“开”即“开端”,指提出问题;“达”即“通达”、“到达”,指问题的结论、答案。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提出问题后,不必马上提供答案,应引导学生自己去钻研。去探究,力求自己解答。
2.“善喻”教学法的核心
“善喻”教学法强调“道、强、开”,禁止“牵、抑、达”。其核心在“道”(导),其目的在“和易以思”,要求在和谐的教学过程中,开发学生智力,培养学生能力。这不仅符合教学的一般规律,而且揭示了教学过程与方法的本质特征。两手多年来,它一直为教育家们所推崇并付诸实践。
宋朝朱熹很重视“善喻”教学法。他说:“指引者师之功也。”又说:“师友之功,但能示之予始,而正之于终尔。”朱熹强调教师的作用在于“道”,在于“指引”,而不是“牵引”,这和“道而弗牵”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现在倡导的“三维”教学目标,自主、合作和探究的学习方式,认为教师应营造和谐氛围,在课堂上当好组织者与指导者,要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三)《学记》中教育教学原则
1.“豫时孙摩”与“长善救失”
《学记》说:“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紧接着,《学记》从反面加以论证。“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教之所由废也。”“豫、时、孙、摩”的教育思想包含着四条教育原则。而一“兴”一“废”,则指出了“豫时孙摩”的极端重要性。
“豫”即“预”。《学记》谈及对学生教育,应该在学生不良行为发生之前就加以防范。如等到不良行为发生后再制止,就格外费力。
“时”即“及时”。《学记》认为抓住适当时机,及时教学,便会获得最佳效果。如错过时机,再勤奋费力,也难以取得成效。
“孙”即“顺”。“循序渐进”。要求循序渐进学习,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不能好高骛远。如“杂施”无序,学生学得夹生,只能事倍功半。原苏联巴甫洛夫曾经再三告诫青年“循序渐进,循序渐进,再循序渐进”就是这个道理。
“摩”即“观摩”、“切磋”。主张同学之间相互观摩,合作学习,取长补短,就能共同进步。否则,独学而无友,必将孤陋寡闻,影响进步。当然,《学记》还认为,交友要慎重,不要因为交友不慎,走上歧途。
“豫时孙摩”四条原则方法,置之当今,可以视为教学指南。“教之所由兴”,在于它符合教学认知的一般规律。“教之所由废”,在于它不“豫”违“时”、不“孙”无“摩”。
为使教学更有效地进行,《学记》还提出“长善救失”的教学原则。《学记》说:“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长善”即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及时加以肯定。这正如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的:“教育者的明智、技巧和艺术,就在于发现每一个学生特有的兴趣、爱好、特长和志趣,大胆地让每一个人的才能得到尽量的发展。甚至是在最平庸的、智力发展上最感困难的学生面前,都向他打开精神发展的领域,使他能在这个领域里达到一个高处,显示自己,宣告大写的‘我’的存在,从人的自尊感的源泉中吸取力量,感到自己并不低人一等,而是一个精神丰富的人。”苏霍姆林斯基的论述其实是“长善”的最好注脚。
“救失”即补救过失。《学记》分析了学生学习上普遍存在的毛病,总结出了四种类型。一为“或失则多”,表现为贪多务得,过于庞杂,缺乏专精;二为“或失则寡”,表现为学习单一,知识面过于狭窄;三为“或失则易”,表现为对学习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浅尝辄止;四为“或失则止”,表现为在学习中畏难退缩而裹足不前,缺乏积极进取的勇气。
这四种类型的缺点与毛瘸,有显性的,有隐性的;有张三的,有李四的;有“多”的,有“寡”的;有“易”的,有“止”的,正是“心之莫同也”。作为教师,就得深刻了解学生的个性心理特征,“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
2.“教学相长”与“藏息相辅”
《学记》说:“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日:教学相长也。”
这段话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还全面论证了教与学的辩证关系,指出了教与学是辩证的统一体,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知识是无穷的。教学是无止境的。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教能助长学,学也能助长教,这就是“教学相长”。现在,“教学相长”仍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所提倡,只是语意有所偏重,着重指师生之间的互相促进,共同提高而已。
《学记》又说:“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藏息相辅”的原则要求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劳与逸相结合。学习时要尽心学习,休息时要尽心游乐。
这段话深刻的阐述了“正业”与“居学”——课堂教学与课外作业、课外活动之间的关系。《学记》认为,课外若不练习好调弦,课内就完成不了乐教的任务;课外若不练习好声乐歌咏,课内就完成不了诗教的任务;课外若不练习好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日常礼仪,课内就完成不了礼教的任务;课外若不开展丰富多彩的技艺活动,就不能培养学生真正的学习兴趣。“正业”与“居学”是教育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
“藏修息游”,虽然只有4字,却全方位地探讨了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接受知识与消化知识、学习与游乐、亲师与乐友等诸多关系,同时指出它们是相对的统一体,是整个教育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很了不越的立体构建,它与我们现在倡导的综合性学习活动,研究性学习活动,本质上是一致的。

(四)《学记》中的师生关系论
1.“知其心”与“安其学”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爱心是教育事业的基础,教育的成功来源于对学生的最大热情。所谓“知其心”,是指以爱心去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这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基础。
《学记》认为:“学者有四失,教育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指出学生在学习知识过程中存在四种心理缺点:有的表现为贪多求全,不求甚解;有的表现为知识面狭窄,智力得不到发展;有的表现为缺乏刻苦钻研精神;有的表现为畏难而退。这四方面是学生不同心理状态的反映,教师在热爱学生的基础上,了解学生“心之其同”才能做到教之各异.对每个学生做到长其善而救其失。
教师只有掌握了学生的差异,学生本身的优劣,才能因材施教,才能补其所知,展其所长,知人才能善教,才能为人师。正如《学说》所说:“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学记》把“知其心”和“知其美恶”分别看作是教师进行“长善救失”和“博喻”的重要条件,并以此作为教师的重要条件.这是颇有见地的。教师要从多方面去引导学生而不是牵着学生.策励学生而不是强迫学生.启发学生而不是代替学生达成结论。教师要了解学生学习的难易程度有深浅不同,而且要了解学生资质有高低之分,这样才能根据学生在学习上存在的差异及每个人天赋上的差异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启发引导,这样方能为人师,师生关系才会融洽和谐。
良好的师生关系来源于学生能从教师处有所收获,不能有收获当然很难亲近其师,这里同时对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提出了要求。教师“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学生才能“安其学而亲其师”。
《学记》强调:“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所谓“记问之学”是指死记硬背的学问。其强调教师光靠掌握死记硬背的学问是不称职的。教师不能深入挖掘课本内容,不能照顾到学生的需要,照本宣科,只管灌输,不管是否理解,只管填鸭,不管是否消化,将会导致师生关系紧张,直至对抗,使学生厌学,怨恨教师,进而荒废学业。《学记》指出,教师除了要有“记问之学”外,还必须掌握“言语”和“听语”的本领。在“言语”方面要求教师达到三个条件:“约而达”,就是要求教师的语言要简明扼要;“微而藏”,是要求教师语言精辟,能深入浅出地表达;“罕譬而喻”,就是要求教师表达通俗易懂。在“听语”方面,《学记》对教师同样提出一定要求。“听语”是指教师要善于倾听学生提出的问题,随时给予解决。而“听语”又体现在“善问”和“善待问”两个方面。把“善问”比喻为攻坚木,认为“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指明了教师向学生提问应从易到难,深浅得当。把“善待问”比喻为撞钟,认为“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则小呜,叩之以大则大呜,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意指提问学生问题,应做到从容不迫,多少适宜,量力而行,因材施教。《学记》中强调“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实际上要求教师掌握正确的教学方法和娴熟的教学技能,具有高妙的教学艺术,达到教学相长。
教师在提高自己专业水平的基础上,用心研究怎么教会学生,通过善教、善喻的教学实践,逐步实现从“教多”到“教少”的变化,学生才能“安其学”,才能“亲其师”,从“怨学”到“善学”,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形成教学互动的师生关系。
2.“继其志”与“乐其友”
教师对学生的严与热爱是辩证统一,严爱结合,爱严相济,才能真正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严格要求与教师的示范作用紧密相连。教育学生应该做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人,教师先树表率。如果教师胸怀坦荡、作风正派、艰苦奋斗、言行一致、举止优雅、满腹经纶、廉洁执教,在行为中给学生做出榜样,学生就会自觉地亲近老师,信服老师,自觉地向老师学习。正如《学记》中说:“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意思是优秀教师不仅要使学生吸取知识才智,更要引导学生仿效教师的优秀行为,承袭教师的崇高志向。
《学记》提出:“凡学,官先事,士先志”,意指教学活动中,教师首先要目的明确,忠于职守。教师只有具备崇高理想,才会对教育事业无怨无悔,孜孜以求。当代的教师道德仍然要求大家在工作中持之以恒、严谨治学,正确对待知识的学习和传授。教师不耻下问,探求学问永不满足,永不止步,达到“教学相长”,这反映了教师探索科学真理,对学生认真负责,是《学记》的训诫,更是教师职业的需要。
在师生友好平等的关系中,教师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保持良好的情感,为学生的发展无私付出,学生才会亲近他,尊敬他,也必然敬仰他,效法他,从而建立起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达到“乐其友而信其道”。
首先,教师必须具有广泛的兴趣。《学记》要求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不要局限于学校之内,课堂之中,要“学操缦”(学音乐)、“学博依”(学文学)、“学杂服”(品德养成)、“兴其艺”(增长才能)。就是说教师对学生、对教学内容,以及对文学、艺术、生活等都要具有浓厚的兴趣,以影响学生积极的学习态度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极大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其次,教师必须保持积极的情感。教师的情感对学生有直接的感染作用,教师的肯定性情感引起学生的肯定性情感。只有教师的情感融贯于教学和学生本身,学生才能产生肯定的情感反应,而乐与学习,亲近教师,也即“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
以上从四个层次分析了《学记》中的师生关系论,毕竟《学记》是二千多年前的历史文献,其内容免不了带有历史的局限。然而,我们掸去历史的尘埃,采撷其中闪光的部分,将对我们当代的教师职业发展、师生关系建设提供历史的基石。我们不是按照完美主义的要求来规范我们的老师,只是本着温故知新、古为今用的原则,不断探索和挖掘,努力修养自身,教书育人,做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业绩。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学记》中存在着一些不科学,不合理的内容。尽管如此,作为教育学专著的《学记》,仅本文中所列举的理论就给予了我们莫大的指导和启示,而且对于教育教学的指导意义必将是深远的。我们在学习和领悟古人的聪明智慧和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之时,更要对其批判地继承、运用、发展教育思想,为祖国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服务民族复兴的大业和四化建设的宏图。

学为人师严律己，细微之处扬师道。
—— 瞿林东

是呀，这几天西安一直下雨，我都穿羽绒服了～

行将消逝的背影：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土视景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月17日18版；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吴晓东。
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乡土性

　　在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格局中，乡土和都市的对峙构成了重要图景。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乡土与都市这两极的互动与冲突。而在这两极中，更具有主导性的堪称是乡土世界。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创作于40年代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即揭示了中国社会的这种乡土性特征。
　　在《乡土中国》第一节的《乡土本色》中，费孝通开宗明义地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不仅仅指中国是一个具有广袤的乡土面积的国度，也不仅仅指中国的农业人口占据国民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同时也意指乡土生活形态的广延性和覆盖性。就是说，乡土性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以及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的影响是基本的乃至全局性的，乡土形态不仅仅局限于农村地区，甚至也波及和覆盖了都市。中国的许多内陆城市也堪称是乡土文化的延伸，当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经成为所谓的“东方的巴黎”，成为“冒险家的乐园”的同时，北京仍被看作传统农业文明的故乡，被研究者们称为“一座扩大了的乡土的城”。作家师陀在40年代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分类：“中国的一切城市，不管因它本身所处的地位关系，方在繁盛或业已衰落，你总能将它们归入两类：一种是它居民的老家；另外一种——一个大旅馆。”（《〈马兰〉小引》）在师陀眼里，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大旅馆，是漂泊动荡人生如寄的象征；而北京（北平）则是“居民的老家”，是温馨的乡土，是心灵的故乡。尤其在土生土长的作家老舍的眼里，北京是魂牵梦绕的永远的乡土，是“家”与“母亲”的象征。30年代的老舍，在游历了欧洲几大“历史的都城”之后，写了一篇有名的散文《想北平》：
　　就伦敦、巴黎、罗马来说，巴黎更近似北平，不过，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的感到寂苦。巴黎，据我看，还太热闹。自然，那里也有空旷静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旷，不像北平那样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使我能摸着——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
　　老舍道出的正是北京的乡土特征：一是静寂安闲，有“小儿睡在摇篮里”般的家的感受，不像上海这类大都市有高速的节奏，而可以一整天坐在石上背靠城墙看风景，生活相对轻松。二是接近自然、田园与农村，有“采菊东篱下”的隐居情境，其中包含着田园牧歌般的文化价值底蕴。这些都昭示了在20世纪工业文明日渐进逼的过程中，北京的乡土背景依然可以构成文人们的心灵支撑与价值依托的基础。它是“最高贵的乡土城”，是乡土中国的一个缩影。
　　以沈从文、废名、师陀、汪曾祺所代表的京派文学就是诞生在北京这样一个“最高贵的乡土城”中。这些现代中国文学的大师们生活在北京，魂牵于乡土，他们在文学中塑造的京派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乡土文化的经典性象征。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师陀的果园城，废名的黄梅故乡，萧红的呼兰河小城，汪曾祺的故乡高邮……都是20世纪乡土文化的典型缩影。从沈从文的《边城》到汪曾祺的《戴车匠》，既代表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优秀的那一部分，同时也在文学中忠实地映现着中国文化的乡土性。
　　理解了中国文化的这种乡土性，理解了费孝通先生所谓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句著名而经典的论断，就多少理解了为什么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学创作会与乡土世界结下不解之缘，为什么中国作家都魂牵梦绕于自己的故乡。
　　

学术根脉，薪火相传。成一贴吧，以不负时代之使命。愿史学吧生生不息，刚健有为！